当时，延安八路军总部有一个负责修建延安机场、接待来往飞机的航空组，成员是常乾坤、王弼、刘风等一些曾在苏联学过航空的同志。于是，中央组织部以该组成员为基础，从中央党校、自然科学院，以及我党派往国民党空军学过航空的干部等，共抽调干部30余人，分两批派往东北组建东北航校。出发前，8月30日，刘少奇同志接见他们，并指出：东北是日本关东军经营了10多年的基地，那里有较多的航空器材，是我党着手筹办航空事业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把你们派到东北去，先摸清情况，接收航空器材，为创办航校做好准备。任弼时同志说：你们肩负着创办一所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民空军航校、为我军建设培养一批种子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意义十分重大。白手起家办航校，一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总”。

常乾坤、王弼是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去学领航、机械的老同志，为党创办航空事业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夙愿，他们坚决表示，遵照中央的指示，一定完成好这次光务。1946年9月，王弼率领第一批干部刘风、吴恺、魏坚和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人员等20余人。先后从延安乘飞机和步行出发到张家口后，由王弼暂留张家口组建航空站，吴元任负责航空站工作。九月下旬，刘风等人经热河到沈阳。魏坚、吴恺、林征等人于12月到阜新。

1945年8月，一架汪伪空军双发运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飞，准备飞往延安，驾机起义的机组人员蔡云翔（原名周致和）、于飞（原名黄哲夫）、张华（原名赵乃强）、顾青（原名管序东）、田杰（原名黄文星）、陈明球（原名沈时槐）6名空地人员，飞张家口着陆时，右起落架折断，不能继续飞行，亦随刘风同志一道步行到了东北。刘风、蔡云翔同志率领的第一批人员到沈阳后，按照东北局的指示，除了接管由林弥一郎带领的日本飞行队外，还派人到营口、大石桥、鞍山、辽阳一带，搜集了日本遗弃的十几架破旧飞机和航空器材，于冬季一并运往吉林省通化市。

1946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四平，学校迁至牡丹江。俗称牡丹江东北老航校。平坝人张有谷，也从云南空军司令，调往东北老航校任副校长。校长刘亚楼，吴元任任第二飞行队队长。

抗战结束时，东北局势不稳定。航校在迁移途中，经常遇到土匪的袭击，伤亡损失很大。航校迁移专列到达了宁安。宁安距牡丹江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由于连接两地的铁路桥被土匪破坏，运输只能用人力。在达子香开满山岗的时候，东北航校终于在牡丹江市西南郊日军留下的海浪机场安了家。

经过多次搬迁，学校损失很大，飞机破损严重，机械班的学员只得边学习边维修。他们甚至创下了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打气的世界空军史奇观。

就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就出了这批特殊的空军人才。很快，多数学员都能独立维修飞机了。当时，国民党空军经常派飞机进行轰炸。为了避开敌机的偷袭，航校凌晨二三点就起来准备早飞。

1948年3月，东北航校迁山回牡丹江后，这里一年中，航校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王弼、顾光旭等人组成攻关小组，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在牡丹江成功制造出了第一架“八一”式滑翔机，并且首飞成功。

1949年3月，党中央为壮大航校力量，建立了人民空军。“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由牡丹江迁往长春。不得不说，牡丹江那方水土，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常乾坤率领的第二批航空骨干吴元任、李汉、孟力等20余人，于10月15日从延安出发，经热河，于12月到达阜新，同先期到达该地的魏坚等同志会合。随着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严重形势，在阜新的这30多名干部亦撤往梅河口，然后到吉林省的通化市。常乾坤、王弼同志到本溪向东北局报到请示，彭真同志指出：要尽快赶到通化，筹建航校，注意争取日、旧航空技术人员，埋头苦干，培养干部。

林弥一郎带领的飞行队向我军投降后，东北局决定由刘风、黄乃一、蔡云翔等把该队收编为“东总”航空队。接着，又派出一批干部组成若干小组，分赴丹东、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北安、齐齐哈尔等地有机场的地方，继续收集各种缺不全的飞机和零配件、汽油等。这批同志不分昼夜，不顾个人安危，把收集到的航空器材用挑运、牛车、马车和火车等運输工具，运送到了通化。经过大家两三个月不畏艰苦、不惧严寒的紧张工作，在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几乎走遍了北满地区的所有日伪机场，共计收集了日本各类型飞机100余架（其中近一半比较完整）、发动机200余台，仪表零件100多箱，油料近千桶。着实为组建航校准备了物质基础。

在这期间，航空队人员亦逐渐扩大。“东总”派来了一批负责干部，其中有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同志。又从当时在通化的抗大山东分校选调来100名学员，其中有林虎、张积慧、徐登昆、吉世堂等，到航空队学习。在南京参与筹划蔡云翔起义飞延安的白起（白景丰）、吉翔、秦传家（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等同志，亦经苏北解放区来到了通化。

“东总”根据航空队的干部学员有了“摊子”、航空器材有了“底子”的情况，于1946年1月1日决定把航空队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任命通化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兼任航空总队总队长，政委吴溉之兼任航空总队政委，白起、林保毅为副总队长，黄乃一、顾磊为副政委，白平为政治处主任。航空总队下辖教导队、民航队、机务队、修理厂。后来，又任命常乾坤为航空总队总队长，王弼负责机务工作。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建，“东总”于同年3月1日决定在航空总队的基础上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任命常乾坤为校长，吴溉之兼政委（5月，“东总”任命王弼为政委），白起为副校长，黄乃一、顾磊为副政委，蔡云翔为教育长，白平为政治部主任。航校设政治部、校务处、训练处、供应处、学员大队等机构，全校630余人，有各种日式飞机40多架，其中30多架略加修理就可使用。

航校成立以后，选调了张宪志、丁志远、高云峰、候书军、乔瑞贞等39名学员组成第一期机械班。从此，开始了地面航空理论训练。

航校初建，校领导与教官一起亲手自编了《航空学教程》、《飞行原理》等教学参考资料。航校的飞行教官中，有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也有日籍飞行员，语言上有很多障碍。学员的文化层次也有很大差异，教学难度很大。大家通过各种办法，克服困难，在试飞初教机失败后，校领导及时征求各方意见，做出停飞初教机，直飞“九九”高练机的决定。为使一部分人能早日驾机起飞，学校立即成立了飞行员训练班、飞行一期甲乙班和飞行一期机械班。其中训练班有刘风、吴恺等21人；甲班有姚峻、吴元任等12人；乙班有林虎、张积慧、刘玉堤等31人；机械班40人。毕业后，王海、邹炎等人又参加了第二期飞行班的学习。

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封锁，飞行用油极为紧缺。航校通过反复研究试验，对发动机喷油嘴进行改造，成功地解决了由高纯度酒精代替油料飞行，并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就在1946年的7月1日，在教官带飞还不足12小时的情况下，吴元任便独立驾驶着“九九”高练机，在没有初教机飞行经历的情况下，直冲蓝天，成为了航校学员中的单飞第一人。

吴元任到东北老航校继续学习。由于东北老航校没有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校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直接上高级教练机。可由谁来作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当年新疆航空训练班的教员常乾坤此时已是东北老航校的校长了，他考虑到吴元任在新疆航空训练班时就开始学习飞行理论，航空知识学得扎实，就让吴元任承担放单飞的首飞。吴元任学习航空理论多年，只是没有机会摸到飞机，现在飞机就在眼前，他早已跃跃欲试了。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仅仅由教员带飞了12个小时，就勇敢地独立飞行了。他是东北老航校所有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12小时后独立直上九九高教机，此壮举一举打破了国际上航空教育培训的先河。

正当航校准备在通化开始飞行训练之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犯东北。几十万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由美帝国主义用军舰、飞机帮助运抵东北以后，相继侵占了沈阳、鞍山、铁岭等地，矛头直指四平、长春，形势骤然恶化。“东总”在抚顺召开会议。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决定通化地区的所有军事学校立即向北满转移。航校受命于4月中旬开始，迁到了牡丹江。5月，组织了10名教员开始飞行训练，他们是：刘风、魏坚、吴恺、张成中、许景煌、谢挺扬、于飞、张华、秦传家、顾青。六七月间，接连发生了吉翔、蔡云翔的一等飞行事故，加上东北战局进一步紧张，国民党军队已侵占了长春、吉林等地，其前锋部队已抵德惠以北的松花江畔，故飞行训练亦受到干扰。7月，挑选了一期甲班12名学员，他们是：吴元任、龙定燎、阮济舟、李熙川、姚峻、张风岐、吉世堂、孟进、张建华、刘耀西、翟满绪、于希和，开始进行飞行训练。8月，“东总”批准航校转移到密山县的东安。

航校迁东安后，进入冬季，结束飞行训练。这时，又由新四军选派了100名学员来到航校。随即又选调了57名学员组成第二期机械班。

按照中央建空军必建航校的要求，东北航校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在我党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初期阶段，收集大量的飞机、器材和油料，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缺乏经验，思想认识不一致，存在不少问题。但所有参加创建航校的同志们牢记党中央“一定要把第一所航校办好”的指示，下定决心，以不屈不挠的气概，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东北老航校的组建，在中国人民的航空史上，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一步。(未完待续）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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