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时可否评论前置？

　　在云南文艺界，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始终没有处理好，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创作完成以后，或者听之任之，评论不管不问；或者出版、展演之后，请来一些评论家开研讨会。在这种研讨会上，作者要听到的是好评，是要评论家们来参与“宣传”，把评论只当作宣传的一种工具，“研讨会”变成了“歌颂会”。而评论家们呢，有的确实只会担任作品的“宣传员”，声嘶力竭一个劲叫好，不管作品的好坏，他们被别人请去做“宣传”已经感到非常荣幸了；有的则是高高在上，充任作家的“教师爷”，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作家不是可以听命于你的学生。即使有的评论家有认真对待的态度，也有判断作品的艺术水平，在希望别人说好评的“歌颂会”气氛中，就会有所避讳。况且，说了真实的看法，也没多大意思了——作品已经完成，只可能对他的下一部作品创作有点启示。

　　电视连续剧《待到山花烂漫时》，是云南花了大的精力和经济投拍的一部作品，播出之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远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请了评论家们去开了一个研讨会，我被邀请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会前我做的一项辛苦的准备工作就是看作品，开始两集给我巨大的期待，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这部作品有可能沿着“战争后遗症，两岸一家亲”的主题深入拍下去。然而，一集一集往下看，越来越令人失望，它沿着俗而又俗的言情故事往下发展。我在研讨会上说了我的看法，如按现有的主要人物关系，重新组织故事，是完全可以拍出一部有新意有深度的好电视的。会后的餐桌上，导演和编剧都过来给我敬酒，表达了他们的遗憾，说他们当时没朝这个方向想过。我的文章发表出来之后，一位老军人作家也说我那文章写得好。可是，这是剧作已经播出之后的评论，这个作品是不可能重拍的。

　　作家沈洋创作的长篇小说《万物生》，是他深入昭通三甲村挂职体验生活后，历时一年创作的以新农村建设为题材的作品，选材及立意都好，作品出版后到北京召开了研讨会，笔者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上评论家们对作品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小说存在的问题，大多数问题是共同的看法。研讨会后，沈洋非常诚恳地说：“要是早点听到这些批评就好了。”这不会是一部热销书，修订再版的可能性并不大。

　　评论存在于作品完成之后，这是通常的做法，能否能将评论前置？对一些大型的作品，在提纲形成后就邀请评论家们参与研讨，或者初稿完成后即组织研讨，之后作家艺术家们吸取有启示有价值的因素进行修改，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会少了许多遗憾。这对“亚文学”即影视文学、报告文学以至通俗文学等的创作非常有效，“亚文学”创作往往是可以集体创作的文学。长篇小说的创作，完成初稿后听取评论家的意见修改，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尤其对一些创作经验不足的作家是不可或缺的。

　　剧作家蒋仲文的《战争五部曲》完成初稿后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前两个多月就将打印稿寄给了相关评论家。研讨会上，吴戈等评论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稿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仲文回去后，取其精华对初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改，而后才交出版社出版。蒋仲文认为：“这次研讨会太重要了！”

　　评论前置，首先是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对话关系，而不是训导关系、吹捧关系，他们都有“精品至上”的价值观。俄国文学史上，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关系是世界文坛的佳话，也是作家与评论家关系的典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作家中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可称为新文学的典范，评论家的理论资源直接影响着京派作家的创作，而京派作家的创作又在深化着京派的理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是他们聊文学的圣地，不知有多少作品在那里孕育，从那里诞生。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陕西作家与评论家的互动关系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评论前置，提纲出来甚至完稿之后还要听取意见准备进行大的修改，这需要克服当下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好作品其实都不是一次创作就算完成的，尤其是大部头作品。众所周知，曹雪芹为《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扑朔迷离的“脂砚斋”也许就是他身边的文学评论家，很自然地，他在抄本上留下了点评文字，为曹雪芹“增删五次”提出的那些大的修改意见却不可能见之于《红楼梦》的抄本。十年功夫，这需要多么自信而沉静的心理，多么执着而顽强的意志。鲁迅写《阿Q正传》，也说到阿Q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已经飘浮十多年了。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作家艺术家会以这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作品吗？一个人埋头苦干，不断地一次完成，听到一声响，有的响都听不到，以数量取胜，写也匆匆，读也匆匆，岂能有大作、佳作？

　　评论前置，也许正是提高文艺创作水平的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