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要兴修水利大坝了，南岭一带启动了大移民。陈光明的舅舅家以及所有亲戚在很短时间内全都要搬迁别地了，有的那简直就是天各一方。母女，兄妹见了面抱头痛哭：“这一别，哪一年还能见上一面呀？也许直到死也见不上了，我的村子，我的祖坟，不孝的儿女要走了，你们就成了孤魂野鬼，墓陷了，谁来添上几锨土？清明节，谁来烧上一柱香？”

库区的农民，就是那样坐上马车，拖家带口，在祭完最后一次祖，上完最后一次坟后，眼泪巴巴地离开了养育了自己的故土，踏上了陌生的路途。也就是在那一年，陈光明的母亲和娘家的人离散了。这一离散，就是二十多年的光景。

陈光明的母亲思念娘家的人，转眼间全都杳无音讯，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多年过去了，竟没有一点有关娘家人的消息。

蒲丰县的那个舅舅，母亲只是很小的时候见过一面，那是爹爹死后一年多，亲戚领着她去蒲丰，她只是记得路很远，路过的村子很多，就什么也说不情了。在离桃源寺古庙不远的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很贫穷的哥哥，三十多岁了，家还没有成起，移民全部搬走后，什么情况，有关他的事情己说不清楚了。

陈光明记得，在他很小的时侯，母亲一面纺线一面哭，一面做饭一面哭。

一次母亲做饭，从灶房里传出来如歌如泣的哭声，陈光明走进灶房，他问：‘妈妈啥事呀，眼泪巴巴的？’母亲说：那是让烟给瞅的。”晚上，母亲坐在土炕上纺线，依稀中又听到母亲低沉的哭声，父亲说：“再别想了，再想也没有啥下落。”

每次村里来了做小生意的人，只要一听到是南岭那边人的口音，母亲便立即从家中的院子里赶出去，一面问：“客人，你是从南岭来的吗？”

一听到说是南岭人，再说是那个村子的，母亲一下子便热情起来，一定要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到家里喝水，南岭那边来人说：“我们是官路以南靠山根住的，没有迁移，官路以北的，方沙河以东的社员，全部迁走了。

由于缺少论证，那些移民白白迁徙了一次，原有预测到的水位高程，根夲就没有达到，那么好的土地，总不能让它白荒着，于是便调来了军垦，农垦大军，移民留下的土地并不是人们设想中的水漫库区，而依然生长着一望无际的好庄稼，其实库区只是一个书面名字，而真正的库区却几乎是一天都没有出现过。

母亲对两家舅舅的思念，几乎是望眼欲穿，在母亲的记忆中，蒲丰县的那个舅舅就是她依稀记忆中的的一个小男孩。而对南岭县的那个舅舅，舅舅的那家人，印象却一直很深，母亲说：“我夲来是兄弟姊妹五个。你奶奶生下两个男孩，三个女孩，旧社会有一年南岭农民暴动，你大舅舅去了，一伙农民被追到山里，你大舅就被官兵打死了。”

村里回来了一些人，一些人就没有回来，你大舅曾经说过:‘土豪劣绅不打倒，穷人就没有翻身的好日子。’家里人问回到村的人，你们都回来了，怎么没有见到我家的人回来？”

村里人说：“我们回来的时侯看见他睡着了，头朝东，脚朝西，睡得很香，就不忍心去叫醒他。”话说得很含糊。

人的命就不是命，南岭一代农民闹暴动，死了人从来不哭，给家人的交代就只有一句话，‘头朝那边，脚朝那边’，仅有的这一句话，一个人就不说了，一页书就翻篇了，从来没有人找官府去要人，去问，就被送进牢子里。

老百姓把闹暴动死几个人看得很坦然，说多了，最后归纳一句话：“那就是他的命，有毬办法，人家是享福去了。”

母亲说“你大姨人很善良，嫁出去后，一直遭婆家虐待，男人的名字叫捆绳，死了以后，你大姨娃娃多，就再也没有嫁人。你三姨母能多念几天书，远嫁到三台县，从此就没有了消息。你舅舅从小和我上山採过蘑菇，到渭河边戏过水，移民以后就不知道搬迁到哪里去了？那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各奔东西，走散了。”

陈光明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句话，只有四个字: “我就不信”。

有一次，陈光明因为调皮惹了事，村里集体的棉花被人偷走了，因为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村里人都赶忙跑到晒花场把亮晒的棉花向生产队的仓库里搬，有一个人趁乱把一包棉花搬回他家里。工作队人员要展开全村大搜查，村里人明知道是谁，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只在背地里议论，偷棉花的就是那个谁，因为孩子太小，人家在一块议论，根夲就没有在意他。

逐门逐户的大搜查开始了，党团员，积极分子全都站了出来保护集体财产，因为不认真对待会制造收入分配不公。到了一户人家门口，村干部为了息事宁人，于是就说: “这家人老实，不会干那种偷盗集体财物的事，咱就不到他家去了。”

正当大家都要走向另一家的时侯，陈光明对那位住村干部说，“不叫的狗最会咬人，棉花就是他家偷的，我老师说过，要爱护集体财产，我老师还说，谁有具体行动，就给谁奖一支铅笔。”

于是，一群人走了进去，便把棉花从他家里搜走了，那家人大怒，人家说:“冤人做贼冤人死，小小年纪就成了害人精，这个娃长大了那还了得？娃娃知道啥？这都是大人给教的，要不然，那么小一点的娃，怎么就知道拦住工作组出面害人，这人心太不好预料了。”

这件事被陈光明的母亲知道了，因为母亲是外县人，从来不在村里惹事，啥事心里都明白，但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这娃给我惹下这么大的事，不行，要好好的打一顿，从小不管，以后不知道还要惹出多大的事。

放学回到家，陈光明放下书包刚准备洗脸，准备吃饭，母亲的一个笤帚把就飞了过来，陈光明一看势头不妙，迅速夺门而逃，母亲在后面穷追不舍。

母亲边追边喊，怒不可遏：“我就不信，今天我把你不打得长记性，我就不姓王，把我的王字打个颠倒。”

陈光明说：“连王字都不认识还打人，你就是把王字打上八个颠倒，那王字还是王字。”

母亲问村里的人：“你看我光明说得对吗？”

村里人对母亲说：“三横，中间加一竖，那不是王字是啥？你都不如娃，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在学校，陈光明总是向老师问一些课堂上不讲的知识，有的问题老师就能一口回答。

他问：“老师，字典有几种查法？”

老师说：“两种，一种是音序排列，一种是部首排列。”

陈光明：“不对，还有四角号码新查法。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

他问：“老师，地图怎么查？”

老师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陈光明问：“老师，光年是什么？公元前是什么,公元后是什么？皇帝为什么不说他是皇帝，却偏偏说他是朕？”

老师说：“你提的问题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知道的，你只是把乘法口诀，九归珠算的口诀背熟就行了，问那么多干啥？有的问题甚至连我都搞不清楚。”

陈光明说：“你不会就当老师？”

老师说：“你这娃成问题，你给我老实站到墙角去，站好，站端，不许笑，让我把板子拿来，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陈光明问老师：“什么是圆周率？为什么一定就一定是三点一四一六，三点一四一八都不行吗？”

老师说：“那是一个常数。”

陈光明说：“为什么是常数，你说，一个太阳和一个自行车轮子，它的直径计算方法能一样吗？”

老师说：“当然一样。”

陈光明说：“你能给我说说为什么？你到太阳上去过吗？”

老师说：“不为什么，到操场去跑五圈你就明白了，这个问题你去问科学家，那里边的知识一定是很深奥的。”

陈光明说：“不深奥，其实那就是直径和圆周的比例，如果直径是一米，圆周伸展开来就是三点一四一六，如果直径是两米，那当然就要乘二了，就是七一米多，如果直径是三米，那就要乘上三，就是九米多了，老师你坐着，我到操场跑去了。”

老师说：“光明你过来，不用跑了，你的思路启发了我，我找几个人再推论一下。”

一次，生产队重新分配自留地，那个会计把算盘打得飞快，一大晌都分不了几家地，长度有了，宽度确定不下来，只能一次一次的用算盘打，一次一次的接近，直到数字接近吻合，一群人站在那里干等，大家都说：“那可是个细心活，不敢打扰，一不小心就算错了。”

陈光明来了，他说：“看把你笨的，照这样一中午能分几亩地？你把应分亩数乘以六六六点七，除以地的长度，这样转换一下算式，它的宽度不就算出来了吗？”

会计说：“我只会打乘法，不会打除盘子。”

陈光明说：“这还要用算盘？用笔除一下，都比你这种计算速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你这样计算会浪费多少时间？”

后来，不少生产队分地，都找陈光明。陈光明说：“我不去，我把计算方法告诉你们就行了，为什么一定非得让我去，我忙不过来了，你们的地就不分了？”

母亲对舅舅家的思念，成为陈光明心中的一桩心事，陈光明从内心想，如果舅舅在哪一天真能突从天降来到家中，母亲该会是多么兴奋不已、喜出望外啊。从小学、初中以至到高中，这个问题一直处于一片渺茫中，成了陈光明心中的不解之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陈光明高中毕业了，他可以骑着自行车去铜岭赶集上街了。在大街上，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商店、剧院、牛市、医院、体育大街、木材市场，站在那里听着各种人的对话，捕获着各种信息，总想从里边听到一些关于舅舅家的消息，那怕是片言只语，那怕是蛛丝马迹，然而，这怎么可能呢？社会之大，街上人来车往，在这山南海北的人群中，竟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家的舅舅。

陈光明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找到失散多年的舅舅，因为舅舅对于他，只是妈妈口中经常提到的两个名字，至于舅舅的形象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在一个地方突然遇到了，他也不会意识到那个人就是他的舅舅。当别人家的孩子迎接到一位客人，亲妮地叫了一声‘舅舅’时，这一切对于他是陌生的，是充满向往的。舅舅到底长得什么样？也许在他的这一生中，想见到一面舅舅，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由于陈光明善于动脑筋，一次，他看到许多农民在干部的监视下，在生产队的粮食仓库里，把粮食一口袋一口袋装好，过了大秤记了数字，又重新把粮食倒回粮囤，灰头土脸，汗流浃背，一个个嘴上捂着湿毛巾，气管里发出不停的干咳。工作量之大，劳作之辛苦使他实在看不下去。

陈光明问：“这样不要命地出笨力气，下大苦，累死累活的干活，再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回答说：“没有？只能这样，人老几辈都是这样干的。”

陈光明拿了一把钢尺，拿了一个新铁桶，把另外两个粮囤里的粮食一个囤只装一铁桶粮食，取了样夲，用钢尺量过桶，量过粮囤就算出了比重，两个粮囤的粮食需要几个壮劳力干两天，被他一个人用一把钢尺一个铁桶，数字就被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来了。大约一立方米小麦1500多斤，一立方米玉米1400多斤。

公社会计很反感，他当众责骂陈光明胡说八道，装神弄鬼，被窝里丈量叽巴—冒估计。不想干活的人就想不干活的偷懒办法。结果两个囤的粮食，全都装出来过了秤，每个囤称出来的数字相差仅20多斤。这一称一算，使他对陈光明彻底心服口服了，以后在许多大队的清核仓库中，他都带上“神算”陈光明。并且直接安排陈光明当了生产队会计，以便他使用方便。

由于当时每年地里都不少生产粮食，也不少采摘棉花。国家、集体、个人一核算，到社员手里就是一年辛劳，所剩无几了。

有一年，年关将近，社员们把心中的苦处说给了陈光明。

“陈会计，没有食用油，社员连年都不好过了。每人分了四两过期的陈猪油，吃了直犯恶心。”

“咱村上的妇女成神弄鬼，男人得了夜盲症看不好，小伙子平地里跌跤，把腰摔坏，估计八成是没有吃的，缺少营养。”

陈光明带了几个人，在腊月十五那天赶着一辆胶轮马车去了镇上的棉绒厂，由于陈光明“神算”出名，一些会计人员都认识他。

棉绒厂会计说：“光明，年近了，赶上马车来干啥？”

陈光明说：“把我队上的棉花种子返还了。”

棉站会计说：“没有政策，还没有到种棉花的时侯，再说我们还正在脱绒，你来棉绒厂加什么热闹？”

陈光明说：“到了种棉花的季节，人挤人，车挤车，队上春耕生产忙，也抽不出劳力，你就给我们开发票，提前返还了吧？”

棉站会计说：“你要多少？”

陈光明说：“车都赶来了，全部拉，明年春天我就不来了。”

棉站会计说：“你们还动手早，把来年开春种棉花的事提前都考虑进去了，好，你来了我也不让你白跑，趁着人少我就给你结算了。”

陈光明把三千多斤棉种搞到手，全部拉到铜岭县北关油厂换了油，给每家每户按人头分配下去。每人分了二斤油。

第二年开春，地整好了，各队都忙着种植棉花，而陈光明的那个生产队由于没有棉花籽种不能下种，一群人在那里只好干等着。

公社书记震怒了：“这个陈光明又惹事了，把人搞得深不得，浅不得，这事是咱公社最不开的一壶，咱不敢向县上汇报，汇报上去以破坏生产论处我这个公社书记都得免，弄下这叫啥事吗？”

于是他连夜晚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违农时，搞好春播，公社辖区内的各生产队，今天晚上星夜出发，每队给陈家庄送去100斤棉花种子，由陈光明负责接收，按政治任务去完成。”

打击投机倒把，那么什么是投机倒把？卖一个猪，卖几只鸡，卖50斤粮食急着用钱那就是投机倒把。商品流通领域思想混乱，进入了死胡同。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上面传达了一个文件精神，各地开展社会主义大集活动，为了宣传它的合法性，冠之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美名。

陈家庄的人笑了，大家说：“陈光明，那就是陈胆大，跟上咱光明不吃亏。”

由于那一年倒春寒，各村棉花地春播以后出苗率不齐，有的还不到百分之四十，而陈光明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由于种植晚，地温适宜。出苗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县上，公社都派人来学习陈家庄的种棉经验。陈光明讲着什么是倒春寒，什么是桃花雨，把大家听得心服口服。

陈光明说：“咱这一方距离黄河近，小气候较难把握，春播生产宜迟不宜早，一定要避开黄河上游泻下来的冰汛期，搞不好，白下苦，前功尽弃。和人家礼泉那边不一样。”

公社书记苦笑着说：“如果咱都学习陈光明，那就是瞎了眼，我都不知道大家为啥跟着瞎起哄，学习陈家庄经验学什么？陈光明，那就是一个冒失鬼，他只管给群众分油，差一点把我关进牢子，还学习他干什么？”

向阳的花，春天的苗，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

迎着斗争风浪走，

继续革命永向前。

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大集，一夜之间，又宣传扩大社会主义因素，这个因素，当然也包括在各地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大集，第一个浪头打来，姓社姓资的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不管姓什么，社会主义大集人人都想去。

在距离陈家庄不远有一个大镇，有史以来，它地处交通要冲，是铜岭县北部的一个大的商品集散地，有人说：“这边人有钱，其过会规模比铜岭县城都大。特别是正月初八、九、十的老庙会，戏台下，街道上把人都能挤死，女喊妈，爹寻儿，乱成了一大片，这哪里是赶集上会呀，是寻着挨挤，过完会，不说那甘蔗皮，烂菜根，就鞋都能捡一草笼。”

北原上的人说：“铜岭人手里有钱有粮，征购任务重，但是拉下去多少砖，多少瓦，多少水瓮，全都一抢而光，狗日的干瞪眼，没有办法，这个气咱生不得。谁让咱生在这土原窝窝？咱就是烧砖烧瓮的命，人比人，活不成，驴比骡子驮不成，世事就是那个怂样子。哭的哭，笑的笑。”

社会主义大集应运而生。老庙会上，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把一条蛇缠上他的脖胫上，他用一根绳子，甩出两丈多远，站在场子中间四处挥舞，场子就打开了：“各位父老乡亲，大伯大妈，本人的兄弟姐妹，我那雪花婶的娘家姪女，赵四叔的侄儿媳妇，招的、嫁的，怀里抱着咱亲娃的，一听人说话嘴里就胡毬打叉的。大家都不要拥挤，都听我给咱说，没有三拳六脚不敢出远门，没有四路朋友不敢走江湖，我今天卖的这个药，它的全称是蛇胆再生灵，睡在墓堆上不怕鬼，过河有桥不怕水。端上大老碗吃饭，吃了一碗还不够，想吃第二碗的时侯咱嫂子不让吃了，她嘴里骂着，把你这个缺心眼的货，光知道吃饭，人家都从老庙会上买回来了蛇胆再生灵，你一个大男人家，回来给我拿的啥？你说给你拿的啥？拿甘蔗我咬不动，拿油糕你怕花钱，逮回来个猪娃那是个张口货，我不喂，你自己管，一不小心放跑了，还要叫人到处撵，你说这事弄的麻烦不麻烦。其实嫂子骂的不是你，别说兄弟是外地人，我在咱这一方，有一门远路亲戚，不是别人，是我姑妈家的我那二表哥，叫他媳妇骂的把碗向案上一撂，一句话都不说，恓惶的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一路小跑，就到这老庙会上来咧。你看他夹在人群里只是笑，不敢走出来，其实他和兄弟我一样，不但是个怕婆娘，你看他，一见人脸就红，你看我哥就这么一点点出息，不让兄弟吃饭也行，到了你的门上，也不走出来给兄弟打个招呼。我的二表哥呀，人说你是缺心眼，把你兄弟气的都想哭，有钱没钱，为啥叫兄弟作这样大的难？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想攀高接贵，故意在这里找你的麻烦，哥不想接见我，估计正月十五没过，亲戚还没有走完。这样低三下四被人看不起，你看叫兄心寒不心寒？不借你的势，不看你的脸，下了雨用不上你给我打伞。咱不说这路远地又滑，自己跌倒了，咱自己往起爬。”

“闲话不说，言归正传，不说我是江湖游医，不说我是华佗再现，人说以毒攻毒，以铁磨铁，吃了我的蛇胆再生灵，不出三天就灵验，瞎子吃了能看明，跛子吃了横着行。上吐下泻，不孕不育，头疼了能治头，脚疼了能治脚，感觉咱那一块不美气，就朝那块地方抺抹，药到病除，花钱不多，你不想掏钱，还犹豫什么？病得的轻，用药吃上一根葱，病得的重，关键时刻能顶用。这就是偏方气死名医，小钱能治大病。啥事都别管，听我给咱谝，初到贵地，时间太短，寿衣店关了门，棺材店翻了脸，他们合伙在一起，欺行霸市，一个个心都短，磨拳擦掌，挖空心思，下定决心要把我撵。你说有咱这么多人在这里，我谅他小伙也不敢。天降吉祥，大路通天，病人最后还有一口气，把咱的人从炕上扶起来，用了我的蛇胆再生灵，不敢多保，至少还能活上他五年。这件事只有咱自己知道，对旁人，咱就不该说的不说，把咱的名嘴管严。他要问，你就说，我啥都不知道。”

“喝了我的蛇胆再生灵，姑娘笑成了一朵花，哭着向婶婶要婆家。喝了我的蛇胆再生灵，小伙子顿时添火气，上了炕，你可千万要注意，不是我教你学的瞎，不要把哥的兄弟媳妇给的扎。我姓周，名叫围，喝了蛇胆再生灵如果小伙子不冒，姑娘娃不要，老嫂子见了哥把脸一吊，你不骂他张王，也不说他李赵，你就直接指着我骂，周围说话不算数，周围是个瞎东西，周围的脑子是叫驴给踢咧，都别挤，排好队，五毛钱一包，全当上了个当，说起来也不算贵，等你的病全好了，不但能吃，而且还能睡。怕啥哩？真金子不怕火炼，亲媳妇不怕人看。能坐飞机就不坐火箭，能用机枪就不用炮弹。下一会，咱还在这里继续见面，把丑话说到前头，把生分说到当面，不要你罐罐里的米，不要你窖窖里的炭，不给钱的事，咱可坚决不干。咱都不吵不嚷，有言在先，大家记住我周围，药到病除，功到自然，下一次，千里有缘，百里不难，咱在这老庙会上，不见不散，还能见面。别挤了，别扛了，我的生意开张了，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你是第三个，把钱给我，把药拿好，我手里没有零钱，这可没办法给你去找。你看，我婶子还穿了一件花花祆。笑啥哩，你看咱遇的这有多巧，这样的诚实侄儿你能说我不好？吃了我的蛇胆再生灵，保你儿孙满堂，多子多福，事事如意，全家幸福。活到九十不显老，活到一百还嫌少，把钱拿来，把药给你装好。”

社会主义大集兴起了，南岭来人买核桃、毛李的。蒲丰县那些卖猪娃的，卖笤帚的，北塬县的石灰车，全都下了茨沟坡，纷纷推车挑担，操着各地不同的乡音，向这个集市人潮滚滚，蜂涌而来。

在那社会主义大集上，陈光明终于把一条喜讯带回了家，失散了二十多年的舅舅一家人找到了，蒲丰那边的人说了具体的村庄，连在什么地方过河都说得一清二楚。真是无巧不成书，两家舅舅一家移民新村，一家夲地老户，全都住在蒲丰县城以东，两家人相距不到十里路，说说还都认识。

“我在铜岭那边有个妹子，多年了，不知道住在哪个村子。”

“我在铜岭那边有个姐姐，多年了，下落不明。”

老户的那个舅舅家，人丁兴旺，家给人足，过着丰衣足食，其乐融融的生活。舅舅待人热情，一进门就让坐到热炕上。

舅舅说：“我只有这一个亲外甥，几十年没有音信，今天远天远地来看我，舅高兴，舅心里比啥都高兴。”

新移民的那个舅舅，日子过得很清苦，舅舅家的大女儿还是妗母带来的，舅舅和妗母，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穷人和富人是有差别的。

舅舅的家在旧社会是赤贫，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除了一个家庭困难的姐姐在附近生活外，两个妹妹都远嫁外县。

新中国成立后，舅舅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参加了土改运动。政府给舅舅分配了一份土地。初得温饱，他每天处于生活的激动中，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对新社会，他有感不完的恩。

1960年春节过后，山西平陆县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在公路建设工地上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国家对大工地进行了严格管理。凡地富反坏右涉及人员，不许安排在劳动工地做饭。

在渭河大坝热火朝天的劳动工地上，红旗猎猎，人欢马叫，掀起了一场大干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大坝工地上，政府安排舅舅挑水做饭，由于在大灶上能吃饱肚子，村里有人很不服气，故意使坏，趁没有人注意，把一片脏抹布扔进饭锅里。

工地干部对舅舅进行了严肃批评：“王感恩，你是翻身农民，党把那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安排给你，是对你的照顾和信任，是让你给咱做好饭，管好家。多少人都想做这个饭，因为能吃饱饭活也不重，总比你在工地上劳动要好。为什么党能这样照顾你？就因为你是贫农，是积极分子，你怎么就这样让人不放心，连这一点事都做不好，竟把抹布掉进饭锅里，你以为你做的这饭卫生吗？你犯的错误还不够严重吗？你呀，让人真不省心，从明天开始，饭不让你做了，到工地上劳动去！”

舅舅受到了委屈，在大坝工地上他拼命地干活，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他说：“只要是为了新中国，一个翻身农民干啥都行，上工地虽然活重，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比旧社会好的多。”

舅舅参加渭河打坝工地劳动竞赛，他用一根木椽做扁担担土，从低洼的土地上奋力向堤坝上冲，嘴里高喊着：“宁叫牛死，不叫车停。”怒发冲冠，拦都拦不住。

舅舅夺取了全工地的优胜红旗，县上召开“五一劳动节渭河大坝工地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县长在会上发言：“我鼓励大家学习王感恩，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出大力，流大汗，保证大坝工程提前完工，用实际行动为国争光向党献礼。在我县的渭河大坝工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象王感恩那样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我高兴的告诉大家，至高无上的荣誉属于你们。”

舅舅骑着一匹大红马，胸佩大红花。和几位劳动模范在南岭县城参加庆祝五一大游行，街上锣鼓喧天，一片欢呼。

大街上的广播里高唱着激动人心的歌曲《社会主义好》。

在老户的舅舅家里，一家人见人都很客气，吃饭也很讲究。每顿吃饭都是陕西人讲究的四碟菜，饭从厨房出来都是用红漆大方盘向出端，把吃饭不叫吃饭，叫请菜，请用饭。陈光明住在舅舅的家里，实在闲得没有事做，在院子里想找点活干，每次都被舅舅制止了：“坐下坐下，这点活还要你干？不要把衣服弄脏了，新社会咱不说，这要放在旧社会，你就是大秀才，什么都不用你干，活太赃，太累，太不体面，你就陪着舅吃饭，喝茶。能来家里舅就很高兴，舅就很高兴了。读书多做先生的人，做那粗活干啥？啥人弄啥事，那种活怎能让你干，干了还不低了你的身份？放下手头的活，你就坐下，你就给舅老老实实的坐下，闲着没事就陪舅说说话，你说毛主席去朝鲜的那个儿子是怎么牺牲的，想不通，实在是太可惜了。村里人都这样说，你学问大，你就给舅说祥细一点，还有，以后的中国农村，到底是个啥样子？”

到了新移民村的那个舅舅家，舅舅说：“到了舅家见饭就吃，见活就干，有啥吃啥，人说女婿外甥顶半子，你就不要把你当客人，饭在厨房灶台上自己去端，吃不好，把你饿回去了，我可不管。条件不好，你到舅家里来，心里可都是亲的。舅见你来了，豆腐，粉条，白菜，萝卜，好久都没有这样吃了。”

移民出了县，搬进了移民新村，也有心不齐的时侯，一村人为了打一口水井，几天把会都开不到一块儿，夲地的农民，看到新移民在他们村里的井上担水非打即骂，为什么？

老户社员生气地说：“这些人分了咱们的地，分了咱们的馍，就是咱的眼中钉。老社员和新社员，就不能当亲家。弄下这是啥事吗？咱一村一院的撕破脸皮分了地主家的地，现在又让人家来分咱的地，这事弄不成，我说弄不成就弄不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各地都在闹派性，而移民区的派性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新老社员之间的矛盾骤然升级，部分地方甚至酿成流血事件。

舅舅很穷，他是那个生产队的贫协会主任。人家都不愿意在他们家门口打井，害怕孩子一走出大门，一步看管不严，那可是一个十丈深的水井呀？

舅舅说：“我是贫协，带好这个头，井就打在我的家门口。”

对于那个村上的乡亲，舅舅很感恩，在南岭，舅舅是孤身一人，说到舅舅的婚事，那是一个辛酸而且离奇的故事。

妗母的一生不喜欢舅舅，源于他们不幸而凑合的婚姻，由于历史原因，妗母心里一直纠结，她把舅舅恨了大半辈子，因为两个人，那简直就不是一个层次。

舅舅从旧社会过来，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给军队牵过马，给有钱人抬过轿，去河滩背过河，上山砍过柴，他卖上一担柴买回来一点粮，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孝养，对舅舅而言，穷人家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解放后，人民政府宣传《婚姻法》，对那些拥有三妻四妾的大财主，那就是留下原配夫人，其余女人迫其改嫁，由于家道中落，妗母带着一个亲生女儿离开了财主家。

离开地主家，妗母也曾是地主家的女人，村里开斗争会，妗母含着眼泪站在台上任人唾骂，任人数落，任人控诉旧社会。她只是低着头，流着泪，一句话都不说。

工作队给了妗母两个选择，要么去劳动改造，要么选择出嫁，那时的妗母简直就是新中国的罪人，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谁敢娶她呀？万般无奈中，妗母很不情愿地和舅舅走到了一起，她嫁给了一个穷人，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陈光明说：“妗母嫁给舅舅，一辈子都是委屈的，一个地主家的姨太太，嫁给他，成家立业，那是他的幸运。同样一句话，放在妗母那就是深思熟虑以后想着说，怎么巧妙、出口不伤人怎么说，而在于舅舅，那就是不加思索地抢着说，话怎么直接怎么说。”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同样都是一个女人，嫁给财东，是过日子。嫁给穷汉也是过日子，反正人生在世，怎么都是过日子。

移民区很穷，1975年春季的一天，陈光明去看舅舅，全生产队的人在舅舅家的家门口开了一个会。会议的内容是：村里水井上的一条绳用了十年了，也该换换了，部分人交了钱，在研究按户头分摊还是按人头分摊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提出各种意见的人都有。

那件事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光明说，如果是放在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你们都别争论了，我给你们100元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但在当时，一个鸡蛋卖5分钱，一张邮票卖8分銭，一斤大肉卖7毛钱，一斤葱卖9分钱的那个年代里，这一句话谁都说不起。

“给在外职工不收。”

“凭什么，他回到村里就不用水？”

“三岁以下的孩子不收。”

“也有他长大的时侯，再说，洗尿布用的水更多。”

“ⅩⅩⅩ他达都病的不行了，今天交了钱，说不定明天两腿一登人就死了，这样收公平吗？”

“凭啥说不公平，那是今天的在册人数，就是把他死了，还照收不误。谁让他不会死，偏偏赶在人家把人数登记了，想不通他能咋，还想和人打架呀？”

“中学生在县上读书，你说，这个钱怎么收？”

“那让他回来把嘴用针线缝住，他没有钱，你问他达掏不掏？”

“没领结婚证，天天住在男方家里，每天洗一绳子衣服，还有淘青菜，洗铁锅，我差一点把这事都忘了，咱得在会上说说。”

“都别七讲八论了，这里有一个铜岭来的人，我估计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让他把这个官司断断，咱就听他怎么说？”

妗母说：“光明，回到房子去，不许你多嘴说话，你是客人，别在门口站了，你不要发表意见，省得人家说你偏心，弄不好，你还和人结仇。这村里人瞎的很。”

舅父说：“光明，不回去，就站在这里，大家都听我外甥说。即就是说的不对，我看他谁还敢把我外甥咋？”

陈光明说：“要让我说，就把这一口井封了，都别用，吃水，各家去想各家的办法。大家的驴大家都不想骑，要它干啥哩。”

有人说：“没有井，天天要用水，我恐怕这不行。”

有人说：“别他妈的老实了，那是人家铜岭来的文化人巧骂你们，咱这是修先人哩，一村人连这一点小事都定不了，还让人家外人笑话，真他妈笨的不行！”

陈光明说：“我给你们拿出一个参考意见，不完全对，也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想法，就按户摊，老人要老，娃娃要长，照大家这样细算，三天都争论不完，你们这里谁是队长？”

队长说：“是我”。

陈光明说：“你今天早上开会给大家记工分不记？”

队长说，“不给，不劳动谁还给他工分。”

陈光明说：“把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名字都记下，把工分都给记上，今天天气不错，中午，下午再干两晌活，就是咱这些人，其它人还不要，到年终算帐，每人扣一天工分，直接把今天的工值扣出来留给生产队，这笔钱大家就不要交了，交了钱的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没有钱怎么办？井绳断了，一天不可无水，大家都告别争论，吃过早饭，拉上架子车出他一身水，我就不相信，大家拾柴火焰高，这么多的人，参加一天义务劳动，咱就把他一根井绳的钱还弄不回来？”

一听不用出钱，开会还记工分，社员一个个一扫愁容，喜笑颜开，大家说：“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我看这个办法还美，就照这样办。”

队长老婆说：“一村人吃水，凭啥让队上出钱？他一个外县人胡乱发表议论，谁听他的？”

队长说：“你回去，头发长，见识短，这里没有你说的话，吃过早饭，我派两个人去国营合作社把井绳买回来，先解决大家的吃水问题，没有其它意见咱就散会。”

回到家里，队长对老伴说：“你真瓜，你就没听懂啥意思？这是人家给我放了一天权，今天，我把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不管他出勤不出勤，工分全都给记上，到年终一扣，除过一条井绳钱，剩余还不会少。到时候，麻糊糊日迷糊糊，强劳力再记双份工，他谁不高兴？还显得我这个队长当得好，村里不闹矛盾，关心群众生活。只要是今天出的工，都是咱的工，你的脑子怎么就不动动？和人说话声高有你！其实这一句话我早都想说了，不方便开口，反而让他替我把心里话说了。人家陈光明，一句话把二毬都哄咧，谁听了都高兴，快刀斩乱麻，以后，我还得向他多学一点做人的工作，啥是水平，人家那才是水平。”

人心齐，泰山移，吃过早饭，社员一个个把锨擦亮，把劲鼓足，队长担忧了十多天的饲养室100多立方粪土，不到天黑前，被争光恐后的社员们全部运送到生产队的大田里。

村里有人说“光明这个办法好，别说摊钱买井绳，我连买一斤醋的钱都拿不出来，牛没劲了胡拽哩，人没钱了胡说哩。只要他今天把井绳买了不要我出钱，到年底分红，他爱咋扣他咋扣，咱没有意见。还是光明把咱农民的心理摸透咧，开了一早上会还记了工分，一个个干的就象马瞎子还说人家好，呼弄人有办法，比他舅强。”

舅舅的一生没有文化，爱说公道。勤劳节俭，抚养子女。他病逝于2009年，那时侯，由于移民返库，他又举家搬回了南岭，走进舅舅的家里，醒目处的墙上贴着一条墨笔字：“水有源，树有根，吃水不忘打井人。”

观其一生，舅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了晚年儿孙满堂，不愁吃穿，活了八十多岁，也算是寿终正寝了。舅舅去世了，新房下陈放着一具上好的棺木，哀乐阵阵，唢呐声声。他的去世，尘封了八十多年一个中国农民的苦难史。感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巨变，新发展，新生活。

舅舅生前曾经说过：“没想到人到晚年，老咧老咧，能叶落归根回到故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顿顿都吃白蒸馍，咱的娃是农民么，没当县长么，县长一天能吃啥？比咱忙的多。要说舅过的这日子。就好的都没法说，你妗子笑着对舅说，跟上共产党，穷人翻身咧，旧社会，财东家都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那吃的，穿的，用的，就没办法和今天比，社会发展快，可惜我和你妗子年龄都老了，我和你妗子吵了半辈子的架，现在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社会整个打了个颠倒，想想都想笑。”

一声声南岭老腔，更象是古渭河上的船工号子，是那样的豪放，那样的悲壮，那样的刚烈。陈光明拿出100元交给乐队：“音响煽起，把事弄美，我舅就这一场了，让他老人家高高兴兴的走，热热闹闹的走，我舅的这一生，心地坦荡，光明磊落。穷了大半辈子。没结下仇人，没留下遗憾！”

妗母说：“光明，去，把你舅再看上一眼，为了这个家，你舅把苦就下扎咧。你工作忙，不来，你舅在屋里天天提说你，你舅对村里人说，我有一个争气的好外甥，他的脾气和我一样，也爱说公道，遭的罪不少，都活了几世人。”

作者简介：罗耀林，陕西大荔教师进修学校

（编辑审核：冯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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