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那些耀眼服饰，透过那些不绝如缕的笙音，往昔画面恍惚在云霞忽明忽暗交替里潜出，随后又如烟似缕般地消逝。后来，在一次次参与苗胞跳花场活动，一次次观礼苗胞四月八演出，一次次从苗胞口传里渐知花房逸事，那些曾翻阅过的芦笙文化相关文献与亲历感受才于无形中融合起来，增进了我对苗族文化传统的认识和理解。瓜熟蒂落，我想是时候该表达一下对芦笙这种能摄人心魂的民族器乐的崇拜情感了，因为，它在让我孤枕难眠的日子里，已经织成了我灵魂中的千千心结。

一

芦笙的称呼，最早见于明·倪辂《南诏野史》。书中记载说，“每岁孟春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唱和，并肩舞蹈，终日不倦”。可见，古籍里的芦笙是与舞相伴而行的。

对芦笙的原初认识，源于已经远去的懵懵懂懂时光。在那些青涩斑驳的岁月，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刻木纪事一样磨灭不去的众多记忆里，小花苗同胞的芦笙歌舞便是其中之一。

于今看来，当年的水城厅城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纵然是在清代，其狭小从厅城的集市设置也可略窥一二。水城厅城的赶集之地是在场坝，两地之间相隔十里有余，场坝自然就成为了小城的东面门户。每逢赶集之日，于此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撮箕、背箩、花箩、屯箩，锄头、薅刀、斧头、锤子、钢钎、錾子，棉布、针线、针筒、抵针，木梳、篦子、头绳，麻布、头布、脚布，铁块、锌块、锡片，卖猪、卖牛、卖马、卖鸟的自然不会缺失，卖烟斗的、补锅的、卖豆类、卖发糕、卖砂锅臭豆腐等的真是应有尽有，汉、苗、彝、仲等服饰在川流不息里攒动，喧嚣声、吆喝声此起彼伏，那种景象虽没有“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却也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小城集市该有的场面。

那时，我家居住在场坝菜园路外祖父、外祖母遗留的房子里。建国后修建的百货公司、土产公司、日杂公司离家不过三、五百米之遥，故而这里成为赶集中心势在必然。若逢赶场天，最引我们好奇的是居住在东北面、离场坝二十余里地月照一带小花苗同胞前来赶集的新奇场面。前往赶集的路有很多条，小花苗同胞最爱走的一条是从居住地经沙沟、石垭口、周家寨、赵家寨、大营小营到茶叶林这一条。菜园路吃水要到茶叶林路口去挑，途中有生产队的公房和晒坝，茶叶林路口有中药材公司收购站，我们的行踪也多在这一带。

阳光温暖得让人怀疑人生、留恋人生的清晨，那些身着白色外衣，以长发拧股呈螺旋状圆锥形顺时针结于顶的小花苗妇女成群地聚集在这里，把从山中采集来的草药送进收购站交易。成年男子们有的上穿白麻布叉襟，有的穿右衽大襟长短衫，穿短衫的外套以编织、蜡染为主的素色花背外衣，穿长衫的不套花背外衣束绦带于腰，下身着白麻布长裤，或肩扛枪筒上挂着猎获野鸡、野兔、兽皮的火铳，或用一条绳索一头拴着狗颈，另一头系着一根五六寸长的木棍握在手里，或身上背着赶集交易的豆类等干货满怀期待而来。这时，小花苗少男们外套以挑花为主的五彩花背，着用白胶泥浆过的白麻布衣裤，边吹芦笙边结伴前行，而少女们则以红黄毛线为主的五彩线掺发挽髻，高盘于顶，上身着由主花、副花和镶边三部分组成的花背，下身着蜡染百褶裙，打白绑腿束衣裾入裙，三三两两边走边吹口琴花蝴蝶般紧随其后。少男少女们红红绿绿的服饰，和鸣的口琴音与芦笙吹奏声交织在一起，随着温馨的阳光弥漫街巷、弥漫交易场所，让这一方天地在刹那间鲜活起来，生动起来。故乡就像一张被小花苗同胞刺绣过的巨大方巾漂荡在半空里，被温暖的朝阳照耀得光彩夺目。

临近晌午，百货公司前空旷地边的芦笙吹奏、口琴和鸣引来了围观者。在人群中“吹一曲、舞一曲”的鼓动下，经不住、也按捺不住急于想在小花苗少女面前表现自己技艺的芦笙手们，便开始了斗芦笙表演。芦笙曲调分舞曲和祭祀曲。舞曲节奏轻快活泼，很适合平时聚会表演。单人吹笙独舞时，但见舞者把白褂缠进腰带，双手紧握笙斗，随着韵律边吹边舞，自由漫步绕圈热身。双人对演时，舞随情动。斗芦笙情节乍现后，他们或相向而立，或呈八字形交换位置，默契地在紧促节奏里将腰一沉，随着节拍在旋转里或以脚尖相触为斗（斗鸡，四拍）。或脚尖点地，向外踢腿，一点一丢，一点一旋（点种，两拍）。或一脚蹲跳，另一脚伸直由外向内划圈（蹁草，一拍）。或一脚蹲跳，另一脚脚背内外翻着地（拌粪，二拍）。或一脚蹲跳，另一脚向前伸出落地，一收一伸（捞粪，两拍）。或一脚蹲跳，另一脚向旁划小圈着地（犁地，一拍）。或一脚蹲跳，另一脚向旁悬空划小圈，脚不落（搅炒面，一拍）。或原地走圆场大圈直立以头旋转（车圆车，一拍一转）。或头肩一边落地，两脚向上塑竖（直竖），或前、后滚翻（石头滚坡）。或一蹲，两腿向前后尽量撕开（一字跨步，两拍）。或脚掌、肩落地支撑身体，以头为圆心，悬腰翻滚（蚯蚓滚沙）。整个双人斗芦笙过程舞姿轻快奔放，曲调悠扬明快，蹲、转组合之间，笙不离口，音不绝断，行不滞缓，每一个动作，都是力与美的再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喝采声中，两人斗芦笙会不断地加入新的芦笙手。有时三人、四人、五人不等，你来我往中，时而如蝴蝶穿梭，时而像柳絮轻扬，时而又似瀑流飞泻，成百上千的围观者及喧哗声给予了他们源源不绝的动力，掌声变成了对他们的激励。

一场芦笙曲吹下来后，人群在依依不舍里逐渐散去。直到苗家少女们的口琴声恍如温柔话语抚平他们的疲劳，直到散场后又柔缓地边吹边走街过巷，踏上回家的路，这一切才宣告结束。可结束仅属于他们，夜里，这种场面被一次次嵌入我酣酣的梦乡，直到如今仍然还依稀浮现。

二

及至阅读古籍、关注考古、体验生活，回归到文化审美与反思时，我才对芦笙文化的内涵提高了认识，加深了理解。

作为小花苗同胞文化生活载具，芦笙起源绝对非常早。2009年在云南玉溪江川县参观李家山古墓群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时，竟让我像2005年在四川参观三星堆博物馆时同样地震撼和迷恋，古代的高度文明与智慧，让我顿感生命不堪凡尘。在江川青铜博物馆的那个早晨，我没有流连外面温暖的阳光，而流连于灯光下那些出土青铜器物上。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时期贮贝器上，那尊惟妙惟肖的青铜胡芦笙吸引着我，让我思索芦笙是否是苗族同胞专利这一命题。滇黔两省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尽管现今的贵州版图当年系由云南、四川、广西划拨而成，但毕竟在时间深处，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的状况下，李家山青铜贮贝器上出现芦笙意象，其文化信息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当然，中原在此时已出现了有关芦笙的记载。《诗经·呦呦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鼓瑟鼓琴，笙罄同音”便是佐证。清·谢圣纶《滇黔志略·附苗地杂记》言此引典籍云：

《释名》曰：“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以受簧，是为匏笙，女娲氏之笙也。”《记》曰：“弦匏笙簧。黄帝命伶伦截懈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凤皇之鸣，形似凤翼，故又曰鹅笙。”《尔雅》曰：“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则又可称竽笙矣。《鹿鸣》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犹喉之有舌也。语云：“调凤管，炙鹅笙。”簧必炙而后鸣，物必暖而后生也。

这段文字对“笙”出现的时代、形状和发声原理作了相关诠释。其后典籍多从民俗、功能、意义上作描述。唐·杜佑《通典·乐四·饱七》曰：“于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蛮笙，则是匏，其声甚劣”；唐·樊绰《蛮书》记载：“蛮人……少年弟子暮游行阊巷，吹胡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言情，用相呼召”；宋·朱辅《溪蛮丛笔》述曰：“蛮所吹胡芦笙，亦筱余意，但列管六”。而与李家山青铜贮贝器上芦笙意象相似的考古发现，尚有贵州赫章汉墓青铜摇钱树上翩翩起舞的吹芦笙造像。考古和典籍都充分证明芦笙出现具有悠久历史，如今这些或许已被芦笙的娱乐功能所淹没。

我一度曾固执地觉得：自己在骨子里适合做与田野作业有关的考古工作，无缘于此之后，田野考察民俗文化却也让我受益匪浅，更深地体悟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重要性。而对市境水城县南开三口塘“跳花”整个过程的参与，竟让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彻底洗礼。

水城县苗族有小花苗、歪梳苗、大花苗、白苗、喇叭苗五个支系，芦笙文化在小花苗、歪梳苗、大花苗里流行，尤以小花苗最为闻名。

“三口塘”农历二月十五日跳花节誉满中外，这是黔西北小花苗同胞每年里的一个重大节日。这一天，苗族同胞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考察民间文化的外国友人值日莅临，其他民族的同胞也会前来观俗，漫山遍野的人群如火山喷发后的岩流涌动，盛况空前。

跳花节也叫跳花坡、跳花场、赶花场。关于其来源，民间众说纷纭。其一，它原本是苗家一种子嗣祈求民俗活动，包含两层内涵：请人看日子、偷花种、立花树，苗家人拜花树、敬奉花神一整套礼仪；无子嗣人家接花树来跳三年。其二，相传苗族从雷公山突围迁徙黔西北当日是古历二月十五，为了纪念脱离苦海，熊子医、杨子珍、龙子西三位老人议订，每年以雷公山出奔之日为节，让后生们栽一棵花树在聚会山坡歌舞欢庆，祈祷子孙花开繁茂，生生不息。其三，传说是苗家在战斗中退至金沙江边时无路可走，头领命令人砍来一棵大树插入江中，断开江水，这一支人马得救了。从此，苗家对这棵大树敬若神明，认为它可以给苗家带来幸福，所以跳花时就必须用一棵树来代表这棵神树。（该传说表象似与黔西北关系不紧密，其内在联系待考。）

黔西北水城厅旧属大定府管辖，花场在此历经变迁。最早在月照乡凉水沟，清同治二年清军围剿发那嘎致使该花场附近300余户苗民迁往广西隆林后，马坝世乐坝子一带苗胞把花树接来，在人海坝新建跳花坡。五六年后，纳雍阳长苗族又把花树接到发那寨跳。民国二十五年，纳雍二区新发白社的苗族杨庆安从发那寨接花树到新房跳。民国二十九年，水城董地苗族王炳安从白社把花树接到今滥坝董地茅稗田跳。其后，南开土角乡新寨苗民祝顺发再把花树接到三口塘跳。至此，三口塘跳花便落地生根成为花场中心，成为苗族同胞老少相聚交流，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重地。

三

以花树为核心的跳花活动，对花树的选用极其考究。一般是要枝叶繁茂、长势良好而且是独棵生长、人迹罕至之处的香樟树，它象征着常年顺利、万事如意、子孙昌盛、花茂果密。（现今香樟树已少，一般选冬青树或其它常青树代替）此外，栽花树时还要同栽一根竹子，象征着节节升高。跳花，苗语叫“咕拨”。跳花活动前后共有六道环节：砍花树、迎花树、种花树、拜花树、收花树、送花树。每一道程序都寄托着苗族同胞对花树的崇拜，对本民族文化的敬仰。在参与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我心像天空般地旷远，如海水般地澄明，似乎我也成为苗族同胞里的一员，与他们同悲同喜，同歌同舞，同欢同庆。

丁亥年二月十四日下午，天空飘荡着白云，阳光温暖地照耀着离三口塘不远处的苗寨。在一位资深苗胞长者带领下，踩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我与四位身穿本民族服饰的年轻苗胞，翻越几座山坡，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洼里砍花树。年轻苗胞一位手里抱着一只大红公鸡、肩扛大斧，一位手里拿着芦笙，另外两位则拿着香蜡纸烛。此刻，目视那个抱着公鸡仰望苍天的苗家后生，仿佛有一种神秘力量通过他的眼神迅速传遍我的全身。

山洼里灌木、茅草丛生，几个年轻后生交替着用斧头劈开荆丛在前开路，脚下植被就像被战舰犁出的尾纹，纷纷向两边倒去。往下前行五、六百米，被事先定为今年跳花坡花树的那棵碗口粗香樟树，在如是环境里静静地耸立着散发清香，正寄予着苗家祈盼日子像香樟树叶一样旺盛，一样持久，生活风调雨顺。

来到花树边，拿斧头的年轻苗胞扒出一小片空地，在芦笙吹奏里点燃香蜡纸烛；资深苗胞长者用他粗粝之手接过大红公鸡，嘴里念念有词，进而用公鸡对树拜了三拜，把鸡冠掐出血扯几片鸡毛粘血贴在花树上，后生们便开始砍树。整个仪式虔诚、庄重、肃穆，通灵似地让我心仿佛也受到了一次洗礼；尤其是在年长苗胞念念有词的时候，我从他言行看出了一种祭奠时才有的空濛、神秘眼光，以及像战争突围时才独有的坚毅。我真想知道他念叨的是什么，有些什么含义；然而，又碍于不知礼俗，怕犯禁忌，缄口无言里却又心有不甘。砍完花树，一行人熄灭了烛火，踏着来时的路把树扛下山。一路上，从扛着香樟树风也似地跑下山寨的年轻人的背影中，在花树树冠的颤抖里，我感觉到了一种智慧和力量。直到眼见他们为花树扎上白花放置好以后，我才恋恋不舍地返回驻地。

三口塘仅存一塘之水。

二月十五日晨，太阳躲进了云层，可这丝毫不影响花场气氛。花树从寨子里相伴一棵竹子被请来，四面八方头盘红黄毛线、身穿绚丽花背的小花苗少男少女，在长者带领下簇拥着花树、竹竿，吹着芦笙跳着舞从水塘边朝花场中心走来。礼炮声里，相机闪光灯此起彼伏，上百支芦笙齐鸣，围观“迎花树”环节的人流像海浪一浪高过一浪，颇有点与花树相伴的那棵竹子寓意为节节高的意味。

我的情绪陡然被现场热烈感染了，浑身血液像练站桩功时气流被意念牵引，能感受到它一路游走轨迹似的，在奔涌燃烧驱赶着阴霾天气所带来的春寒。花树和竹竿引领的芦笙队伍蹬上台梯，来到演出舞台，绕台三圈后，几个苗家后生在长者指导下把花坛顶上水泥盖板揭开，将花树与竹一起栽上、固定；芦笙队再次围绕花树绕台三圈，礼炮落幕时，花场高潮即将掀开。

芦笙舞是苗族民间舞蹈，也叫“踩芦笙”或“芦笙舞吹”。它因流行地区不同，大小、音色、音量和调性略有差异。贵州黔东南、黔西南苗族地区的芦笙，管细、长，音质清脆、高昂，尤其适合演奏与战争有关的曲调；而黔西北水城县南开一带的芦笙，管粗、短，音质圆润浑厚，以演奏叙事曲调见长。贝清乔《苗俗记》曰：“黔书谓苗俗，不娴音律，而笙之制六管，比颉栉羽，独合于古”。这种以苦竹为材料，由六根长短不一竹管，分作两排插过木制长方形或圆形气斗(芦身)，每根竹管都装有青铜簧片，气斗近处每根竹管外侧均开小孔，吹奏时将手指按住小孔即能发音的竹簧器乐与花背，是最能代表黔西北小花苗苗胞民族文化的。赶花场中的“拜花树”环节，将苗家芦笙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错过这个环节就会错失了解芦笙文化精华的绝佳机会。

尽管苗族同胞走过了自己五千年的历史，然而却走不出自己没有文字的遗憾。没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苗族同胞，其文化除了用古歌代代相传之外，还用舞蹈和刺绣记录自己本民族迁徙历史中的大事件。花场芦笙与舞蹈的连袂演出，让我在走进苗胞传统文化世界的同时，也让我肃然起敬和惊叹不已。

四

拜花树由四个年轻男性芦笙手吹奏芦笙揭幕。在欢快的芦笙舞相伴下，他们面对花树围成一圈，前进、后退反复三次之后，把芦笙放在花树前，右腿右手着地，左腿左手后伸拉直，头低垂作拜花树状三叩首。“拜花”仪式和姿势很让人感慨，它能让我在这种特定环境和氛围里感受到苗族文化的神秘，或许这也是苗胞跳花为什么会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之一。

成群结队男女芦笙手表演的“大回潮”演绎成拜花树的第一个高潮。在三步一蹲舞步里，他们或双双结队起舞，或几个排成一排虔诚地边吹边走，继而汇集成一个流动的芦笙舞大环流圈，在庄重气氛中他们端庄地弃笙取帽，右腿跪地侧身跪叩，再戴帽回跳，向坐台上寨老和嘉宾展示苗家别具一格的“芦笙叩拜大礼”，如是反复三次以示尊重。这种衣衫联袂如大江大河连绵不绝的景象，让我叹为观止！当年（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祖赵匡胤就观赏过贵州少数民族“一人吹瓢如蚊笍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婉转而舞，以足为节。询其名曰水曲。”的表演，这与“芦笙叩拜大礼”情形极为相似。直接记载苗胞跳花艺术的文献后世时有所见，光绪版《毕节县志》载：苗人“春间择平地为花厂，遇辰日或午日，男女无近远，皆易鲜衣饰装而来，女围聚一处，中笠一竿，插冬青叶，男吹芦笙，围绕旋转，婆娑起舞。”民国民族学家陈国均《安顺苗夷的娱乐状况》云：“跳花的场面盛大，往往数千上万人。其队形均以芦笙为导引······足步忽而左扬，忽而右抑，忽而顿挫，皆按芦笙之节奏以为起止。”清代《苗俗记》还记载说：“每岁孟春……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这些资料可谓生动有趣，为苗族芦笙舞艺术留下了宝贵记录。

“芦笙叩拜大礼”之后，经典舞蹈花场芦笙舞登场。

小花苗花场芦笙舞也叫"地龙滚荆"或“滚地龙”。它集芦笙吹奏，舞蹈表演、杂技艺术为一体。舞者头戴野鸡翎帽，身着白褂，外配花背，以手持笙。在口吹芦笙，笙不离口，曲音不断，笙舞相融里，以中下步矮桩芦笙舞形式，或时以头为足、或时以人攀肩，在盛满水的碗与碗之间，在"对脚掌"、"扣肩倒立"、"跪步"、"点将"、“跳跃”、“翻滚”“搓甩步”、 “旋转步”、“鸭子步”、“骑马步”、“摇摆步”等舞步里，辅以“倒脚”、“蹦腿”、“倒立”和腾、蹲、跳、闪、转、旋、翻、滚等动作进行舞蹈技巧表演，形成了花场的第二次高潮。舞蹈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是小花苗同胞最经典的舞蹈之一，也是三口塘小花苗芦笙舞力学与美术、音乐与体育的巧妙结合，它充分展示了苗族先民迁徙来到黑洋大箐途中，面对道路坎坷，荆棘遍野，苗家英勇的后生们为了给祖父辈开辟一条通道，排出万难用自己矫健的身躯从荆棘丛中滚出一条路，让祖父辈顺利通过到达黑洋大箐安家落户的惊险场景。本事在六百零五行《苗族迁徙歌》里涉及28个地名，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丰都城”、“荆州城”、“清水河”（长江）、浑水河（黄河），这既是苗族发源地和迁徙史的反映，也是苗族民间艺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为了让子孙不忘祖源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口塘花场有时也会表演风格古朴、粗犷、奔放，舞姿雄壮有力、变化多端、灵活轻巧、干净利落的箐鸡舞。头戴箐鸡翎的表演者仿禽而舞，在表演金鸡颤步、蜻蜓点水、练兵、点将、游龙翻身、猴儿搬桩、狮子滚球、鸽子翻身、悬羊䴔鼓、骏马奔腾、争霸山林、金鸡独立等动作时步伐轻快灵活，时而双脚快如穿梭织布，时而脚腿刚健如骏马奔腾，时而旋体快速如急流旋滑，时而倒立呈顶天立地之势。如能完整欣赏苗家芦笙文化，那真是人生之幸事！

花场芦笙舞演绎的高潮结束之后，尾声降临。

在舒缓徐迂的芦笙曲里，在观者意欲未尽的情感中，花树在苗胞长者的引导下，被后生们缓缓从花坛里移出，收花树环节预示着跳花活动接近尾声。芦笙曲随之轻快起来，在众人隆重簇拥下，花树即将被移至到一个不被人畜贱踏的地方或岩洞里。

花树送到石杳旯，

快长快发快开花。

花树送到大岩洞，

发花结果保苗家。

在主送者念念有词声里，跳花活动就此宣告结束。

可结束的却是跳花活动，意欲未尽的苗胞们依然在散场后于私下里进行着各种活动，长者聚在一起聊祖先历史，妇女三三两两拉家常，最活跃的当属年轻的苗家少男少女们，花场没有他们，就意味着失去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阿姐生得颜貌好，

阿姐长得乖又巧。

脸像三月桃花开，

手指白像嫩菜苔。

离你怎么能舍得，

怎么舍得离开你。

好像冬天脱棉衣，

好像橘子把瓣分。

暮色时光，他们在山包上燃起一堆堆篝火，对情歌、抢花背、讨信物，自由自在地交流情感。“河水清悠悠，草木有露水。别人都有女朋友只有我没有”。苦的是那些找不到爱的人，苦闷郁结里喊歌遥遥传来，尤其是在这春寒料峭之夜，三口塘变成了上演人间悲欢离合的大舞台。

五

另一种风格的芦笙舞——《苗族迁徙舞》，我是在钟山月照四月八活动中得窥其“庐山真面目”的。

每个民族内部往往有着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因而也往往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关于四月八的来历，在苗族文化传统里有着不同的版本：一种是说苗族祖先格波禄因为龙肉龙汤不够分，就开花场；另一种是说苗族祖先祖德龙带领苗胞复仇战死于四月八，后人为纪念他们，就有了四月八花场。再一种是说苗族祖先杨鲁带领苗胞到“桑都”开荒拓土，射死母猪龙，取出宝贝龙心，汗水里泡，天就下雨，放在干处，天就晴。外地生意人趁杨鲁等外出打猎，从小孩手里设法骗走龙心，后带许多兵马来争夺“桑都”，打了七天七夜，杨鲁被打死了，他的儿子儿孙们被撵出了“桑都”。这一天恰逢四月初八日，为纪念杨鲁，苗家就把这一天定为花场日。第四种说法是贵阳市附近苗胞为纪念古代英雄“亚鲁”而设。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苗族人民就在富庶的格罗格桑(今贵阳附近）休养生息，过着幸福、美满、丰衣足食的生活。为了抵御官兵的攻打，足智多谋的首领“亚鲁”率众英勇抗击，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于四月初八这一天牺牲，被葬在“嘉八许”(今贵阳市喷水池附近)。为了纪念“亚鲁”，每逢农历四月初八，身穿节日盛装的苗胞，都要从四面八方会集到格罗格桑举行集会，以纪念这位苗族人心中的英雄。在钟山区月照乡四月八上演的这场《苗族迁徙舞》是小花苗同胞受邀演出的节目，共分五节十五个动作。第一节动作是敬老、薅秧、斗鸡。第二节动作是躄腿、伸脚、斗勾。第三节是追击、立杆、翻身。第四节是刀术、双开、撤退。第五节是脚攻、伤脚、迁徙。举手投足之间，有太平生产欢乐的场面，也有英勇战斗的场面，还有战败离乡背景的悲伤场面，它是苗胞生活的艺术再现和历史记录。苗胞的芦笙曲大致可以分成抒情、祭祀、叙事三种，抒情主要用在花场，祭祀主要用于丧葬，叙事主要反映苗族的历史迁徙或故事传说。参加迁徙舞表演的年轻后生们很会把握尺度，善于将低沉而洪亮的重音芦笙，清脆而响亮的轻音芦笙按情节所需相互融合，完美地把这段历史内涵演绎出来，能留给人太深的印象。“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闻一多《说舞》）观赏这场芦笙舞蹈，我细心地体会每一组肢体语言所透露出的内涵，从中寻找到苗胞先民的历尽千辛，脑海里出现的是小花苗服饰里与水田耕作有关的“田丘地块”“九曲江河花”、“耙齿花”、“水蝴蝶花”、“江河纹”、“螺丝纹”、“毛稗纹”等相关图案，尤其是花背中心图案周围总是要配上的许多田丘地块，边缘要镶嵌上的若干条山川江河纹，因为，这一切无不与史书所载的苗族迁徙暗合。而陡箐大歪梳苗女苗胞印染服饰上也有类似的文化密码：一袭裙裾上，蜡染的黄河、长江、大海，前两者之间出现的高粱、玉米、水稻、田螺、蚌贝等图案，印象式地镶嵌于上。这一带的苗胞都能很清晰地说出每一种符号所表示的内涵，这与苗族先民从北方迁徙南方的文化线路是完全吻合的。甚至，有些支系女苗胞的衣装以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山川田园为背景，表示黄河的水流、长江的波纹，以及山林、田园、田坎、浮萍、蝌蚪、螺蛳等花纹、图案全系深蓝色印染，其上水纹线据说表示逃难时所过之江河。

客观上来看，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地理的概貌和动植物分布图，它也能像“看图说话”似地给人以直观感觉。“给美丽下定义，只会破坏美丽。”服饰文化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它在渗透到社会生活时具有很强的穿透力，郭沫若先生在这一点上论述得很透彻。他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从我所见小花苗苗胞的花背，大歪梳苗苗胞的裙裾，都能体现出服饰所表现的文化观念，也能体现出作为形而下的器所塑造、凝聚的物质和精神的整体形象。两者互对，我为苗胞的智慧生出无比的敬佩之情。

月照四月八花场，是一门田野课程；其上演的迁徙舞，却是一部苗族文化的史诗。

六

跳花场在黔西北苗族同胞社会生活里不仅是一种纪念祖先，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活动，也是家族亲友聚会的一种情感交流平台。在这种交流中，年轻人的活动方式似乎更显示出它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与跳花活动类似的坐花坡或跳月，同样也在以芦笙为媒，承载着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这段时间的“坐花坡”，是黔西北小花苗的文化习俗。这段时日，每逢黄昏时分，身穿盛装的苗家未婚后生们会携带芦笙三五结伴奔赴他们想去的村寨，用欢快悠扬的芦笙调拨动苗家少女的心怀，呼唤她们的灵魂，召唤她们出场。在芦笙文化语言的相邀下，苗家未婚姑娘会身着盛装相约到选定地点坐坡挑花刺绣，与外村寨来的未婚男青年们以吹芦笙和对歌的方式交往。在被渲染得青春洋溢的“姑娘房”用不同曲调演唱“见面歌”“赞美歌”“单身歌”“求爱歌”“相恋歌”“分别歌”等传递情感，以歌代言叙事叙情，开启心扉。苗族情歌分坐歌、喊歌两种，音节高低不同。坐歌是男女在花房谈情说爱相互喃喃诉情之低吟细唱，多用假嗓，且音量轻柔；喊歌则是在相隔较远的两山间交流情感时唱，声音高亢宏亮。坐坡时青春萌发的苗家后生最为活跃，也最会把握分寸。他们会在此时拉着嗓门对唱起男女谈情说爱必唱的第一首情歌：

妹呀!

你是清澈的泉水，

我如干沟里的鱼儿。

你像深山的翠林，

我是秃岭上的小鸟。

我思念你啊，

不时摘下木叶来吹奏，

奏出的声音如同凤凰在歌唱，

不知这声音能否在你耳旁回响

太阳升，月亮落不知重复多少次，

我才把串月的佳期盼到。

如今同妹得相会哟，

好比鱼儿得水鸟入林。

姑娘如果愿意和这个小伙子交朋友，她就对歌：

哥哎!

天空多么晴朗，

太阳的光束把石上的青草晒得枯脆。

那成对的恩爱夫妻在下地耕耘，

此情此景怎不勾起我的思绪，

不由我面对远方奏起弦。

微风是否会把弦声送到你的耳际?

我默度着时光，

有谁知道我的心里悲闷。

我常站在路旁把哥凝望，

望枯了蕨草盼绿了山头。

今天才把哥盼到哟，

好似河流盼来了鱼儿，

森林盼来了凤凰。

坐坡之夜，苗家情歌婉转深情。拂晓临别，女方会赠送亲手织绣的花衣给中意男方，男方也会把自己手腕上的紫铜手镯摘下赠给女方。依依不舍里，小伙子吹起离别的芦笙曲上路，姑娘唱着离别歌难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相约下次再聚。《大定县志》记载宋凤翔的“芦笙二尺余，参差六竹管，长声黄钟浊，短声清微散。舞来随节旋，吹去别促缓，苗女共苗男，明月山花满。郎腰衣带长，女束花裙短；相见两相欢，呜呜意难断。”诗，描述的大概就是这种以芦笙寻求男欢女爱的情形。阅读这首诗时，我曾被诗人所描述的动人情景深深地打动，被苗女苗男那种南朝般朴素、清新的情怀感染；我酷爱这种带有南朝乐府和竹枝词色彩的诗作，它在再现一方民俗原生态的同时，似乎比那些典雅工丽的旧体诗更有特色，更能打通我的心脉。

“凡苗皆跳月，而跳月为黔苗之通俗也。”它是“……未婚男女吹芦笙以歌吟……”（谢圣纶《滇黔志略》）的一种聚会方式，亦称串月或“串月节”。跳月活动在黔西北被苗家规定在每年古历正月初五至十二，八月初五至十五，十二月初五至十五期间进行，尤以正月为盛。届时，苗家未婚男青年会到姑娘坐坡的地方跳芦笙舞和对歌，这从古人“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装。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之舞蹈，回旋婉转，终日不绝。”（清·田雯在《黔书》）可见其盛。而这些文化信息丰富的记载，透露了跳月之季夜幕降临，月光轻盈地在旷野飘逸如诗，青春的灵魂如花绽放成梦；苗家山寨，水畔山间，生命在摇荡中于野外沉吟；春天时光里的男吹芦笙，女唱情谣是大自然最让人沉醉的交响；风来不及梳理人的温柔，生命对着月光倾诉，一来一往岁月，让身临其境的苗胞少男少女留连忘返······

这种独异的月下风致一直让我很神往，它一次次神秘地诱惑着我，让我为之产生一探究竟的冲动。旧读《水城厅采访册·卷之四·族姓方言土俗附》，上有田纶霞坡记蛮歌，第四首云：“唇下芦鸣月下跳，摇铃一队女妖娆。阿蒙（母）阿孛（父）门前立，果翁（行役）人来路不遥。”那时深感这婉转动听之诗，“语难尽解，大抵与巴东三峡词旨相类。”其后读《大定府志》，我竟为湖南新宁知县宋凤翔的《记水西风土诗》折腰。诗人在题注里说：“岁在丙寅，余三至贵州，适家君权水城通判。周旋官寺行及一年。山川在目，咏歌寄怀，有此篇云尔。”查历官表得知，其父“宋简，嘉庆十年（1805）八月廿七日任通判。”宋诗对这一题材写得最好的当属《芦笙曲》。诗曰：“新样制芦笙，吹来借通语。脉脉明两心，对对小儿女。”“春林发新声，满山有明月。吹得群花开，不许群花歇。”苗家儿女的芦笙生活，情窦初开的画面摇曳多姿，灵动醉人，有乐府之遗风和竹枝词之意味。妙哉！这实乃诗人之幸，亦跳月一俗之幸也。

七

“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钱穆语）在黔西北小花苗苗乡，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堂(队)芦笙。“芦笙不响，五谷不长”，“奏响芦笙，五谷丰登”。芦笙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一个个苗族村寨生活是否美满幸福的标志。

芦笙舞演奏的最大特色，是吹奏者边吹边舞。这种舞蹈让我对黔西北苗族同胞芦笙文化及与其相伴的民俗、服饰、古歌、故事等有了一种认同感。有时，我竟产生自己为何不是苗族，为何没有生活在苗胞文化环境里的遗憾。如若我有这样的条件，我绝对还会发出比“芦笙起舞为卿痴”更深的感慨。我也不知道芦笙舞是否也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可它让我怀着乡愁的冲动，一度想借此去寻找失落家园这一点却是不争事实。在我过去的文化学研究计划里，曾有这样一份写作提纲：

岁月苍茫

———水城南开苗族文化习俗报告

吴学良

序言

南开：一个遥远的地方

芦笙：一腔不灭的神话

花场：一地文化寓言

祭山：一场深情的旷野呼唤

服饰：一身寻祖的记录

花房：一出青春梦幻的演绎

打嘎：一次生命的轮回

基督：一种泛文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