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大哥患疟疾是1963年，后来我读了卫校，才知道疟疾十年一次大流行，1963年正是大流行年。解放后，政府很重视预防传染病，研究疟疾防治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屠呦呦获得了诺奖，她研究的青蒿素就是治疗疟疾的药物，在世界上供不应求，因为全世界患疟疾的人实在太多了。所幸的是，我们这儿几十年前由于政府狠抓了对广大农村的疟疾防治，已经基本消灭了疟疾，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为屠呦呦高兴和庆贺，同时作为当时身在疟疾防治第一线的基层医务人员，又很为自己自豪。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刚分到公社医院工作，就正好赶上消灭疟疾这项县防疫站布置的中心工作，一搞就是三、四年，硬是将这种传染病基本消灭了。

　　而那些峥嵘岁月，对于一生平淡无奇的我，是有珍藏意义的。我们很敬业，吃得大苦耐得大劳，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和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没有芥蒂。想想，这是金钱和任何奖金都无法购买的。我们公社是高疟区，一个大队患这种病的青壮年上百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疟疾休止期必须全民服药，连服八日，叫八日根治疗法。农民居住分散，每个房子都要去，风雨无阻，一身泥水。我们还带着水瓶，那时不少农家没水瓶，常年喝生水。我们送药到手，看服下肚，是绝对不允许留药的。因为好些农民没文化，缺少卫生常识，不吃药，或是当面拿了药，你转身一走，他就把药丢了。有时几条大狗狂吠着蹿来，很吓人。

　　在那儿工作了六年，小小的公社医院，每个同事都叫我怀念，而最让我尊敬甚至崇拜的是程医生，想着他为我落下的残疾——据说后来他的膝盖患病，瘸了，就跟那次跌伤有关——我又终生懊悔和遗憾。

　　几棵硕大的黄桷树,几乎掩映了这几条逼窄短促的青石板小街，清末民初的小青瓦房舍古色古香，有趣的是一条小河从小街中穿过去，三座古老而精致的亭桥将两侧街面接连起来。逢场天小场镇很拥挤，闲天则很清静。公社医院的生活是很自由散漫的，我喜欢一个人到亭桥上玩。亭桥结实的柏木栏杆又兼做长椅，在那儿坐坐，看被称为不死树的历尽沧桑的黄桷树，盘根错节力道无穷叫人振奋；看小鱼儿在清澈的小河中摇头摆尾，自由自在不受任何伤害；看街道上青苔苍苍的大石包，这简直就是一座精巧的回归自然的园林。而我们的小医院则处在场镇西头，原是一座古庙。现在还保存着庙宇的原貌，背后小山坡上五株古柏特别壮观，直杆入云，气势非凡。

　　我到这儿半年了，我真的喜欢上这儿了。初来时，医生们都把我当客：老院长为我打开水，调皮的小马爱有事没事叫一声我“李姐”，胖胖的何姐爱拉我去品小吃，叶儿粑呀粽子呀什么的，一闻到那味道，我就想到外婆和相伴她一生的那条山沟。而不苟言笑的程医生和孙医生呢，对我也有一种关心和亲切感。特别是程医生，拿到我的信件都是亲手交到我手上，生怕一转别人的手就会失掉，他常说经其手负其责嘛。

　　我很谦和，这或许是遗传吧，我母亲和外婆就很和善的。然而我矜持，这是独身女子不可缺的防身手段。我对病人很温婉，尽心解释这些乡下人哪怕是很可笑的疑问。是我漂亮的缘由吧，靑年们特别是公社呀粮站呀信用社呀供销社呀这些小场镇上让乡下人瞩目的干部同志，都喜欢找我看病。他们说个没完，与其说是看病，不如说是来看看我，说说话，个别的甚至于献点小殷勤。乡下姑娘们逢场天来赶场如走人户，穿上新衣服，挽臂搂腰咯咯咯脆生生笑着从我诊断室门口跑过来跑过去。只要其中一位姑娘找我看过一回病，在街上碰面她们就李医生叫个不停，这会儿正是桃李上市的季节，姑娘们上街就给我提一大口袋桃子李子，“一厢情愿”地往我门里一塞就跑了。让你日啖桃李几十颗，还是吃不了。

　　小医院下午往往没事，何姐、小马以及炊事员王大娘照例都挤到我的诊断室来闲聊，爱说趣话的搞防疫的张医生有时也来凑热闹。他一来，大家就互相指着脸问“我不我”——他是麻面，是过去的“痘麻关”在他脸面留下的痕迹。他不生气，还诙谐地自嘲。后来我才晓得这个段子：买花椒的和卖花椒的都是麻面，买的问，我不我，卖的答，比你我还我。当时笑得我流眼泪。这会儿大家又说他的泡菜好吃，他说我的泡菜不好吃，妇科病太严重。大家一愣，忽然大笑，何姐笑得趴到我大腿上。笑声未了，程医生走来递给我一封信，说邮递员交给他就是这样的，封口破损，邮票也撕掉了。我的脸将要一沉，马上想到这儿人多，又收敛了。但我没有像往常说声谢谢。

　　渐渐地我对程医生有些厌恶了，不露声色地回避他。可倒霉，这回搞疟疾预防服药，两人一组，老院长偏偏把我和他编到一组，提出更换呢又怕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让他走前面，不要他老盯住我婀娜的背影。凉鞋踏得青石板得得响，沉默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

　　“小李，你丢失了信件？”

　　他窘了？他觉得沉默叫人难为情了？他没这份好心。八成是脸长，我早向他说过，不要他帮我拿信，不要就是不要，管人家丢失没丢失？

　　“不晓得！”我没好气，老半天才应了一句。

　　“那——”他想扭头，但又没有，“那欢迎你给我提提意见。”

　　怪！欢迎提意见？都什么年代了，欢迎评功摆好还差不多。听老爸说过，他在单位上那些年辰，每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可以向领导提意见，职工之间也可以互相提意见。如今我可没有见过欢迎提意见的人，日本有敦厚的诈骗犯，我眼下得警惕诚恳的下作手段。

　　我不屑地响了一声鼻子，又顺手掐了一朵野花，拿拢鼻子嘀咕：“有没有毒呢？天晓得。”

　　殊不知我感觉他笑了笑，是不是冷笑？他耸耸肩，一个大男人这么耸肩真难看。

　　“同船过渡的人，后来碰面还要打个招呼。”过了多久，他这么冒了一句酸水。

　　怎么他竟然想到同船了，想到——白娘子？荒唐！

　　“下作！”我心里骂，一屁股坐到石头上，没好气说，“你走吧，我歇一会儿。”

　　他又耸耸肩，并且终于回过头，惊得直视我——我的眼里已然蒙上一层泪水。

　　“你——有啥子心事？——有啥子委屈？”他直视我的胸脯，锐利而邪恶的目光想穿透那儿。

　　“可耻！”我鼓起勇气喊叫起来，“你，——你走！”

　　他顿感意外，惊愕片刻，突然发怒，“你——谁招惹你了？”

　　我预备破釜沉舟地还击，但他没有再说话，只是站着。

　　沉默，许久许久。

　　“唉——”他喟然一叹，迈步向前。

　　谢天谢地。

　　他在前边老远的地方坐下来，他在等我。

　　他工作起来很认真，似乎也忘了隔阂，我疑心他有点“大奸若愚”。他讲解着，为什么要提着温水瓶下乡，要看服下肚，不能留药也不能找人带药，宁肯多跑一回，生怕我不懂，我装作心不在焉，其实我都认真地记住了。下午回医院，我没洗脸就汗渍渍仰面软在床上。医生是讲唯物主义的，可我这时很有些相信命运了。

　　我天性淡雅，厌恶大城市紧张的人际关系，毕业分配时我要求到偏远山区，像外婆沟那样的淳朴的山村。不过说实话，爱情给我的打击给我的苦痛实在太多，我要寻一处“桃花源”。这儿真的很不错的，单位小，十来个职工都那么团结，没有什么争斗。医生们的寝室都不上锁，相互串门很随便。逢场天那些来赶场的乡下人背着扁背篼，在医生们的寝室里进进出出，看过病的人还自己动手找开水吃药。老院长同他们摆龙门阵开玩笑毫无避讳。一个女人来看病往往就有几个女人陪伴，看了病便同医生闲聊老半天，走出医院时嘻嘻哈哈的，连孙医生程医生也会同她们聊上很久。

　　医患之间没有芥蒂，乡情温馨民风淳朴。我同几位农村姑娘还结交上了，论人品论口才，一点不会输给城里的女孩子，我充实而开心。唉，可眼下怎么办？眼下，眼下！

　　我冷静下来仔细梳理对程医生的印象。公正地说开初他很好，来那天，医生们去接我，有一位络腮胡子的农夫模样的医生，给我扛那口装满书籍的最重的皮箱，就是他。他和小马还帮我打扫屋子，使我感激不尽。而我第一次出诊去乡下，是他为我领路。乡村狗多，最怕碰上癫狗，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幸而他带了一条斑竹棍防备着。我同他一路攀谈，医学、文学、电影、音乐绘画好像什么他都晓得，谈吐不凡，使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不得不惊叹。

　　然而他把友谊当做进攻的云梯，他帮我无非是要攫取我，我从一点小事就敏感到了。那天我洗了澡，高挽衣袖，散着头发，当窗吹风。几只画眉在泡桐树的阔叶间鸣啭，夕阳抹在小场镇的小青瓦上，一派辉煌，整个小场镇安静而典雅，连窗台上的仙人掌都格外高雅。我自怡然。突然，有一双眼灼灼地罩住我，就是他，古刹里剑眉肥脸的色和尚也是这般目光。我心一沉，忙避开身子。

　　他有天提醒我收晾晒的白大褂，自作多情，谁稀罕他提醒。这种小殷勤让人想到社会上的浪荡小青年。有时候他却奚落我，说我的处方哪味药没对。

　　我把这些事窝在心里，苦闷至极。我得处处小心，甚至于加固了门闩。但他似乎不在意什么，他很忙，门诊量占整个医院一半，出诊也多。我暗中调查过他：四十大几，初中没有读毕业，在家放牛割草，1960年进肿病院当中医学徒。妻儿老小都在离这儿十多里远的乡下，他回家的时候不多。仅此而已，我不是当特务的料。寻花问柳倒没听说。

　　我呆望着仙人掌叹气，决计从明天起独立作战，多大困难我不怕。路是人走出来的。

　　忽然哗啦啦吹起大风，乌云挡住窗户，室内陡然变暗。闪电、雷鸣，雨点叮叮当当打在古庙的琉璃瓦上。

　　天变一时！

　　“你找不到路的，岔路多得很，又及相似。”我已经走出好远，他跑来喘着气说。贼心不死。

　　“有脚就有路。”高傲地甩出这句后，头也不回，我还故意放慢脚步，款款而行，让背影保持一种风韵，气死他。

　　下午我凯旋而归，洗过澡，舒舒服服一边听歌一边眺望山村美景。林木、飞鸟、村落、晚霞，一幅金黄和墨绿交织的重彩山水画。正有兴致，老院长来了，原来他知道了我单独行动，虽并没有深责我，但指出我遗漏了两个小院子，叫我明天补上，还问为什么不同程医生一块儿走。这对于很在乎脸面的我不啻是当头一瓢冷水。不用想，这是程医生的杰作。

　　黄昏，我看到他端个大碗，堆尖的饭菜，大口嚼着往我的寝室走来，叫我出去说话。

　　我慢吞吞走出来斜依着门，不看他也不请他进屋，大有拒人千里之势。我的门外天井里有一小丛棕竹，最长的五根亭亭玉立，高昂地生长着，已经接近屋檐。孙医生说，过去的油纸雨伞，就用棕竹做伞杆，很坚硬。我就喜欢它的孤傲坚硬的品格。

　　“小李，你毕竟不熟悉大、小队，还是——”

　　“哼！——我不想听，你走。”怕别人听见，我说得很小声，但语气是够硬的，像石块。

　　他看我一眼，愣住了。

　　“你又去打小报告吧。”

　　“我打小报告？”他有点懵了。装得可以。

　　他无奈地看我一眼，克制着，耸耸肩，大口吃饭，腮帮鼓起来，好难看。他居然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对我说我要去的大、小队的方位，特别强调有三家独门单户茅屋，在小山沟里不好找，路怎么走以及一个人下乡送药要注意的事项。尽管我不耐烦，一忽儿弄纽扣，一忽儿用脚踢门槛。然而我渐渐静下来，他说的话都是我不曾闻听过的有用的经验，作为乡村医生所必备的知识。我惊讶看似简单的送疟疾预防药还有这么多严格的注意事项，掉以轻心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事故。

　　但我仍然坚持独立行动，我对老院长说锻炼锻炼自己。要维系女性尊严，就得学会泼辣。人们说高傲不好，我却要赋予它一种美。不过我很认真了，我要漂漂亮亮做好这件事。

　　这天很晏了我才想起该回去了。山村的黄昏早已悄悄降临，路上也早已没有行人，山风吹过松树林，霍霍霍霍地响。糟糕！我在岔路口迷途了。这才惊觉条条山路竟都这么相似，山崖、林木渐渐变得黑魆魆，狗吠连成一片，我不觉毛骨悚然，直想哭。我捏紧了手中的枯树枝。

　　老天垂怜，我碰上邮递员，他见我这狼狈不堪模样，就主动送我一程。老实说，我虽然在邮电所订了医学杂志，加之信件多，与他们有些来往。但我对邮递员总是将我的信件拿给程医生的做法很不满，平素也不怎么理睬他，而他却不以为然。

　　邮递员是个话多的年轻人，他一路说个不停。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邮电所旁边住着一个孤老人，他不愿去敬老院，脾气怪，又穷又病。程医生与他非亲非故，他却很服程医生。程医生也三、五天去看他，病了就给药，七、八年来没有间断。医院的报刊杂志信件等等都是邮递员托程医生带回来的。他还说老院长年轻时曾经有个漂亮的情人，孙医生爱下棋可以连熬三个通宵，小马耍了三个女朋友都吹了，张医生嘴巴厉害很江湖很俏皮却没有啥子医术。

　　“我有一封信邮票都被撕了。”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啊，想起了，我小侄儿来玩，他看那张邮票又大又美，就撕了，还弄坏了信封。我还打了他。”

　　原来是这样。

　　送了一程，邮递员要急着回去看生病的老娘，就分手了，他给我指了指怎么走。可我绕过山嘴又回到这个山嘴，再走，又逗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夜幕已经严严实实笼罩了山村，我顿时汗毛竖起，身上起了一层鸡皮，头皮紧缩，我碰上了外婆说的道路鬼！我哭起来，疯狂地毫无方向感地奔跑。

　　“小——李！”

　　是何姐！是程医生！我没命的大声应着，眼泪更加汹涌澎湃。

　　我终于扑上去抱住何姐的胖手臂，象久别的游子重逢亲人。

　　“你真好！”

　　“好啥子哟，老了，你才是一朵花。”何姐咯咯地笑，“我倦得很，在月经，程医生硬把我拉来。天还没黑，他就在大门口张望，又问我看见你回来没又，他担心你迷路。他这个人，闲事管得不少，罪也没少受——你是怎么走的，南辕北辙，我们找你找了好久。”

　　何姐拉着我，我心有余悸依着她，两个人慢慢走。面前横躺一条山沟，山沟里夜雾更浓，迷茫得深渊似的叫人心惊。这时我心里担心程医生，不知他在哪儿，狗们又狂叫起来。

　　“走吧。”随着何姐轻轻的喊声，一个黑影慢吞吞站立起来，何姐说程医生摔了跟头，膝盖皮碰破，流了血。叹着气不知是埋怨或是怜悯地小声说，“快五十的人啦——”

　　我在心里喊了一声“对不起，程医生”，眼泪又滚出来。是愧疚，是感激，是心痛？说不出道不明，我立即上前扶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