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十九岁的聂吉祥刚从威宁县师范学校毕业，像新中国的每一个有志青年一样，一腔热血，踌躇满志。接到教育部门的任职通知，便立即踏上人生新的征途，去南开乡一所小学任教兼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校长的称谓)。两年后，因工作需要，聂吉祥又被调往威宁县观风海小学。布袋子装上干粮，他再次踏上新的征程。在交通滞后的当时，他就靠一双脚翻山越岭，跋涉在路上，一寸一寸丈量着现实到达理想的距离。在观风海当了一年的文化课教师兼学校负责人后。1957年，聂吉祥又被调去威宁县教育局，在教育局工作了两年。1959年，再次被调动，这次调到离家比较近的威宁县东风小学任教兼学校负责人。在东风小学教书之际，聂吉祥老师的母亲双目失眠，为了照顾母亲，他主动申请调离，1960年，调到离家更近的二塘小学任教兼学校负责人。聂吉祥老师在频繁的调动中积累经验，不断地成长和成熟。

作为幸福大队第一个师范毕业生，毕业后有一个念头一直在他心里萌着芽。当时，国家正处在全国扫盲运动中，聂吉祥老师深深知道扫盲的重要意义，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且广大农民还可以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然而，整个二塘片区只有一所公立学校——二塘小学，方圆一二十里的人长途跋涉来二塘上学。逐渐地，好几个大队都先后在本队办起了自己的民办学校，比如邻近的海开小学、安乐小学、腊寨小学。幸福大队住户比较集中，人口也相对较多，文盲占全大队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怎么着也该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啊，聂老师心想。

实事证明，聂老师老师不光是这样想，他也这样去做了。1962年，聂老师毅然决然辞去了二塘小学的工作，放弃了转正成为国家正式职工的机会，回到幸福大队。他敲开了大队支书(陈关秀，女，已逝)家的门，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陈支书，陈支书看着眼前这个热血方刚的青年，眉宇间透出的英气与脸上的自信告诉她，这个年轻人值得信赖，而且会有所作为，心中暗喜，便欣然同意了聂老师的请求，高兴地对他说:“你愿意回来办学校，真的是太好了。我早有此意，只是苦于没有办学条件，就一直把这个想法搁置着。第一，我们没有校舍；第二，我们找不到老师。队里虽然有几个识字的，但是担不起办学这个重任。”聂老师沉思了一下，对支书说:“没条件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就看您愿不愿意？”支书急忙道:“我当然愿意，你说怎么创造？”聂老师开门见山地说:“这个您放心，我既然辞掉工作回来办学，老师这块您不用操心，我自己先教着，然后在队里找几个文化稍高一点的人，我带一带，培养几个代课老师出来。至于教室，把队里的公房腾出两间来不就可以了。至于课桌，我们可以就地取材，砍两棵粗一点的树来据成木板当桌子，锯一些木墩当凳子，你说怎么样？”陈支书高兴地说:“嗯，可以可以，以前我咋就没想到这些。本来应该修建几间新教室，可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修好的，扫盲不能等啊，就先按你说的办，有困难以后咱们慢慢解决。”

接下来的日子，聂老师砍树、改板、锯木墩，刷教室，漆黑板。饿了，烧几个洋芋充饥，渴了，喝一口井水解渴。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月，社员们都忙着去挣工分，没有谁愿意停工一天来帮帮他。在聂老师一个多月的拉锯、敲打中，两间略具“规模”的简易教室终于布置好了，看着几排刨得平整整的木板桌子摆放在刚刚搬空的公房里，嗅着木板散发出来的淡淡清香，想着幸福大队终于有了自己的学校，聂老师心潮澎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社员们像看西洋镜一般跑来看热闹，聂老师趁机宣传动员大家送孩子来读书。办学校之前他比较乐观，以为只要做好准备工作，宣传宣传，社员们就会主动送适龄儿童来上学，可是到第三天了才有几个社员带娃娃来报名。聂老师心里很着急，请上支书一起，去有适龄儿童的社员家做动员工作。有些人家说我儿子要挣工分，有些人家说我家姑娘读什么书哦，在家带弟弟妹妹，做好家务，学点针线活才是最实际的，有些听说要五毛钱报名费就连忙摇头摆手拒绝了。聂老师耐心地做动员工作，解释了五毛钱报名费是用来买书和本子，老师不会要你们一分钱。管你买什么的，任你说破嘴皮也不让娃娃去。走了很多家，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说词。聂老师感到很无奈，支书安慰他别气馁，只要有心，没有办不成的事。第二天，支书让各小队的队长通知开社员大会。会上，聂老师慷慨激昂地给社员们讲了读书识字的用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吃没文化的亏了，如果孩子再不学点知识，将来种地都要机械化，不识字的人连使用说明都看不懂，怎么操作机械？出趟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难道要让孩子们像你们一样一辈子待在这个大山里吗？将来的社会是一个科学发展的社会，孩子们没文化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啊！乡亲们，别再让你们的孩子跟你们一样当一辈子的睁眼瞎啊！说到动情处，聂老师那双真诚的眸子里闪烁着点点泪光，这泪光动打着这些善良朴实的人们。陈支书再添上一把火，直接下命令支书直接下达命令——凡是家里有适龄儿童(不论男娃女娃)不送来读书的，年底扣五十个工分。别看支书是一个女流之辈，她说话做事从不含糊，社员们都知道她的魄力，此刻这句话就比较有威慑力，当天就收到二十多个学生。就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校——幸福小学，诞生了(该校旧址位于现在幸福村一组村民谢正伟处，当时叫白圭大寨)，聂吉祥老师是该校的负责人，从此，聂吉祥的人生便与幸福小学紧紧绑在了一起。聂老师物色了两名文化水平稍高一些社员——谢显玉(已逝)和项成学(已逝)，在他的培训和指导下，第二年，招收新生入学，两位新老师就可以分担教学工作了。

望着这所简陋的学校，聂吉祥老师心潮起伏，想着全大队有很多不识字的青壮年，又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芽了——办成人夜校，全民扫盲。聂老师再次跨进支书家门槛，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支书，支书沉思了一会说，好是好，社员们白天干活累了，就怕晚上都想休息不愿来上识字课，再说你们老师也会很累啊。要不这样，夜校如果办成功的话，我给你们几个老师加工分，白天上课就按以前一天一个工分，晚上夜校班哪个老师上课就给加半个工分。聂老师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社员们一天从早干到晚都只算一个工分，我们不能搞特殊，就按以前算，上一天课给一个工分，不上课那天就不给，只要大家愿意学，累点不要紧。实事证明，这个想法太得人心了，社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奔走相告。就这样，幸福小学白天教孩子读书，晚上教大人识字。幸福大队有六个生产队，来上夜校的社员很多，教室里容纳不下，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公房外面的院坝里教，社员们学累了，聂老师就给大家拉上一曲二胡，教大家唱唱歌，放松放松。

到1964年，幸福大队青壮年扫盲率从办学以前的百分之二左右增长到百分之七十，青少年就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1965年，在聂吉祥老师的带领下，幸福大队成立了文化室，在夜校学员里挑选出一些对音乐和舞蹈比较有天分的社员，成立了一个农民文工团，这支队伍白天干农活，晚上搞文艺，当年二塘区刚好划归水城特区管辖，特区领导知道幸福大队成立了文化室，特意从区里指派专业文艺老师来作指导。在这种文化与文艺的双重滋润下，幸福大队的社员们热情高涨，干起活来比以前有劲了，抡锄头和薅刀的手甩出去的力道仿佛都转换成优美的舞姿。社员们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就去其他地方巡演，附近十里八乡都邀请幸福大队文工团去演出过。艺术来源于生活，聂老师带领文工团成员们编排的插秧舞、割谷舞、薅苞谷等等舞蹈，当年在水城特区的大型文艺汇演上，这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团队获得领导们的一致好评。1966年下半年，因社会环境改变，文化室不得不解散。

风风雨雨阻止不了人口的逐渐增加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70年代初，幸福大队的两间教室已远远不够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1971年，聂吉祥老师与陈支书和大队长、小队长们开了几次会，商量修建新校舍。当时队里也没钱，支书就带着年轻力壮的社员们，去拆木冲沟矿二十四工程处五工区(后来的二塘农中)废弃房屋上的砖，一趟又一趟往幸福大队背，磨烂了不知多少双鞋底。就这样，陈支书带着幸福大队的社员把五工区的房子背到了幸福大队。幸福大队全体社员挥洒汗水轮战一年后，一座红砖灰瓦房耸立在幸福大队四队旁边的小山坡上，这就是新建的幸福小学，大约250平米，共有7间教室。这所小学位于幸福大队地理位置的中部，当初这个选址是经过聂吉祥老师和陈支书仔细研究过的，目的是不要苦了哪一个队的孩子，要让一至六队的学生上下学走差不多远的路程。

1972年初秋，蔚蓝的天空中悠游着几朵白云，白云下的幸福小学操场上，学生们载歌载舞，庆祝幸福大队新学校投入使用。学校教师增加到7人，学生增加到50多人，开设了一到五年级，每间教室里摆放着崭新的桌子板凳。学校负责人的称呼已改称校长，聂校长和几位老师的待遇由原来的记工分改为每月工资3.5元，每年两百斤大米、两百斤苞谷。

世事沧桑巨变，唯有初心不改。到1982年，幸福大队五十岁以下扫盲率以达百分之九十几，学校学生增加到两百多人。一晃眼，幸福小学已创办了二十年。加上来幸福办学之前那几年，聂校长已经无怨无悔地当了二十八年的民办教师兼校长，虽说不是桃李满天下，但他的学生有很多已经在社会上各种岗位发光发热了，有些像他一样站到了三尺讲台上，也有像他一样，在幸福小学做民办教师和代课老师的。

聂老师的这份赤子之心最终感动上天，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吹到幸福大队，吹来了教育局对民办教师转正的文件。但文件规定必须要有个人正规档案，聂校长1954年毕业于威宁师范学校，直到1962年从二塘小学辞职，他的档案当时存在威宁县教育局，后来区域重新划分后，他的户口已隶属于水城特区，时隔二十年，也不知道档案还在不，如果档案找不到，他将无缘转正成为国家正式职工。正义不会缺席，好人终归有好报，在威宁县教育局档案室的柜子里，半张烟盒纸夹在一撂泛黄的纸堆里，上面记录着聂吉祥的学历和工作简历。如果他当年在二塘小学不辞职，凭他的学历和工作履历，应该早就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了，没想到，后来却靠这半张泛黄的烟盒纸，扭转了他的身份。二十八年的辛苦努力，终于得到认可，也改变了幸福小学由民办校长管理公办老师的尴尬模式。聂校长为幸福小学的教育事业奉献毕生的信心仍旧一如既往。

二手砖瓦房经不起岁月的侵蚀，90年代初，在风雨中伫立了二十年的幸福小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危房。1992年，由幸福村出资，聂校长亲自指挥筹建，把幸福小学的老旧砖瓦房换成了两层楼的砖混房。

时间以高山流水的方式远去，风霜渐渐染白了聂校长两鬓，但他仍然坚守着那颗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初心。许多中途辍学的孩子，在聂校长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重新拿起了书本，有些交不起学费的聂校长给掏钱垫付，有很多他的学生这样说:“聂老师最感动人的并不是他在教学上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他对每一个学生发自心底的关怀，这是一种集严师与慈父于一体的爱。”

1997年，幸福小学的学生猛增，许多学生是慕聂校长和其妻沈老师的名而来，甚至有些来自较远的其他村寨，原有的教室已无法容纳，经聂校长提议，村委会多次开会讨论后，决定向钟山区教育局申请扩建幸福小学。聂校长和幸福村的支书谢正林(已逝)、村长谢扬开一行三人踏上了大湾至水城的往返列车。跑了不知多少部门，磨了多少嘴皮子，终于申请批得一部分款项，但是远远不够。当时村里还有有一些提留款和有一些土地被大湾矿征用所得的补偿款，加上申请所批得的钱，就在老教学楼的右侧修建了八间教室，四间办公室，1998年秋季投入使用，当时学生已达到五百多人，这是幸福小学创办以来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1999年，执教四十五年的聂校长终于放下肩上的担子，光荣退休。

退休后的聂校长并没有去享天伦之乐，他的妻子沈孝梅也是幸福小学一名非常优秀的老师，在聂校长的引领下，沈老师的班级成了全校的优秀班级，不管是文化课还是对学生品行教育、树立理想等等方面，都获得学生和家长们的拥护，她带的1999届小学毕业那个班学生，后来大部分都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也都有了理想的工作。这些都离不开聂校长背后的支持。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其实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哪怕人一生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是符合这样一个规律的。从2002年至今，因为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师资力量薄弱等等因素的影响，幸福小学的生源逐年递减，目前六个班级只有100多个学生。不管有多少个学生，幸福小学的老师们都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教授每一个渴望知识的孩子。

2017年深秋，寒霜骤降，天气转凉。老校长一家人坐在火炉旁闲聊，毫无征兆，老校长张着嘴突然说不出话来，身体也动不了。家人连忙送往市医院，各项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告知家属说是脑梗，万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老校长的身体恢复了大半，语言表达基本没什么问题。

两年后，又是深秋，一个晴朗的黄昏，远山披着晚霞织就的衣裳，秋风徐徐吹过，微风中夹带着一丝沁人心脾的温暖，突然想起很久都没见到老校长了。匆匆吃过晚饭，我约上父亲一起，去看望我们全家人共同的老师——聂老校长。老校长的家在幸福小学一间闲置的教室里，这是1992年拆除老旧砖瓦房改建的那幢，1998年新修了教学楼，这幢老楼便用作办公室和教职工宿舍，聂校长夫妻二人用一块布帘子把屋子分隔成客厅和卧室，讲台当灶台，这样一住就是二十年。沈老师给我们开的门，老校长静静地坐在炉火旁，面容慈祥，一幅时光如初，岁月静好的画面。他微笑着问我和父亲说:“天黑了，你们怎么来的？”父亲说:“我姑娘开车来的”。过了几分钟，老校长又问:“天都黑了，你们是怎么来的？”父亲再次回答他说我们开车来的。他便不再说话。这时，我心里仿佛被什么蛰了一下，有些酸，也有些疼。看着白发苍苍的聂老校长，他是那么慈祥，那么和蔼可亲，“教师”一词在他身上所体现的，已不再是一种称谓，而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艺术。沈老师和我们聊了很多他的事，他仿佛在听，又仿佛没听，又像在听一个完全不与他相干的人的事。父亲问他道:“聂老师，您还记得我不？”他说记得，记得。当父亲接着问:“您还叫得出我的名字吗？还记得吗？”他立刻像一个撒谎被拆穿的孩子，不好意地笑笑，说:“记不得了。”我用眼角的余光环市了一遍拥挤不堪的屋子，然后问沈老师咋不去花苑小区住？或者搬到新修的教师宿舍楼，也比蜗居在这间拥挤的旧教室里好。聂老校长身体不灵便，洗澡和上卫生间都费劲啊！沈老师摇摇头说:“聂老师哪儿也不肯去，在这里每天听见教学楼里传出读书声，他就会很满足。天气好的时候，扶着他在操场上走走看看，他就开心得不得了，他是要把他的一辈子都与幸福小学捆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