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积俊 || 学问与人品

知识学问能够陶冶情操、培养品质道德，这是众所公认的。所以，我们往往总是下意识地以为，那些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的人品道德一定很好，于是心怀敬意，景仰他们。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决定人品道德品的，并不是知识学问。有的人很有学问，人品道德却很差；有的人目不识丁或者只是粗识文字，人品道德却很高尚。秦桧是很有学问的人，却卖国求荣，道德沦丧，毫无人品可言，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死后被铸成铁人跪在民族英雄岳飞的塑像前，万人咳唾，他的同姓作“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慨叹；放牛娃王二小，在侵略者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是民族英雄，人品道德是何等的高尚伟大。

有知识有学问，只是意味着知道什么是真善美、假丑恶相对多一些而已。但是，知易行难，知不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行不行又是一回事。并且，知识学问越多的人，对利和害知道得也越多，就有利害心，更懂得怎样去趋利避害。有知识学问，如果有利害心，就会利用知识学问去趋利避害，“成仁”、“取义”之类，如果非“舍身”不可，有的人就不肯去做，就做不到。

潘安，是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子之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是西晋时候著名的文学家。晋朝的贾后要害愍怀太子，他受贾后指使，代愍怀太子起草了这样一份章奏，并逼着太子喝醉了酒照抄了一份：“陛下宜自了，不自了我当如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意思是要晋惠帝、贾后自杀，不自杀我（愍怀太子）就要亲手杀了他们；并跟谢淑妃约定，到时候两头同时进行，不要犹豫，以免留下后患。以潘安的学问，他必定是知道德的、知义的，但是，他做贾后的帮凶，害愍怀太子，实在是太不道德、太不义了,很没人品。

唐朝的韩愈，宋朝的那个苏轼对他是称赞得很了不得的，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而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而就是这个韩愈，他在丢了四门博士的官职之后，给当时的京兆尹李实的《上李尚书书》说：“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消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例镇服，布宣天子之德，其可能至此。”称赞李实忠心事上，忧国如家。可是，韩愈后来在《顺宗实录》中却说李实“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意思是李实刚愎自用，强横不顾礼法，遇到慌灾，还要拼命收刮。同一回事情，先是极尽赞誉之词，后则大事指斥诋毁。赞誉和诋毁，必有一是一非。不顾事实，违心地赞誉或诋毁都不道德。韩愈对李实，为什么同一回事情先是歌颂，后是斥责呢？原来写《上李尚书书》的时候，是在丢了四门博士的官职之后的情况下，是为了巴结京兆尹李实；修撰《顺宗实录》，是元和八年（813）做了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后的事。“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会不知道？从对李实的这件事看，他就不道德，人品不怎么样。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因为仇恨王安石动了官吏豪强大地主们的“奶酪”的变法，就借否定商鞅变法和桑弘羊理财来诬蔑诋毁王安石。他在《东坡志林》卷五《司马迁二大罪》里说司马迁“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比如他说桑弘羊是“斗筲（竹器）之才（很小的才能），穿窬（掘壁洞）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税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苏东坡枉顾商鞅变法让秦国富国强兵，桑弘羊理财解决了汉武帝财用不足的困难这样的事实，而横加诋毁，而司马光的话，更是荒谬而无耻：“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天下安有此理？”比如天下鸡犬牛羊，几百年几千年都“止有此数”而不会增多或减少吗？比如粮食，几千年都“止有此数”不会多不会少吗？同一块地种庄稼，种子不同、施肥不同、经管不同、年时天气不同，百年千年都是一样的收成吗？降雨量年年都是一样多吗？最简单的常识，破缸救友的神童司马光，大学问家司马光，在朝为官治理天下百姓的司马光真的就不知道这些简单的道理？只能说他这么说是别有用心，是人品道德有问题。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之三乙编《东坡文》中说：“《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惟意所到，横说竖说，俊辩痛快，无复滞碍。”这样的文风，朱熹谓之“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说“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苏东坡的人品道德如何，就可想见了。以司马光、苏东坡那样聪明的人，举这样的事例来诬蔑诋毁王安石，实在是太愚蠢了。为什么会愚蠢到这样的田地？因为他们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又死心塌地的要反对，恰好商鞅、桑弘羊是搞改革变法的人，又恰好这二人搞改革变法遭受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又都不得善终，所以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病急乱投医，就拿来做攻击王安石的武器。但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却都是卓有成效的，从他们身上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用来攻击王安石的有力的问题，没办法，就只好以“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的无知的话来自愚愚人，而且，还不惜拉司马迁来垫背，说他“论商鞅、桑弘羊之功”是一大罪。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才自然很好，可是，“以无为有”、“以曲作直”，连文德都没有了，无怪朱熹疾呼对他的文章，“学校尤宜禁绝”了。

潘安、苏东坡之流，那是远的。近的如汪精卫、周作人，此二人在日本侵华期间，都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何人品道德之有。自公元一八四零年以来直到公元一九四五年，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救亡图存，多少匹夫匹妇不惜身家性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而有知识学问如汪精卫、周作人者，却怡然自得地当亡国奴、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廉耻都没有了，还配谈什么人品道德。“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这首诗，何等的豪迈雄俊、慷慨激昂，然而，却是对他极大的讽刺，“向使当初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论老子有言：“知礼乃其学问，薄礼是其宗旨，二者各不相干。犹明于法律者，不必主任法为治，且可尊礼而薄法治也。”吕老的这个话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知与行各是一回事，有是知不一定就有是行。比如，有学问的人，大抵都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知道什么样的人品好什么样的人品坏，但是知不知道是一回事，讲不讲人品、有没有道德又是一回事。

《三字经》中讲“人不学，不知义”，读过书的人和没有读过书的人知道义的很多，但是做人不义的却不少。有教又如何，知义又如何，有的人因为利的诱惑驱使，就忘义了。就是不读书的人，也知道偷盗奸淫杀人放火是犯法的，不是照样有人偷盗奸淫杀人放火？做官的谁不知道贪污受贿是违法乱纪的，不是照样有人贪污受贿？

   朱温，也就是朱全忠，大家是知道的。他爹朱诚，是个老师，号朱五经，以五经教人。可是，这个朱温，开始参加黄巢的起义队伍，后来背叛黄巢，投靠唐军，继而夺取唐哀帝的皇位，代唐称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个残暴荒淫透顶的人，杀人（不是杀敌人而是手下人）如割草，政治的事情不说，是很复杂的。但是他明目张胆的奸淫下属的妻女，就是儿子媳妇也不放过，人品道德简直一塌糊涂，就是一个衣冠禽兽。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之六乙编《朱温母兄》中说其母“贤哉此媪”；说其兄朱昱“亦甚贤也”。罗大经说：朱温“其于朱五经之学，必槩尝有闻矣”，“然则温之父贤，母又贤，兄又贤，独温凶德耳。荀卿谓人性恶，其然，岂其然乎？”朱温有多少知识学问不论，但是，诚如罗大经所言，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些，从他爹那里，他一定是知道的，但是，知道又如何呢。

有的人，一肚皮的知识学问，在名和利面前，人性都彻底扭曲了。“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说的就是那些满腹学问，知道什么是道德和羞耻，但是为了名和利，就视道德羞耻为蔽履的人。

古人有“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感慨。“负心”的人，会有重人品、讲道德、有羞耻心的吗？

学问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做人重要的不是学问，而是人品。人品即人性。人性有善恶。人性的善恶不是天生的，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不过是一块盾牌的两面。水性趋下不是天性，为什么趋下，是因为受到地心的吸引，如果向上的吸引大于向下的吸引，它就“趋上”了，比如有抽水机，水就向上了。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人品是好还是坏，和水的趋上还是趋下一样，是受着一个有形无形的“力”的作用的。这个“力”就是初心或信仰。人是趋利的，但是，面对利，有的人禁不住诱惑，见利就忘义了；而有的人则有操守、讲原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同样是做官，有的人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袖清风；有的人则是腐化堕落，贪赃枉法，吸食民脂民膏，祸国殃民。两袖清风者不是不知道做官可以敛财，可以享乐，而是他的初心在那里，克制着他不能那样；贪腐者不是不知道做官应当为国为民，而是他无信仰或者丧失了信仰，克制不了自己，禁不住利的诱惑。克制自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至今未“归仁”，就是因为在有的人虽然“克己”了，但是还有人不能“克己”的缘故。

因为“学”而“知义”并不能就做得到行“义”，因为总有人不能“克己”，所以，圣人们很无奈，没办法，在“礼”之外，不得不创造了法，以警示之、惩罚之。国有法，家也有法。父亲对儿女，绝无一开始就棍棒加身的，开初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但是，“情”之“理”之，并不能都能“动之”“晓之”，不得已于是而有家法，不得已于是而“家法侍候”。如果“言教”、“身教”便万能，何来家法国法，何须家法国法。“打”，是“教”的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打而不改，是不可教也，不可教，就往死里打。“往死里打”，在国法，就是判死刑。法的产生和通行，正说明着学问对人品的影响之微甚至无用。

朱熹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但是，自“春秋作”至于今，熟知《春秋》而为“乱臣贼子”的满目尽是，他们并不惧。周作人写过一篇《教训之无用》的文章，大意是说无论是“道德的”说教还是“不道德的”怂恿，对人都是不起作用的，他引蔼理斯《道德之艺术》中的话说：“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这“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指的是“道德的”和“不道德的”的书。接着他自己说：“对于世间‘不道德的’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也不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

作者简介：高积俊，贵州省盘州市红果双龙潭人，著有电视连续剧本《高磊山的故事》、散文集《灯下闲笔》。

（编辑审核：杨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