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刘亚楼在召开的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创造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指示，并对空军的使命与任务作了具体阐述。刘亚楼说：“我人民空军当前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执行歼灭残敌的作战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参加打定海、金门、台湾，歼灭逃避到这些岛屿上的残敌，解放全部国土，统一祖国。因此，航校教育实施的时间是很紧迫的，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教育准备工作。往往是房子、机场还没有修好，课本没有编好，从各方面调来的干部还没来得及谈话、征求意见，就分配下去了，真是打起锣鼓就开学。目的是为了早毕业，早出战斗力，迅速组成能够使用、胜任作战任务的航空兵部队。另一方面，是为了执行巩固国防的长远建设任务。这与消灭残敌的当前战斗任务是紧密相连的。

空军的建设工作，是处于从头做起的阶段，而且是在我们国家工业还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财政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因此，贯彻执行这一繁重的任务，要克服许多困难。我们全体空军同志，一定要兢兢业业，从头做起，为空军的长远建设打好基础。”

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歼灭残敌，也加紧了战略部署和扫清外围的作战行动。1950年4月17日，第四野战军胜利登陆海南岛，22日解放了海口市。接着，第三野战军又于5月18日攻占了舟山群岛。但蒋介石的余部仍固守着上下大陈岛、马祖、金门等沿海岛屿和台湾岛，并从这些基地出发，不断从海上、空中骚扰破坏我沿海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全国人民、全军指战员热切盼望尽快组建空军作战部队，参加解放上述岛屿的战斗，使沿海人民，特别是沿海各大城市的人民，早日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在举国上下的期待中，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终于诞生了。

1950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空军上报的组建计划，决定以各航校速成班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和第一期培训的地勤学员为主要骨干，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第四旅。为什么第一支部队的番号要从第四开始编呢？原来，刘亚楼司令员向中央军委建议，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最好作为荣誉保留给在今后的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使用。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因而新组建的空军部队师或旅，都是从第四、第三编起。

7月1日，以步兵第九十师师部为基础，在南京组成空军混成第四旅。该旅下属第十、第十一歼击团，第十二轰炸团，第十三强击团，基本上是两个航校毕业的速成班飞行员和第一批培训的地勤人员，合编为一个团。其中第三、第六航校的编成第十歼击团;第四、第五航校的编成第十一歼击团;第一、第二航校的编成第十二轰炸团。第七航校为主编成第十三强击团。

中央军委任命了混成四旅的旅、团主要干部。聂凤智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委，周长胜和刘善本任副旅长;夏伯勋任第十歼击团团长，王学武任该团政委;方子翼校长兼任第十一歼击团团长，张百春任该团政委;刘忠惠任第十二轰炸团团长，丁志敏任该团政委;谭友福任第十三强击团团长，葛振岳任该团政委。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东北老航校的人员走向全国，一分为七，先后组建了七个航校，中央军委同时任命了接班的航校领导干部。其中吴恺任第一航校校长，王文任第二航校政委，黄玉昆任第三航校政委，吴元任接替方子翼，先后任第五航校副校长、校长，张少虹任第六航校政委。中央军委和空军要求，在5月份内完成组建部队和空、地勤人员的交接工作。

吴元任被派往山东济南，担任第五航校的组建和领导工作，到济南后，他即向将兼任第十一歼击机团团长的方子翼校长，全面了解第五航校速成班飞行员训练和地勤人员的军政素质情况，共同选定合编后团机关和飞行大队、机务大队的各级干部，并商定人员移交的具体日期和方法。

第五航校速成班毕业共15名飞行员，他们在拉—9战斗机上平均每人飞行约30多小时，已完成了特技、编队、航行、空中照相、地靶射击等主要科目。此期间，培养了一批能飞善战的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如张积慧、韩德彩等。首批毕业的地勤学员约100名，他们已能单独担负拉—9战斗机的维护任务。

六所航校的速成班毕业空勤人员共137名，其中飞行员78名，领航员20名，通讯射击员39名。首批毕业的各类地勤人员共527名。这批毕业的空、地勤人员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质量高，绝大多数从部队选拔，经过战场上生死搏斗的严峻考验。空勤中，从部队选调来的占91.5%，青年学生占8.5%。空勤中党团员占95.8%，地勤学员中党团员占70.4%。再就是技术基础在全空军是最靠前的。他们先在东北老航校进行了日式飞机训练，已经毕业，然后再被分到6所航校进行改装突击训练，虽然都是速成的，但他们实际上已经达到苏联航校毕业的技术水平。为适应今后培训飞行员的需要，中央军委和空军同意各航校在这137名空勤中各选调两三名留校任教员或其他领导工作。第四航校当时留下了于飞、李维义、慕宗惠3名同志，任学校大队、中队干部。

5月14日，第五航校速成班举行了毕业典礼。接着，就乘火车到南京大校场机场报到，第十歼击团则在徐州机场组成，并按新建制进行紧张的战前训练。8月又转到上海江湾机场，改装米格—15喷气歼击机。可以说，当时的混成四旅，集中了空军早期航空骨干中的大部分精华。该旅在抗美援朝中，成了朝鲜空战中的重要骨干，其中部份骨干成长为空军的高级干部，有的还担任了空军主要领导。

据第五航校前任校长方子翼回忆：1950年4月6日，“空司”来电说:“刘亚楼司令员7日上午乘里—2到五航校(即原第三驱逐航校)视察。”我当时在第五航校担任校长，接到电话后，我和吴元任副校长一边商量，一边加紧布置，一边揣摩起来:据我们对首长的了解，先听汇报，再实地考察，两相对照，才知虚实，是刘司令员的工作方法和一贯作风。刘司令员大概是觉得苏联专家和我们这些中国校长都是首次接触，互不了解，而且光听我们的汇报未可足信，所以才要亲自视察。

次日一早，我和吴元任早早到机场，准备迎接刘司令员。一到机场，见到苏联顾问杜洛夫同志已经在那里了。他对我说:有一个学员应该淘汰。我问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决定。他说，那个学员训练已经有两个来月了，其他的学员都掌握了单飞技术，而他现在连飞机的飞行状态都保持不好。我就劝他说，有的人接受较慢，多带飞一段时间，有可能就飞出来了。杜洛夫同志不满意我的回答，生气地说:“我刚才亲自带他升空考查过，凭我们的经验，他是飞不出来的，何必浪费油料和器材呢？不信，你自己考查去。”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想，我今天是来接待刘司令员视察的，要是我升空带飞，那准误事；不升空吧，又没法考察这位学员的能力。但又一想，刘司令员的座机不一定来得这么早。于是我还是选择了带着那个学员起飞。在空域，经过实际考核，我发现那位学员确实技术还不过关，不仅各种动作不符合要求，而且连方向和速度都保持不好。我这才相信了杜洛夫同志的话。

在返航途中，我发现刘司令员的飞机已飞到机场跟前，进入着陆航线，我觉得要误事，但也不敢抢航线，只好跟在刘司令员的里—2的后面着陆。我下飞机时，刘司令员正在队前对学员讲话。我上前喊了声:“报告！”刘司令员没等我说话便迅速转过身来，严厉地对我喝道:“你到哪里去了？司令员来了，当校长的都不来接！”

我只好实话实说:“我是一早来接您的，苏联顾问同志说要淘汰一个学员，我不同意，他要我自己考查，我就到空中考查学员去了，刚才在您身后降落的就是我。”

刘司令员听到这里，严厉的表情缓解了不少。他叫学员们解散后，把我拉到旁边说:“原来刚才前面是你在飞。嚯，我三天跑了六个航校，北边的五个航校都没有人飞行，上次到北京开校长会议也只有你是自己架着飞机去的。太好了。不如这样吧，你把工作交给吴元任副校长，专门飞行，把学员4个月的课目在一个月内突击飞完。”接着刘司令员又放低了声音说:“飞完了带领部队打仗去。军委决定要打舟山群岛，打定海机场。空军马上就要成立飞行部队，等速成班的学员毕业就成立战斗部队。初步准备成立一个包括驱逐机、轰炸机、冲击机的混成旅。到时候，你可以去兼一个驱逐飞行团的团长。”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说:“不要对别人讲！”说完后，刘司令员要我和杜洛夫同志领他到营区走走。我们把校政委王绍渊同志和参谋长杨子廉同志叫到一起，陪着首长来到营区，先视察了训练处及各种教室，接着看了苏联专家的宿舍、学生营的宿舍、供应处及其厨房、食堂、卫生所、仓库，最后又细细查看了飞机维修厂、工作人员宿舍。

在校办公室休息区，刘司令员对我们说:“从去年11月开始筹备到今天，不过5个月，我们自己的一批崭新的航空学校迅速地建立起来了，能够达到今天这个规模，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很不容易。这主要是有苏联专家的实际参与和具体指导的结果。杜洛夫同志，苏联专家功不可没啊！当然，还与所在军区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援以及航校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这个历史不能忘记，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把航校建设得更好！听完首长的讲话，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杜洛夫同志走过来，问我准备拿出多少钱请刘司令员吃饭。我想都没想地回答说，请刘司令员吃空勤灶就是了。

杜洛夫同志一听，摇着头打断我说:“不行，按我们那边的规矩，上级首长来了，下级军官要自掏腰包请客。”我说:“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规矩，再说我也没有钱请首长。”杜洛夫听了觉得不以为然，接着问我:“您一个校长同志，把钱留着干什么？不好意思，我问您每月领多少工资？”我告诉他，每月8万元(旧币)。杜洛夫同志听了很诧异，以为我的俄语数字说得不准，便问翻译同志。翻译同志回答说:“方校长说得不错。”我接着问:“杜洛夫同志您每月领多少工资？”杜说:“800美元。”我一听，不禁“噢”了一声。但随后一想，觉得既然他提出请客，挣得又这么多，不妨让他出钱，于是顺水推舟地说:“还是同志您有钱，您请客吧！”杜洛夫倒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中午，杜洛夫同志真的掏钱请刘司令员吃饭，还邀我和吴元任作陪。席间，我们心里觉着不踏实，忍不住告诉刘司令员，这顿午饭不是我，而是杜洛夫同志掏钱请的。刘司令员听了并不感到惊奇，淡淡地对我说:“我知道，要是你请客，就一定会在办公室里吃饭，这是人家苏联同志的规矩。”看到我不自然的表情，刘司令员不无幽默地对我补了一句:“苏联同志有钱，他们在中国当顾问，我国付给的是专家费，他们国内还照样发原薪。”

送走了刘司令员，晚上，在校领导干部碰头会上，方子翼校长传达了刘司令员的指示，把航校工作移交给了吴元任，自己则集中精力专抓飞行训练、组建飞行团等工作去了。飞行团集中25个飞行日，从基本驾驶技术开始，飞航线起落、空域特技、双机编队、三角航行、地靶射击、照相攻击、格斗空战等课目，共飞94架次，100小时。

方子翼，曾任空军第五航校校长，空军团长、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长，曾指挥空四师多次大败美国空军。1955年，方子翼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9年，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谜团：由26架不同机型飞机组成的空中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
初次亮相、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前来观礼的外国记者们纷纷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条重大新闻。
据吴元任回忆：1949年6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为了庆祝开国大典，尚未正式组建的空军也要提前亮相，接受检阅。
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接到命令后，迅速从东北老航校等地，抽调了29架各式各样的飞机集结北京。遗憾的是，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尚未起步，这些飞机全部由外国生产，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为了阅兵式的安全，航校从这些飞机中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5种机型、共 17架性能相对稳定的飞机，编成了6个空中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当时被编在受阅飞行大队第5分队，曾驾驶C46运输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他对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情景记忆犹新。姚峻介绍：歼击机P51飞得比较快，它通过后大概再绕了这么一圈回来，正好跟着后面这些小飞机再通过一次，所以从地面看是26架。
毛泽东主席带领军队在地面上打了22年的仗，吃够了天上对手的苦头。一直渴望组建自己的空中力量，这一梦想，在这举国欢腾、举世瞩目的时刻终于实现了，他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朱德总司令更是兴奋，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才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仰望着属于自己的机群，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神采飞扬。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则大惑不解。当天夜里，他扔掉手中的报纸，询问身旁的蒋经国：“苏俄人说，除了在莫斯科，从没有见过这样宏大的阅兵式，是真的吗？他们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这些从天安门上空飞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正是刚刚筹建的东北航校各飞行队挑选出来的优秀飞行员，他们都是吴元任和他的战友。而此时，中国人民空军尚未诞生。在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还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直至新中国诞生后的第四十天——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正式宣布成立。从此，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有空无防的国家！(未完待续）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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