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美 || 大地上的灯火

那晚，我从似睡非睡的状态清醒过来，是因为有一袭一袭的黑影子进了门，进到灯光的世道里。

我睁开眼睛，半靠在床头。他们已经靠窗站着，或站在最里面的病床旁边。来人有六个，他们的神色，就像此来，要谈一件关乎命运的事。寒暄过后，其中某个年长一点的人先开了口，对着坐在床边的主角，就是那个伤了手指头的男子。绕山绕水过多铺垫之后，他的话浓缩下来的意思是：兄弟你看，我们请你帮忙，没有想到害得你少掉了一根手指头。我们来的意思是，想问一下兄弟你，除掉医药费，我们要赔你多大点钱。“是，哥你说个数目，我拿不出来我去借。”这两天陪护伤者的那个兄弟应声附和。伤到手指的男子表情平静，神态安详，像一尊菩萨倾听人世，随人家怎么说，始终没有插话。说话的人愣了那么几秒，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应该少绕几道弯，于是，他的话收了尾。整间病房安静下来，等伤到指头的男子发话，那种静，几乎要把病房里的负氧离子给静死掉。

伤了指头的男子认真闻着一支烟，然后，他略显忧郁的大眼睛过了一遍站在床边的人，开了口。大意是：请我去帮忙，是乡里乡亲的看得起我的木工活路做得还顺眼，这是个体实（光彩）的事情。我的手指头少掉两道骨节，我只能讲是老天的安排，我不要哪个赔什么钱。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干脆得像豆子跳进铁锅：“赔多少钱，手指头也买不回来。赔多少钱，拿给哪个也吃不起一辈子。”他讲完，把烟叼在嘴里，叼烟不点火的样子，像矮小版的周润发。

事情的结果明显在意料之外。你看，来人的表情从庄严转为怡悦，他们通通不好意思起来。之前开口谈事的人突然口吃，他连说：“呀，呀兄弟，我们是磕头碰着天了。”至此，病房里的空气也跟着活泛起来了，好多负氧离子在奔走相告。这时候，陪护的那个兄弟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半点儿兴奋，倒是迅速揩了两把眼泪。确切说来，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看见，一个人流泪是因为被宽容。伤着指头的人嘿嘿一笑说：“不怕得啰，只是讲，下回我跟你喊拳，伸出指头来你莫讲我犯规哦。”随即，屋子里被笑声充满。

来人跟那个陪护的兄弟都走了，病房像退潮的海滩恢复了宁静。而病房里的三个人，各自心头的潮水却难以退去。我想开口说点什么，来打破这种宁静。不知道为什么，张开嘴却没有说出来一个字。事情已经那么清楚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么。可真正的，我的确有话想说想问。中间病床上是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子，她百分之百跟我有同感，她侧过头来看我，然后，我们两个都望过去，望向伤着指头的男子。谁会不懂我们的意思呢，他像是跟我们说，也像是跟他自己说：“抽杆烟克！”“克”字，拖起长长的尾音。他出去之后，我们小声嘀咕，说他很看重乡里乡亲的情分，说他不是见利忘义的人，当然，也惋惜他少掉一根指头。没过三分钟，中间病床上的女子下床拉开门张望，我也跟着去望。他站在走廊尽处的窗户边抽烟。那会儿，走廊上所有的灯，仿佛只为了照耀一个人，照耀他矮小的背影。

再坐回病床，我开始揣度，那抽烟顺带看满城灯火的人，他的内心是不是孤独的、苍凉的，他会不会有一种悲壮或者坦荡之感，他有没有后悔，后悔他说的那句话，“赔多少钱，哪个也吃不起一辈子。”我想起来一句诗，“骨气，是骨头里的钻石”，钻石与灯火都喜欢照耀人世。莫非，他就是那种傲骨藏钻石的人？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让我这几近枯死的内心，有了一点点返青的迹象。

他回到病房，我们三个人聊天，成了必须要有的程序。

他媳妇腿脚有残疾。前些年，他妈瘫痪在床好几年，因此，他没有办法出门打工。两个娃娃都考到了县城的高中读书，学费生活费，他卖猪卖鸡卖洋芋卖苞谷凑。因为他妈住过几回医院，也因为他的两个娃娃开销大，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穷。因为穷，他家成了全村唯一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可惜的是，就在快要搬家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他们一家四口成了这座城的新市民之后，他媳妇在小区门口烤洋芋卖，他当保安，还兼职做了一份打扫小区卫生的工作。两口子忙下来，一家人的开销，勉强能维持。

几天以前，儿时的玩伴打电话来，请他回村上去帮忙做两天活路，于是，他请同事带了两天班，回到了离开了小半年的村庄。手指头被切下来的时候，他捏着伤口奔命一样往村口跑，跑向公路。那请人帮忙的主人就是陪护他的那个兄弟，把断指头放在一个小碗里，端着碗跟着跑。跑着跑着那兄弟摔了一跤，碗碎了，指头甩了出去。多少人找，几乎把草皮翻过来，那根断指始终也没有找到。他说，这几天他过细想过，那兄弟怎么可能不跌跤呢，哪个端着一截血糊啦啦的手指头心头不毛。那截指头不是甩到树上去了，就是甩到五六米以外的一块瘦水田里去了。

“管他甩到哪点克掉，反正人住到城头来，不可能一根纱都不留在村上。”他叹了一口长气，又抽出来一支烟在手里把玩儿。真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这句暴露了他性情的话了，他是一个细腻的人，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这样的人，即使是我认为看懂了一点他，而实际是，我看出来的他的那点悲伤，还不及他实际悲伤的百分之一。我所感受到的他的坦荡，有可能仅仅是他坦荡的万分之一。拖家带口离开几辈人打磨过的大山，离开埋葬父母的那块土地，离开了那些鸟雀和瓜豆，离开了阔阔的荒草，卖掉了所有的鸡鸭，他的内心，肯定会有一种故土难离式的喊不出疼的疼痛存在。这种喊不出疼的疼痛，多年以前，那个雪花莅临乌蒙草原的早上，我就深度体会过。

过后，他跟我们聊起他家的大黄狗。搬家进城的时候，大黄狗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一样，它那么害怕自己不如那些锅瓢碗盏桌子板凳，它几次想往小货车上跳，始终没跳上去。他说他本来没有那么难过的，那条狗的样子，让他差一点当着众人淌眼泪。他担心狗跟在车屁股后面撵是一种惨道，还没有搬完家什，他就把狗拴在了堂哥家的院坝里，任凭狗怎么叫他都没有回头。他绘声绘色说出来的故事，我们听得实在难过。病房里又出现短暂的寂静，不过，那种静，我觉得是一种声援，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回应。然后，中间病床上的女子安慰他，意思是，不管咋个，你们一家人毕竟当上了城市人，城头比乡下好找事情做，日子百分之百比原来好过得多。他说进了城，只要人不尖馋吃懒，每个月都有进账，就好比一个池塘有活水淌进来，养得起几尾鱼几尾虾。然后，他话锋一转总结道：“只不过，搬家进城归根结底是因为穷老火掉了，咋个讲，这种原因，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

如果不是因为贫穷，从村民到市民，或许能称得上是一个华丽的转身。他那么看重搬家的原因，虽然这种原因造就了满意的结果，但是原因总归是原因，它始终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令他羞愧。对于他的心事儿，真的，你无法用贫穷带来的结果去抵消贫穷本身，抵消曾经作为全村最贫穷的贫困户的事实，继而妄图抹平贫穷留在他心上的疤痕，这原本就是两回事，这原本就是他的两种生涯和两种感受。因此，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来为他的这句话打一下圆场。

病房里又出现尴尬的寂静了。有可能是为了打破这种寂静吧，他比划着少掉指头的那只手，左看右看自顾笑出声来，他说他那只手，适合喊拳的时候出“三朵梅”“三多多”“桃园三结义”。他勾上大拇指甩手，一下一下往外甩，怎么甩都是三。我们都笑，仿佛人世的苦楚，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拿来取笑的笑柄。只是在这之后，他说的那句话又让我有些难过，直到今天，一想起来心头还会隔落。收住笑容后，他脸上出现难得的伤感，他说：“过细想下来，我对不住埋在山上的爹妈，对不住变成菜地的那所老房子，也对不住那几亩爹妈刨熟络了的地。还有，我连一条看家狗都对不住。我那半根手指头，是赔罪克了。”他抖烟盒，抖了一支烟出来，就又出去了。

彝族诗人阿若阿布有诗云：“在被反复遗忘的故乡，总有一些过去，不会一走不复返。”这首诗的名字叫《海浪是确实存在的》，那一刻，我真的就想起汹涌的海浪了，“只不过它没有出现在海面”。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我无法确定，他的心是否在流血。等他再回来，等我们的聊天进入尾声的时候，窗外，已经是凌晨一点的灯火了。这回，是我望向那些流萤了。这时候，月亮山上的大月亮已经停止发光，是的，它该歇歇气了。世上的月亮，无论天生的还是人造的，总会有阴晴圆缺的时候。月亮如此，人与故土如此。好在是，夜越深，满城的灯火越亮。每一盏灯火，都让黑夜多出了一处亮点。

一大早，清洁工进病房打扫卫生，我猫着腰站到走廊上。那个壮实的妹子，正搀扶她妈慢慢走路。那妹子的鞋跟太高，让我感觉她如果学跳芭蕾，脚尖的功课可以不用做了。也应该情有可原吧，你看，她的个头那么矮，如果鞋跟不高，她浅粉色的风衣必定要扫大街去。她脸上的粉厚得要命，她的口红红得像刚刚喝过鹅血。冒着热气的鹅血据说可以治风湿，我小时候喝过，喝完我照过镜子，嘴就是这种款式。她跟哪个都笑盈盈的，她喊我姐，问我好点没得。

说起来挺冤的，我的胯骨碰在办公桌的角上，当时疼了一阵，没成想过后，因为自身凝血功能极差，那碰过的点儿一直在缓缓出血。三天过后，小腹左侧鼓出来一个包。包逐渐变大，轻轻触一下就疼得恼火。我住进了医院，躺进了医生的检查室里。医生把包划开，抓了一把成块的血给我看。之前打了一针麻药，可是医生才开始挤那包里的血，我就疼得大喊，几次要坐起来。穿粉风衣的妹子不知道哪时候站在门口，我喊疼的时候她往里冲，高跟鞋“得得得”地磕地板。她说：“姐，你咬起牙巴骨就抵得住了。”“出去！站在门口去！”医生的口气，有一种不可置疑的威严感。她折转身子站回门口。

挤完包块里面的血，医生用镊子往里塞纱布，一小叠一小叠的纱布塞进去，为的是压迫一直不见停止的出血。我喊声惨道，医生被我喊火戳了，开始数落我。大概的意思是，有个读高中的小姑娘被课桌角碰着，人家跟你这个情况一模脱壳，但是人家坚强得很，根本就没有像你这样咋惊。我开始哭，眼泪滚豆子儿一样。门口的她又往里冲，她求医生：“给可以再打一针麻药？”医生说麻药不是舍不得打，是多打对身体不利。这回，医生明显比原先更火戳，又把她给“请”了出去。然后，医生再用力塞纱布的时候，我疼得一下子坐起来，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僵尸一样。她冲了进来：“造孽了，你攒劲掐起我的手膀子，看给抵得过克。”她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一只手搂住我，就像要把她亲姐姐的疼用心口的温度捂化。这回医生没有再“请”她出去了，而是让她压着我。我真正咬紧了牙巴骨，从喉咙最低处发出来像临终的猪的那种长长的低嚎。

她把我搀回病房，问我想喝水不，想喝牛奶不。然后，她去了斜对门的病房招呼她的妈去了。缓了缓，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就那么点伤，没有伤筋动骨，仅仅是血与肉的流逝与破裂，竟然受了那么大的苦。重点是，这种苦看起来是那么不打眼。还有，像我这样略显苍凉的年纪，喊疼得要猫命，也都是不应该的了，甚至是矫情。觉得委屈。我自然又想起来那个妹子在门口抓狂、几次冲进来被吼出去的样子。她仿佛和我一样疼，她居然让我掐她的手膀子。我之前，那么瞧不上她的穿着打扮，瞧不上她脸上的厚粉。我骂自己是斜眼人，你瞧不上人家，你自己莫非是真的那么优雅么。哪次出门，你莫非没有左一遍右一遍地遮掩你这块真实的老脸。换句话说，谁不是擦烟抹粉地过着生活，谁不需要掩盖，谁不想让自己更受看一点、更耐看一点，更受待见一点。

第二天，我看见对面的病房里，那妹子的妈妈靠在窗边看风景，我去跟她聊了那么一会儿。老人家跟我说，前几天，她突然就走不动路了，周身八郭像一团轻飘飘的棉花，没有一点力气。她睡在沙发上，眼看大门开着就是没有出息爬起来关门。两天两夜过后，小凤从城里回乡下拿东西，去看望她的时候，被她只有一口幽幽气的样子吓到了。于是，她被带进了城，住进了这家医院。“这个娃娃心好得很，买给我吃买给我喝。我恐怕是前世修因功了，如果她那天不去看我，我恐怕早就饿死掉了。”老人家是不是太过见外了，我说：“一个当姑娘的带妈来看病，买吃的喝的，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呀。”老人家直摆手，松树枝一样的手：“她不是我姑娘，我跟她是一个村上的人，我家跟她家，隔起二三十步。”

从老人家那里，我才知道了一点那个叫小凤的妹子的大概情况：她和她家那个进城，是想苦几年，攒个首付在城里买套房子。她家那个送快递，她在服装店打工，一月两月的她回村里一趟，看看地头地脑的苞谷洋芋菜菜脑脑。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小凤已经办好老人的出院手续，手里拿着几盒老人家吃的药。大妈头一回来城里头，小凤说要带她去到处转转。老人家眉开眼笑，笑弯了细眼睛：“小儿呀，大妈不用看了，大妈样样都得见了，样样都爱人得很。”我有一种感觉，大妈说的这句话有很深的意味，这种意味，大概就是这位留守老人眼里心里的世相了。               

住院八天之后，我碰伤的地方终于不再出血。活受罪的日子总归是过去了，我总算是结束了此番磨难，是的，这不是磨难是什么。主治医生说，慢慢走一走，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要出院了，这是重磅的喜悦。我躺的这张病床，不知道接下来，要托举谁的病身子了。病床，有无数个艰巨的使命。

就在我刚刚住进来那天，住在中间的男子挪到重症监护室去了。最里面的病床上，昨天从其他科转来一个男老人。老人的儿女太多，儿女之间的推诿自然就多了。昨天晚上，六个兄妹在病房里吵架，相互嘲讽指责。听了一阵，老人撵他们：“不要在这吵了羞人，一个二个都滚远一点，老子是死是活凭命克打整。”莫非真的就滚了么，这一上午不见一个儿女来医院。老人斜躺着，蜷缩着身子，像一只被世界遗弃的老猫。我请人给老人买来的小笼包和稀饭，他一口未动。一个心凉的老人，外界的一点点温暖有可能会伤到他，甚至加重他的悲凉感。而作为我，如果不为老人的早餐操一点点心，那我必定是多生出了一种病——“冷漠”病。你看，在老人输液的时候，病房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照看老人的药水下滴情况。我相信，或早或晚，老人的儿女们总归会来的。果然，我出病房的时候，老人的大女儿正好从电梯里出来，手里提着饭盒。

我往走廊那头走，之前，我竟然没有本事走完一整条走廊。走廊左边是病房，右边也是。我一路看过去，看疾病缠身的人，看陪护病人的人，看他们脸上的苍白蜡黄疲惫，看男人或女人在洗衣间洗衣服，看某个女子在绣鞋垫。医院，是人间最深最清晰的烟火处，是一个小社会，是一座小一点的城。你看，那么多人从大城从乡村赶来，在这小小的社会、小小的城里过着生活呢。在其他的地方看不清楚的人世真相、身体真相，在这小小的天地里，通通得到了验证和彰显。

在走廊尽处，有两个敞开门的大病房。那病房里的景象，尤其是那一根根粗管子里流动的鲜血，让我立马不适起来。这两间大病房似乎没有隔断，只有立柱，因此，那一大排做血液透析的人，那些长在人体上的机器震撼到了我。靠门的床上躺着一个女子，她看见我惊呆在门口，嘿嘿嘿地笑，问我：“给是有点吓人。”她的一只手被透析的机器占用，另外一只握着一团塑料袋，那里面是一团糯米饭。她大口大口吃着，两三丁洋芋掉在她的脖子里。我瞄了一眼正在低头写记录的护士，迈了两大步，把那三丁洋芋扔进床边的垃圾桶。她连声说谢。然后，我们聊天，像两个久别重逢的人。

她说她是一个贪心的人。十年前，被查出患肾衰竭的时候，为了做透析方便，她们一家四口从镇里搬到了红果城，她家那个负责跑出租车，她负责跟肾衰竭干仗。是的，她说的是干仗。她刚得病的时候，两个娃娃还在读小学。她每天都要祈祷，请老天爷保佑她活到娃娃上初中。娃娃上了初中，她又巴望自己能活到娃娃上高中。一边盼，一边跟肾衰竭死磕。现在，她的娃娃都上了大学，她又巴望自己能活到娃娃毕业甚至成家。她说人的贪心就像个喂不饱的豹子。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贪心”两个字，还可用在此处。我们说话的时候，她身体里的血，一遍遍通过床边的机器，手臂上的粗管子一颤一颤的，我想，那应该是她心跳的节奏了。

说完贪心之处，她也说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最早跟她一起做透析的人，都不在人世了。全盘州，靠透析活十年以上的人，恐怕只有她了。她的幸运之处好像多得很，比如她的两个娃娃，自从上了大学就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她的儿子个头高高大大，她的女儿文雅漂亮。她还说这十年，是她捡得玩儿的。她毫不设防地叙述，爽朗地笑，仿佛跟我说的是另一个人，这个人跟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产生一种错觉，躺在床上做透析的人，她生病的肉身跟她的灵魂，各是各的主人。真的，自始至终，她的声音那么嘶哑那么洪亮，讲到某个在我看来是那么心酸的小插曲的时候，她停下来笑，笑够了接着讲。比如，她不许家里的人买猪腰子回来吃，原因是，“猪腰子跟人腰子长得差逑不多。”比如，她梦见死神来床边拿她，死神的脸像锅底一样漆黑一片。她笑言的，无非就是这些，她们一家人的包容、相濡以沫、挣扎和苦中作乐。

她说，她哪天不在了，她家那个就可以回镇上去了。镇上还有两边的老人要照顾，镇上有属于自家的房子，不像现在，看着更便宜一点的房子，她们就忍不住要搬一次家。来城里头十年，她家挪了六回窝。“太搞笑了，我姑娘上次放假回来，咋个跟她讲都找不着新家，她讲，妈，人家狡兔三窟，你们比狡兔还狡兔。”说到此处，她又忍不住大笑，笑得胸口颤抖。我真正不知道怎么接她的话，就像我不知道怎么接很多人的话一样。我只是喃喃地说：“要回，也是一家人一路回。”她仿佛为了证实她自己的判断，用指尖点着脸说：“你看嘛，脸色不同道得很了，我回不克了。”直到这时候，她臃肿的暗淡的发黑的脸上，才显现出一丝短暂的悲伤来。

我突然间悲从心来，我朝门外退去，朝右边的墙上靠，无缘无故地靠在那里。李修文说过那么一句话：“不知道要原谅什么，但觉世间万事都应该被原谅。”我应该原谅碰伤我的桌子，原谅每一句中伤过我的话，原谅我活在世上不够坚强，原谅我站在离你最近的门口，哭众生不易。可是，无论如何，我无法原谅老天爷如此对待本就艰辛无度的生命。虽然我知道，无法原谅老天爷，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在老天爷那里，原谅，是绝对的虚词。

如果“幸与不幸，都有尽头”，那么两年之后的此刻，她应该还在这座城的某间出租屋里大声聊天，开怀大笑。两年之后，我栖息在一座陌生的城。此刻的城，灯火如海如繁星。在这浩瀚灯火的围困里，我想起来一些有关灯火的物事。我知道，正如“海浪不在海面”一样，有些灯火不在此刻，也不在眼前。   来源：《骏马》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卓美，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班学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天津文学》《野草》《散文百家》《骏马》《雪莲》等。

（编辑审核：罗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