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平阳长诗《去白衣寨》

　　“坛城”：虚妄之词与无去来处

　　——关于雷平阳长诗《去白衣寨》

　　在故乡的地界上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雷平阳《去白衣寨》

　　在这个写作的精神难度空前降低而漶散莫名的时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语言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的代表之一。

　　我曾经和雷平阳说过他是中国当下汉语诗人中最会“讲中国故事”的。这不仅在于我和他的几次相遇都听他在会场和酒桌上慢悠悠地讲述云南“边缘空间”的沉暗故事与中国寓言，而且这一讲述“中国故事”的冲动还体现在他一直以来的长诗和诗歌写作当中。而在此过程中，雷平阳寓言化的诗歌话语方式在我看来绷得太紧张了，也就是这种目的性有些突出的诗歌写作方式和经验以及想象力状态会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的生成性、不可知性的偶然性因素削弱。当然，对于雷平阳这样的成熟且风格明显的诗人而言，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写作阶段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似乎写作的瓶颈期也在到来。从云南回来时我提了厚厚的一大摞雷平阳的散文随笔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比照他的诗歌文本与非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我发现一些相同的故事和片段出现在诗歌和散文中，当然处理的方式和重心是不同的。我也一直期待雷平阳能够有对自我限囿进行突破。那么，由此再来读他的长诗《去白衣寨》，这是不是他的一次诗学的突破呢？我也想听到更多阅读者和评论者的声音。

　　雷平阳精神性的寓言和对现实的生命感转化能力逐渐凸显出“悬崖饲虎”和“聚石为徒”的诗人形象。每个人都处于两个时代和迥异经验的悬崖地带，你不能不做出选择。在2014年夏天的暴雨中，我曾在一朋友处看到雷平阳的四个斗大的书法“聚石为徒”。这样说并非意味着雷平阳是写作的“圣徒”，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其写作的“精神来路”和“思想出处”。但是，雷平阳近些年在诗歌中则不断强化着“虚妄之词”，换言之他的精神来路和去处都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能够容留自我精神的空间似乎不再——“用脚踢一块石头 / 希望石头支持她的谬论 / 我则把自己塞进石头 / 在石头里望着她 / 除了翻滚，咬着牙，什么也不说”。

　　雷平阳长诗中冷僻的寒冷的荒芜的朽烂的“白衣寨”让我想到的是藏传佛教里的“坛城”（梵文音译“曼荼罗”“满达”“曼达”）。

　　年夏天在布达拉宫我第一次与那小小的却惊异无比的坛城相遇。那并不阔大甚至窄促的空间却足以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无限延展的本质性的精神空间与语言世界，这是精神和心髓模型与灵魂证悟的微观缩影。

　　而无论是用金、石、木、土、沙子或是用语言、精神建立起来的坛城，最终也只有一个结局——

　　我想，这个小镇很快就会泯灭

　　幻化为空，重新成为荒地

　　但谁也不知道，这脆弱的生命

　　到底还能供我们挥霍多久

　　雷平阳新近完成的长诗《去白衣寨》延续了近些年他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即对个体“现实”精神命运和整体现代性景观的疑虑和反抗，但最终的结果是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正如我在评价他的长诗《春风祷》时所说的诗人所目睹的“历史遗迹”“时代风景”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的体验一次次向诗人冲涌而来。虚无的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在此时代情势之下诗人的“祷辞”就只能是一种虚无体验的无奈验证之举。显然，长诗《去白衣寨》仍然属于“祷辞”的诗歌话语方式，只不过内省、虚妄、无着的意绪更多是通过反讽、悖论和寓言的拟场景以及戏剧化的方式得以反复凸显。正如诗人在该长诗的开篇所明示的——“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它叫白衣寨，但我不知它在哪里。人世间的幻虚之所，我只能到诗歌中去寻找。有很多人给我指引，为我提供了生者与死者共用的地图，在人间与鬼国我因此步履沉重。边界消失、人鬼同体，就连我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吸附了太多的阴风与咒怨。我穿过河山、旷野、村庄，一路向前，所到之处都不是记忆和想象中的乐土，世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挽歌声里人心颓废。白衣寨，设想中的天边的客栈，它也变成了苦难灵魂的集中营。”雷平阳曾自忖“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而吊诡的是一再抒写和反刍“故乡”的人最终却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雷平阳的写作宿命。

　　就诗歌文本世界而言，显然“白衣寨”并不是现实中实有的（不只是一个雨林中冷僻的四周有很多溶洞的边地小镇，“人丁少于象冢，狮虎皆为仆役”），而是诗人企图通过文字建构起来的精神之所。但是这种“故国挽歌”式的怀想、追念的精神性愿景最终面对的似乎只有遗照式的残骸和废墟。这又是一个游荡的灵魂——对现代性景观予以批判的游荡者。既然是“批判”与“否定”，那么这种精神伦理观和语言美学的背后要建立起来的是怎样的“新景观”呢——“她砍倒一片竹林和紫藤 / 想搭建永久的居所 / 但又觊觎那些无人的石头房子 / 她高声问我：‘我应该怎么做 / 才能让新建的房屋 / 拥有记忆和出处，拥有道德感 / 并有鬼神暗中护卫？’”还是说诗人最终也无力建立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精神景观——“因此，我的一生就交给了最后一件做不完的事：在象冢的旁边 / 修筑一座座只埋葬袈裟的衣冠冢”？这最终只能是一场虚妄的语言徒劳之举？

　　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先锋诗界尤其是长诗写作中“语言乌托邦”曾一度成为诗人的造梦仪式，“诗到语言为止”并非只是一个诗人的美学观念。但是，到了雷平阳这里，语言乌托邦已经解体，“诗人的原乡”（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意义上的）已经被斩草除根，由此诗人再向远方、向天空、向自我内心和语言深处寻找一种所谓的“白衣寨”就只能是一场幻梦。这必然是个体主体性精神的无着分裂，是语言的虚妄，是失魂落魄的丧家犬，是不合时宜的恋旧者，是精神的无来去处的尴尬性境遇——“春草稀疏的江岸欠我一幅骑牛图 / 平坦的田野欠我一幅农耕图 / 小路欠我几个额上流汗的农妇 / 池塘欠我一阵蛙鸣和捣衣声 / 屋顶欠我丝绸一样的炊烟 / 寺庙欠我一个个心事重重的香客 / 村庄欠我天人合一的生活现场 / 树荫欠我讲故事的人 / 以及那荒诞不经的故事”“就连从我头顶飞过的孤雁 / 也欠我一声哀鸣 / 我是如此的恋旧，如此深入骨髓地可怜自己，在故乡的地界上 / 却自己欠自己一个异教徒的上帝”。

　　白衣寨，是全诗展开的中心地带，也是精神性愿景的依托性装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戏剧性和寓言化的“拟场景”。

　　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寓言化的诗歌氛围之中。这一场景介于现实与寓言之间，更是像一场白日梦式的景观，比如《白衣寨》中那个老年瓜农在河滩瓜田里挥舞着铁锤不断砸烂西瓜的场景，两个人骑在即将被施工队刷成红颜色的生锈的引水管道上。而多年来，实际上雷平阳的很多代表性的诗歌都具有“拟场景”化的特征，包括那首《杀狗的过程》。这种“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更具有超拔性和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和诗人精神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强调的是雷平阳诗歌中的拟场景即使有时候呈现为实有之物，但是这一实有之物在当下迅速推进的城市化和现代性景观中也大多成了追悼的亡词和精神的虚妄之词。“贴身肉搏”的结果却是“失魂落魄”。而寓言化的拟场景最终要达到的结果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寂静”。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长诗在意象和场景上的视觉化效果。其中最突出耀眼的就是红色的场景和意象，比如“红土”“天空的吸血管“鲜艳的瓜汁染红了流水”“腐烂的桃花”“一只鲜红的气球”“一条即将被涂红的引水管道”等。而这一红色的视觉化的过程显然并非简单对应于所见所感的现实物态，而是建立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基础之上，是对历史个人化与个人历史化相互观照和精神往返过程的印证与强化。

　　白衣寨，让人想到的则是桃花源。

　　“前面就是梨园了 / 白色的梨园，在红土上闪烁”。

　　但是，白色的、芬芳的、诗意的、农耕的“梨园”瞬间就被一种强大野蛮的力量击碎摧毁了，——“走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 / 我们看见桃树下桃子腐烂 / 梨树下烂梨飘香 / 村庄的魂魄已经走掉 / 地底下的废墟破土浮到了地上 / 她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 站着，看着门上的铁锁和蛛网 / 想不起来亲人们都去了哪儿”“腐烂的桃花铺满废弃铁轨”。

　　白衣寨的精神空间中“故国”“村庄”“土地”“河流”“山顶”“稻草堆”的荒芜和废墟般的存在再次印证了雷平阳对现代性城市化景观的警惕和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必然使得诗人面对两种性质不同的景观和空间以及时间性背后的历史法则，比如乡下王屠夫凄怆地死于乡下猪厩，而五个儿子则“在五座城市的五间出租房里酣睡”。由此意识出发，诗人也必须对与此相关联的语言系统和意象谱系的“病症”进行重新的“清洗”，“月亮，我在一个肮脏的乡下诊所里 / 与医生讨价还价 / 补回来的硬币像一堆月亮 / 她浑身的水泡像月亮 / 为了止痛，她大声叫着 / ‘杂种，月亮，杂种，月亮……’ / 医生说：噢，月亮 / 输液的梅毒患者也说：噢，月亮 / 他们叫着他们自己的月亮 / 唯独一个濒死的老人，无人守护 / 他一声不吭，偏着头看月亮 / 那真实的月亮挂在诊所的屋檐上 / 只有这个月亮是上帝的月亮”。这就使这首长诗还具有元诗的精神趋向，这指向的是“乡土诗歌”语言的沉疴以及苍白浮泛的“伪抒情”方式，与此相应要建立起来的是有生命感的有效性和及物性的话语方式——“黑夜只是睡觉的时间段 / 我们发现并夸大为黑暗”。

　　“在错乱的道路上”“无望是我们的信仰”。这注定是一场羞耻、怪诞、分裂、妄想症式的寻找与遗落并在的精神之旅。逆行、错乱、返乡的道路，“废弃的铁轨”预设了全诗的精神方向。

　　是的，“冷飕飕的坟地”、“黑夜”、“肮脏的乡下诊所”“铁屋子”的场景出现了——前方只有坟墓。这是存在性的关于时间焦虑的诗歌命题的重演——生死，命运，时间轮盘上的骰子……。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当年鲁迅散文诗中的那个黑衣的夜行人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甚至长诗《去白衣寨》的拟场景都与鲁迅的《过客》具有精神性的相似——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而当年鲁迅笔下黑衣人过客所遇到的女孩在雷平阳这里得到了“精神性的轮回”。全诗中反复出现的正是一个“她”，这个“她”同样是一个拟场景化的存在——不具体，不真实，但是又不断与诗人的精神主体进行拉抻甚至撕扯性的对话。两者之间形成的正是长诗特殊的声音和语调，恰如舞台两侧一个面影一个背影的位置。这两个位置正好是诗人寻找和返回的精神性隐喻。但是，既然前方是坟墓，返乡又是无地，那么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产生就不只是“唏嘘”二字可以涵括得了的——“我见过很多返乡的婊子 / 她们从良了，但没有一个男人 / 能满足她们的肉欲”。这显然是雷平阳对诗歌和“精神返乡”的文化冲动的反省、检思与批评。是的，很多当代诗人似乎都同时走在“回乡”的路上，但更多的则是浅层的庸俗化的单向度的精神表层细胞，而非灵魂的激荡。是的，“还乡”以及“还乡的人”有时候也是可疑的，他们并不应该据有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优势，更重要则是时间和社会法则背后的深层机制和心理动因。陈超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中曾写道“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海子则是“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如今在雷平阳这里“还乡”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婊子”。这恰恰是“不洁”的诗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反之那些具有道德和精神洁癖的写作者恰恰是最可疑最不可靠的。

　　一切都在改变，荒诞主义的结局似乎早已经注定，连乡村的后裔们也已改变了基因——肉体的、血缘的、文化的、道德的——“他们在荒村里，失教于天道 / 纷纷撇开了血缘，学会了独立 / 自称是墓地或废墟上 / 旁若无人地长大的一代 / 亦称粉碎的一代 / 他们目光阴沉，习惯了抛弃与屈辱 / 像喝足了狼奶与激素的机器人 / 一身的邪劲儿，随时准备 / 戴上我们的脸谱，以我们之名 / 锋芒毕露地向我们猛扑过来…… / 以诗人的身份，混迹于他们中间 / 我知道，这是一场被培育 / 和操纵的、继往开来的自杀运动”。

　　这已不只是虚妄之词，也是绝望之举。既然无路可返，自我精神主体的白衣寨又只是一场幻梦，那么这个时代的“诗人何为”似乎又成为了大是大非的艰难疑问。

　　年春天，我和雷平阳、海男在翠湖边的一个火锅店喝茶喝酒，雷平阳的儿子拿着手机在搜索另一个世界。在城市空间里，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乡下的土孩子了。

　　又是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空有巨树两棵。阳光抖落在城市的院子里，我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合著）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等。主编《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无端泪涌——陈超诗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等。曾获《星星》《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家、《滇池》文学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德令哈海子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批评奖、“明天”双年奖批评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