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叫场坝菜园子，这里是旧时水城厅城重要的商品交易地。事实上，在我印象中，这里有点村不村城不城的，说它是城吧，它距离厅城十里之遥；说它是村吧，它所担负的商品交易功能绝对又是那小小的厅城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我常常质疑古人交易之地谓场，筑居遮风避雨、邻分左右的集聚之地谓寨的说法。姑且不去多作辨析，然而就其历史而言，这个属永顺里三甲的弹丸之地名声之显赫，可谓如雷贯耳。据旧志记载，祖籍湖南“事亲以孝闻，慷慨好义”的商人雷礼禄就是迁居于“城东场坝崇文街菜园子”而发迹的——“城南二十里许厂矿穴，名大岩洞。自明时开采，清道光间，邑人雷礼禄由道属承领国币开办，获利颇巨”道明了其发家史。

与村寨毛路不一样的是，场坝菜园子有着面积很大的晒谷场，土路也很长很宽，路两旁有成排房屋，偶尔间杂几处菜地；而房屋后则纯粹是菜地，否则“菜园子”之谓就名不符其实了。

有孩童的地方，自然就有乐园。除了晒场、土路上的游戏外，屋后果树上的秋千，攀爬、摘果等在我们童年时代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谁家有大务小事，放风似的我们不玩个彻底痛快，大人不找来是不会回家的，至今想起来，那些破碎的温暖还会像鸟声从花朵、林间飘落下来，踏实而饱满。

就是这样一个村不村城不城之地，才交织着不同文化的融合。邻近的歪梳苗、稍远的彝族同胞，时常会在赶场天免费呈现芦笙舞或跳脚舞，而这一代的赵姓、钱姓、王姓等在清末可是出过拔贡、秀才、廪生之类知识分子的，他们设馆教学，对这一带的文化贡献不小。文化在“以文化人”的同时，也常常杀人于无形，且不说历史上那些因文字狱或文化殉葬而含冤、隐退与消亡的名士，仅在菜园子发生的类似情形，就让我感慨良多，至今不忘。

那是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父因被误定“贪污罪”和“历史反革命”让我们一家人跟着受累，抬不起头，尤其是在他被叫去义务扫大街和陪斗的时候。在那样的年代，民兵是很吃香的，他们有些旧时“军屯”的样式，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参与维护社会安定，巡逻、查夜、抓盗窃犯等是他们异常光荣的职责。我家斜对面住着一个民兵连长，叫尹大壮，身材矮小，但壮实，头发稀少，脸圆圆的，热天爱穿红色或白色的背心，冷天爱穿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在对襟衫盛行的年代，他很有些干部派头。尹大壮有些文化，在生产队一度当过记分员和会计；人也很勤劳，收工回来从不让手脚有空闲的时候。他家屋后栽有不少花草，洋花、牡丹、芍药之类的，花开时节，蜂飞蝶舞，只因喂养的狗太凶，我们只能遥遥观望，把心羡留在记忆里。紧邻东面的山墙外，有他家的自留地，内中那棵花红树（花红，一种水果名）花开之时，白里羞红，像满树挂满繁星；果实渐大后，尹大壮总喜欢在树边围上刺篷，浇上大粪，防人上树采摘。墙边有他用直径30余公分、长150公分左右梧桐树精心抠成的蜂箱一个，两头留有洞孔供蜂进出，其上覆有稻草和油毛毡之类物件。我们曾看见他采蜂蜜时的装扮：头戴草帽，面罩棕绒，脖子围湿毛巾，手上着棉纱手套，点燃稻草用轻烟把群蜂熏走后，他才开始将手伸进蜂巢刮蜜，每次都会收获不小。尽管包裹得很严实，但他也有被蜜蜂蜇得皮包脸肿的时候，没有十天半月，常常是好不了的。

尹大壮的人生悲剧，是时代更替与文化变革的必然结果。当年踌躇满志的他，居然在1976年的某一天突然间精神分裂——疯了。他疯的那个夜晚，整条小街上都没有得到清净。他乒乒乓乓地甩砸完家用的东西之后，又唱又闹，尖利的高音让人深感可能会有什么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其妻的哭劝声与他的变异声绞在一起，尖啸、凄厉、哀怨，有人悄悄起来看，自忖无法平复，就暗自回去了。折腾，疯狂地折腾，没有白天和黑夜；左邻右舍大多关门闭户，街上也少有人走，都怕吃他拣石头乱打人的亏，疯子打死人是不犯法的。然而，更令人恐惧的是有人开始怀疑他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众所周知，因为他用石头砸的人家户，平时都与他有些矛盾。我们两家住斜对门，父母要我们没事就呆在家里，不要出去看热闹。可时间一长就忍不住想看稀奇，推开窗缝或门缝一瞧，只见尹大壮穿着大裤衩又闹、又跳、又唱，他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北京有个金太阳》……侄女不懂事，从屯口石梯下到路边玩，尹大壮见到便骂：小四类分子儿。父母和兄长没有计较，忍气吞声把侄女强拉回来，再也不准外出……

蜂箱里的蜜蜂全部飞走了，有人说，这是一种不好的征兆。

尹大壮在家里唱唱跳跳地折腾了近一年，搞得家人、街人、路人人人欲避之而不及，实在没办法，其妻只好把他送到盘县刘官高屯的麻风病医院。那时到盘县的交通条件极其不好，坐客车要走一整天，坐火车要从曲靖转客车倒回来。那两年家兄正好在盘县读大专，1978年中秋，他还专门买月饼去探望过他，放假回来还给他家人说似乎好了不少，家里人也因此安心了一些；可等第二年家兄再去探望时，尹大壮已经死了，据说是喝敌敌畏死的，因联系家人困难，被拖出去草草埋在一处荒山上，其尸骸回归故里，是在他儿女都长大成人之后。如今想起这事，我感到悲哀的同时也在思考：在那种特定时期，这一悲剧应该是其畸形人格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双重所致。试想，在尹大壮没发疯前，当民兵连长的他，时常会满脸幸福地坐在门口擦他手中的那支半自动步枪；因为有枪，他才当上连长，才出人头地，潜意识里他可能已把这当成一种政治资本。而当手中的枪被收缴到镇武装部集中保管，一个因时代寄生而耀武扬威的人，一旦失去了依托物，他又哪有精神不分裂的道理？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坝寨”继尹大壮后，所出现的另一个惊人相似人物叫许翔。

许翔家住街东头与茶叶林分界处，这里立有一块上书“纯孝非愚”的古碑。旧志上说，一个叫蒋元清的人，在坝寨遭遇山洪时，置妻儿不顾，只身背着老母出逃；水泄后，当人们挖出这母子倆时，儿子的双手还反扣着母亲的双腿，其情形让人不禁自泣，厅官亦为其感动，作诗以颂，题碑以怀，从此，“水打沙塕”故事一直是故乡育后的生动教材。许父知书达理，是那时的生产队长。许翔身处这种背景，品性人格应该深受教化。可事实恰好相反，读完初中后他就一直呆在家里，生产队出工是不去的，除偶尔帮家里担点农家肥外，其余时间不是下河洗澡，就是带着人在茶叶林里捕鸟抓蛇。许翔能做领头人，这大约源于他多少会一些武功。据说，有一个从河南过来的游方和尚来到“场寨”期间，每天早晨都在茶林深处躲着练功。被许翔阴差阳错撞见后，和尚认为这也是一种缘分，便叫他每天早上偷着来，教他一些练功法门和简单招式；和尚离开时，一再叮嘱他功夫只能用来强身健体，不可用来恃强凌弱。许翔从此每天都暗地里练功，可能是他忘了师父的叮嘱，不时会在人面前裸露桐油般暴突的胸肌，张扬双手举磨、双臂担水，还会炫耀一个猛子潜出数百米远的绝技……参军以后，许翔凭借这些过硬本领，一进部队就被安排在侦察连，经常出入西南边境。从部队转业回来，不甘呆在家里的他，自把武艺和从军阅历当作赌博砝码后，噩梦开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其母的教唆下，他利用从军期间环境熟悉的优势，开始从境外偷贩鸦片，一次得手后胆子更大，常一书包一书包地带货进出边境。有人说他真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每次都是夜里潜洇过江；其母案发后，屡屡得手的许翔最终在边境被捕，落得个身死异乡的下场。

我有时候想：人的一生是否也犹如一艘离岸的船，能不能返程是不是谁也说不清？设若许翔能受“以善为本”的传统与“读书至上”的思想影响，设若其母也有孟母般的心肠，恐怕就一切都不会发生！

“场寨”之殇，是一种潜藏在生命里难言的隐痛。风起的日子，它像钱塘潮水，无休无止地冲击着我的情感之堤；毕竟，当我站在故乡之外时，我更愿意从故乡昔日的苦难中，看到它在现实和未来里的另一种光明……

作者简介：吴学良，1965年生，贵州水城人。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散文诗集一本，报告文学集一本，散文集三本，文艺论集三本，长篇纪实文学一部（合著），长卷散文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两部，文化学专著两部，合篆《六盘水市志·文学艺术志》一部，曾三次获贵州省政府奖。

（编辑审核：赵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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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散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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