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努力种地，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我国农耕文化的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这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人民，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可见，农耕和农耕文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农耕乃衣食之源，人类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农业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地域环境依赖性。因此，农业生产必须遵循大自然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协调外部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像“入泉伐木，登山求鱼”一样，劳而无获。“天地人”三者的有机协调，是农业生产事半功倍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

由于历史上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活动中心多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我们的祖先便以这一带的气候、物候为依据，建立了二十四节气。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淮南子》一书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由于农历是一种“阴阳历”，既根据太阳也根据月亮的运行制定，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太阳运行周期。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了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因此，从二十四节气上，就可以掌握季节变化，决定对农作物的适时播种、生长培育、收割和储藏。即所谓的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可以说，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都尊崇了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这一规律，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二十四节气为指导农事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具有非常明显的季风性和大陆性气候，各地天气气候差异巨大，不同地区的四季变化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二十四节气与农事活动，在我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家庭的经济生活，是一种小农型自然经济的生活，其生产方式，是一种小生产方式。小生产是为了自给自足，自身丰衣足食。《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重复谈到孟子的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里的粮食、丝帛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在颜之推心目中，如果家中再有盐井以制盐的话，那真是万事不求人，可以闭门而完备地生活。这样，就能“守其业”了。

小生产的参加者大多是家庭成员，其分工是一种自然的分工，或依年龄大小，或依男女性别等进行分工。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云：“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看剥莲蓬。”正反映了这种年龄的分工。而范成大《田园杂兴》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则反映出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

我国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面积，幅员辽阔。境内地形地貌丰富多样，有高原、丘陵、平原、山地等。海拔落差非常大，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86米，为世界第一高峰，新疆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15米，南北温差非常大，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读小学一二年级时，在语文课本中读过这样的语句：“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飞舞，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长江两岸柳树开始发芽。”

就贵州省内而言，境内属于高原山地的地形地貌，山高坡陡，深谷纵横。贵州省东西海拔落差也不小，毕节与六盘水交界的韭菜坪海拔2906米，而黔东南州的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147.8米。气候温差也不小，六盘水梅花山十月飞雪，而黔南的罗甸寒冬腊月霜雪少见。就六盘水市水城县而言，海拔落差及气候温差也不小。境内北部的金盆乡干河海拔2000余米，南部猴场乡格支海拔只有600多米；北部的干河十月飞雪，南部的猴场少见冰雪。

水城位于祖国的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黔西北乌蒙山麓。说到水城的地理、气候、农业等，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城的历史沿革。据历史记载，水城这块神奇的土地，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水城境属汉阳县辖地。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遣唐蒙通夜郎，置犍为郡，水城境属犍为郡汉阳县辖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牂牁郡，汉阳县改属牂牁郡，水城境属其辖地；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牂牁更名同亭，汉阳更名新通，水城境属新通辖地；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阳、朱提由牂牁析出，别置犍为属国，治所朱提县（今云南昭通），属国汉阳县，时辖有今水城、威宁、赫章等；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分益州，置宁州，统八郡，汉阳为宁州朱提郡属县之一，水城境属宁州朱提郡辖地；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分宁州之牂牁、夜郎、朱提、越嵩4郡置安州，州治牂牁，朱提领瑭瑯、汉阳、南泰、朱提4县，水城境属宁州朱提郡辖地；南北朝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宁州土人爨瓒反，汉阳等县皆废，均为爨氏之卢鹿部，水城境卢鹿部辖地。

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置汤望州（今水城境），由戎州（今四川宜宾）都督府监领，隶属剑南道；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罗甸部普贵纳土内附，太祖嘉之，赐爵为罗甸王，命为贵州刺史，水西卢鹿部为其属地，水城属于水西地域，属罗氏鬼国卢鹿部，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罗氏鬼主阿榨内附，诏授安抚使，佩虎符，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置罗氏鬼国安抚司；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改为顺元路宣抚司，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改为顺元路宣慰司，领贵州48处长官司，中有曰漕泥及市北洞两长官司，即今水城境；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筑水西（今黔西）、大方（平水西后改大定）、果勇底（今织金）3城，水西辖地中有中水、下水、底水，底水为今水城境。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在底水之下钟山建土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设水城厅，隶属大定府辖地；民国二年（1913），改水城厅为水城县，民国十二年（1923），水城县归省直属（原隶属贵西道）。1950年，水城县隶属毕节专区。1965年，水城境内设立水城矿区人民委员会，受煤炭工业部和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水城县仍属毕节专区。1966年，水城矿区人民委员会改为水城特区。1970年，原水城特区与水城县合并为水城特区，归属六盘水地区。1978年，六盘水地区改设六盘水市后，水城特区归属六盘水市。1987年，撤销水城特区，分设水城县和钟山区，水城县归属六盘水市。2020年，撤销水城县，设水城区。

故乡水城县南开乡凉山村，有一个叫臭水井的自然村寨。这便是生我养我的胞衣之地，故乡凉山海拔2000余米。臭水井这个地名源于此地有一水井，因流入水井的水经过之处含有酸性的硫黄，久而久之水流过的地方泥土变为黄色，就像钢铁生了锈一样，且含有些许硫黄的异味而得名。这个寨子地处水城、纳雍、赫章三个县的交界处，被群山包围。在群山之中有大片大片的山坡地，山坡地间零星地分散着小块的平地和小盆地（麻窝地）。这里的人家住房大多随着两排大山的山脚，依山而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上是土墙茅屋，或石墙茅屋和木质结构的茅草房。三家五家或十家八家集中在一起，随着山势的走向绵延十余里。

臭水井海拔均在2000米以上。因地势高寒，自古被称为凉山。在民国之前，凉山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虎狼成群，是强盗土匪经常出没之地。从臭水井现存的近代坟墓来看，最早迁来凉山臭水井居住的，应该是在清乾隆年间，从浙江绍兴迁来的杨姓和从江西迁来的符姓。之后，又陆续从毕节等地迁入了杨姓、付姓、解姓、蒋姓、颜姓、黄姓、郭姓、李姓、曹姓等人家。自从各自的祖先从不同的地方迁来此地安营扎寨，200余年间，世世代代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俗话说：“一碗泥巴一碗饭”“人勤地不懒”故乡凉山的人们，以种植荞子、麦子、苞谷、洋芋、豆子、毛稗、小米、火麻、叶子烟等解决了温饱问题，直到如今，凉山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农作物的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一年24个节气都有做不完的农活，均有不同的农事活动。现笔者用散文的形式将凉山普遍种植的苞谷、洋芋、荞子、豆子等农作物，从播种、除草到收割等各个环节，以及所用的相关农具，凭自己做过、见过，或听父母说过的，用笨拙的笔记录下来，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符号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男，汉族，贵州水城南开人，民进会员，贵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会员、六盘水文学院签约作家，六盘水市水城区文联主席。有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和评论散见《西部散文选刊》《贵州作家》《香港散文诗》《江西散文诗》《师范生周报》《中专生文苑》《贵州政协报》《贵州教育报》及中国作家网、民进中央网、贵州作家·微刊、文学贵州·微刊等。出版有书信体小说集《那些年的爱情》，中篇小说集《远逝的恋情》，散文集《乡土物语》《岁月笔记》。

（编辑审核：陈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