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钦 || 我40年的文学梦

说起我的文学爱好及“文学梦”，应该是从1978年7月“五七”高中毕业之后走上社会开始——

1978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前夜，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中专考试，名落孙山。

作为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农民后代，我自然地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农村老家务农当农民，参加当时的农村大集体生产劳动，拿“工分”。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可言。难得一个月看一次黑白电影，一般只有听广播，还是有线广播。黑白电视机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为度过山村寂静的长夜，在老家狭窄矮小的农房里，当时房间里连张三抽桌也没有，我只有把平时当床睡的存放稻谷的柜子权且当“写字桌”，写作时掀开草席及棉被，利用上学时没有写完的笔记簿，扑在柜盖板上，在昏暗的灯下胡乱写些白天的劳动场景及所见所闻和感想，也叫“记日记”吧。我也就从那时开始同写作和文字结下了缘的……

1981年，改革的浩荡春风吹到我家乡，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结束了“一窝蜂”大集体生产劳动的历史。我也离开田野，远走他乡拜师学木工手艺活，去浙东的宁波、台州及福建、江西农村打工。

真正心中萌生了“创作欲”及“文学作家梦”，是1985年春节过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结束了6年常在农村流血流汗的青春打拼及奔波生活，有幸踏进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的县新华书店工作。

时值“伤痕文学”之风掀起，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做起了“作家梦”“文学梦”，被比喻“走钢丝”。而当时一年一度的高考则被称为“过独木桥”，可见走作家文学之路何等艰难。据说有些狂热的文学青年甚至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我这个“60后”农村青年也卷入了“文学梦”的大潮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十分枯燥、贫乏，县城夜晚的去处只有电影院、图书馆、剧院，后来才有录像厅。在工作之余及周日，我又“死灰复燃”，拿起秃笔，在自制的简易写字桌上挑灯夜战，笔耕不止，俨然成了一个“土作家”。

我开始尝试写一些短篇小说，并向有关报刊杂志投寄稿件。大部分稿件投出后“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也收到部分好心编辑先生的“铅印的退稿信”及“原稿”。

但退稿无法阻止我强烈的“创作欲”，我疯狂地写中、短篇小说，以离开学校生活的6年社会生活经历及城市新生活的感受作为创作素材，分别取书名《伤春篇》《游记篇》《爱情篇》，自称为“青春三部曲”，总字数超20万，认真反复校对、编删，并用正楷字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斗胆从邮局投寄全国各地有关文学期刊，当然无一出版发行。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写作投稿，发表了很多篇通讯报道，真正实现了作品变成铅字刊发的梦想，还领到了稿费，记得最多一次是80元左右。我的一篇《改革吹醒了沉睡的山城书店》被编入省书店的《浙江出版史料》一书……

在1985年至1995年，十年新昌县新华书店工作期间，我创作的作品字数超过百万。

1996年至2010年5月，在走上个体白手创办幼儿园、保险超市、广告公司等实体的期间，我仍不忘初心，坚持书写创业的一些感受及生活启示随笔录，偶尔自定个题目或书名创作下小说，但一直没有再去投稿了，可以说是自娱自乐。只是在2016年秋，我突发奇想，自费3万元编著印刷了2000册《新昌企业老名片》一书，此书采用大开本铜版纸彩印，图文并茂地反映新昌企业的兴衰史及改革发展史，属企业内部发行。

总之，自1985年春至2010年夏的26年中，我在新昌县城工作生活期间，累计创作的文章字数超300万字，仅日记簿就有30本左右。

近几年，我毛遂自荐送书上门拜访了几家影视公司，意欲将小说改编及拍摄成影视作品上映发行……

看来，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