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贤 || 容姨

容姨今年正好一百岁，倘若健在的话。惜乎她的生命年轮七十年前便停转了。唉......

容姨与我母亲是姨表姐妹，同年，大月份，亲热得不得了。容姨的故事，便是听母亲摆谈的，让人感情涩涩了许久。

对容姨，我只有依稀的记忆，和善、爱笑、好看。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幅暗淡图景：我跌跌撞撞的尾追着母亲赶到容姨家，高瘦的表姨父表情平板，正把枯瘦、轻如树叶的容姨从楼上抱下来，准备入殓，周围是忙乱的人影和嚎啕的哭声......毕竟，她远行时节，我才是一个四周岁的孩童。

容姨葬在城内一个叫“岭岗”的山坡上，位置在山腰靠路边，小时与伙伴们玩山，路过时总不忘在这里停步，一本正经的给她磕个头，这中间也包括她的两个儿子。容姨的坟是一个小土堆，没有什么石碑之类，标志是巴掌宽、尺五长的一块木板，用极好的毛笔书法写着她的名字。亲眼见表姨父制作、写好，并随同他及表哥们一道插在坟边的。这种状况，一直存在了好多年。征用土地催迁这一带坟墓时，表姨父已病逝，她的儿子们尚未成年，无有办事能力和经济能力，容姨的坟便作为“无主”被推平了。留下两个延续她生命的儿子，年岁同我差不多。

我母亲是乡下人，排行老大，家穷难以谋生，便投奔离乡多年，在城里谋着军队差事的大姨父——容姨的父亲了，身份半是亲戚半是佣人。那时容姨也才十六七岁，初中毕业不久，虽是府中大小姐，却重亲情，加上母亲心灵手巧，年岁相当，和容姨挺投合，于是便成了闺中密友，形影相随，无话不谈。       

容姨家是大家族，出身于乡村一中农家庭的父亲精悍、聪明。不甘于一辈子与锄头、黄泥打交道，趁着新旧交替的变革年代，只身进城投军蹬打前程，进过黄埔军校，打过国共内战，上过抗日前线，当过军队团长，历经风雨，在城里置下了一份家业。后来又把父母、家眷及唯一的兄弟接到城里居住。两兄弟都多子女，共用一个大排行。于是我便有了二十多个表舅、表姨。我应该称之为的大姨公——容姨的父亲，带兵时去过不少地方，每次回来，我便增加一个“大姨婆”，据母亲说至少有六个罢。我曾见过两个——当然，已是不堪“拥挤“而逃离大姨公家另成家业了的，经人指点方才得知，时间已经是1949年解放以后了。因此，常年聚在一起吃饭的人口，总在三十多人。到母亲投奔容姨家不两年，大姨公便脱离了军界，与他的弟弟共同经营生意，开了一个很大的棉纱铺子。

我的嫡亲大姨婆——容姨的母亲、我母亲的大姨妈——是大姨公的结发妻子，比丈夫大好几岁。原本除容姨外，还生有一个儿子，但在两岁多便夭折了。大姨婆于是由心情苦闷至心灰意冷，最终投身佛门，持斋把素吟诵经文去了。家里的事基本不过问，只是女儿还不时牵扯着她的“凡心“。

大约是在容姨十八九岁的时候，她家经营的铺子收进了一个杨姓小伙子当学徒。本城人，机灵、漂亮、充满阳刚。不知怎的，就拨动了容姨的芳心，热恋起来。门户不当，在任何时代都免不了磕磕绊绊，演成悲剧。他们的事自然遭到了家庭的反对、阻碍，以至“讨伐”。有着文化，而且又接受了“五四”新风的吹拂，给他两种进了叛逆之根，竟酝酿了私奔出走离开家庭的计划。不料机运不佳，在一个月黑无风的半夜，尽责的更夫高擎的大红灯笼，亮亮的照定后园墙头这样一幕图景：母亲托着容姨往墙头上送，墙头上的杨姓小伙子正奋力的往上拉提容姨。呐喊声中，杨氏兔子般的蹿走，容姨则和母亲跌做一团，留下那头墙角下呆呆躺着的两个小小布包袱......

大姨公是城里有名望的人，虽已严敕家族人不准把这“败坏门风”的事张扬出去，仍不解气，握着一把小手枪找寻了杨氏许久。杨氏的父母颇费了些周折方才平息了这件事。杨氏本人亦因此下落不明，容姨以因此不吃不渴好几天，甚至是自杀未遂。                                 

母亲因为是“合谋者”，遭喝斥怒骂自是不待言，还无数次被威吓要送她回乡下去。事后不久，有人向大姨婆提亲，说有个在城里当电报生的外乡人见过母亲，很有点这方面意思，于是我那位很有些“犯错误感”的嫡亲大姨婆便作主答应了这门亲事，备办份嫁妆，让她们自己过日子去了。

女大不中留，“处理”了母亲，便轮到容姨了。嫡亲大姨婆因为关系太贴近，没有了发言权，只是事后享受了被通报一声的待遇。另几位大姨婆经合计，征得大姨公同意，给容姨物色了一个本城开生药铺的富商，丧偶，一口金牙，脸上还有麻坑，且大了容姨十来岁。容姨自然是抵死不从，把人家的聘礼甩了一地。大姨公毕竟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也有着他开明的一面，也就没有强逼，只是严令姨婆们要“严加看管”。本就身体娇小、细弱的容姨又一次憔悴沉默了很多时日。

当时正放映着一部爱情苦恋影片，容姨看了好几遍，十分喜爱片中插曲《秋水伊人》。母亲偶然回“娘家”玩，曾听见容姨深沉的吟唱：“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几时归来呀，伊人哟......”表情忧郁而投入。一见母亲，惊呼一声“妹儿”，便无语凝噎了。弄得母亲也是眼泪花花，说“回家一次，心头总要不安逸好几天。”

表姨父是个教书先生，从县份到城里来的，通过最小一位姨婆的“麻友”介绍，认识了容姨。表姨父是性情中人，斯文、儒雅且又幽默，好读书，古文底子厚实。我还追忆得起他摇头眯眼，声情并茂诵读古文的沉醉样子。一来二往，博得了容姨父女的好感，于是成为一家人。

容姨婚后没有做什么事，因为接二连三的生了三个儿子，已经够把她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了。后来通过大姨公的关系应聘在一家油脂公司当职员的表姨父有一份薪金，加上有容姨娘家不时资助一点，小日子也还算过得顺遂。       

不几年，新时代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一系列猛烈变革将旧时代推倒，重新建立新秩序。大姨公因为有历史问题，自感恐不能见容于新时代，在日益高涨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热潮中失魂落魄、整日神经绷得紧紧的，终于有一天吞食大量不能吃的东西后出走，倒在一个冷僻的巷子深处，家人四处寻觅，发现后抬回，已告不治。

表姨父因为岳父的问题，自然受到一定牵连，加上当过“伪职员”，不属劳动者阶层，难免遭到一些冷遇，他似乎不服气，仗着有文化，于是愤而提笔往北京“告御状“，结果信连本城都没有寄出，自己的饭碗却被打破了，只好厕身于“打零戳戳”（临时工）队伍。娘家断了不时资助，自家断了固定收入，容姨的生计顿时狼狈起来。她的异母所生的二妹其时婚后尚未生育，见容姨日子艰难，便通过大姨婆婉转表达想收养容姨最小的儿子的心思。其时这小儿子刚过周岁，活泼可爱，虽是自家妹妹要，容姨也自然是割舍不得。但硬捱了几个月，还是只得把他过继给二姨了。从此容姨就更加闷闷不语，日显形销骨立。屋漏偏又遇着连天大雨，二姨一家对容姨的小儿子珍爱有加，视如己出，不料小家伙却在出麻疹时发高烧迸发成肺炎，任是千般呵护万般挽留，都没有留住。容姨获知这一消息，虽是两个月以后，仍是当即便昏厥过去。伤伤心心的痛哭了好几场。由此厌厌成病，人一天一天的枯萎下去。医生说这叫“托儿痨”肺病的一种，怀孕期间不顺心及殚精竭虑过度引起的，一要很好诊治，二要精心调养。这是“富贵病”，需要钱，而容姨家缺的却正是钱。

表姨父公职打脱后，不得已放下读书人架子，在茶馆说过评书，在简陋剧场写过海报甚至担箩提筐赶过集市，所得一家人糊口尚可，治病和增加营养便属奢求了。亲朋们度日不易，资助当然也就极为有限，于是，容姨的病体也就在医医停停中每况愈下。终于，我那嫡亲的大姨婆在五十三岁时，再一次以号啕痛哭，重演了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此后，表姨父勉强支撑了年余，一个潦倒的男子汉拖着五岁和六岁多的两个儿子，虽有大姨婆不时看顾，毕竟她能力有限，日子仍是过得杂乱无章，一塌糊涂，于是听人相劝重新续弦娶了一房妻子。后妈不善待前妻所生儿子，老外婆护孙不时的泪水和抗争，搅扰得表姨父差不多生出了出家的念头。

后来，他所在的一个由民间艺人合伙组成的川剧团在城里渐失市场，不得不向县乡流徙。临走之前，他匆匆做了两樁善后事宜，一是将大儿子过继给相处多年的老邻居——一对推豆腐卖的无子息贫苦夫妻。再就是将二儿子丢给了老外婆，任凭这一老一少相依为命

又过年余，有人给大姨婆带来了表姨父病逝的口信。说是在赶集途中不堪热渴，牛饮似的在路边水井喝了一肚皮凉水，感染上了霍乱症......

大约在容姨故世五年后的一天下午，大姨婆家来了一个英武壮健的军官，年约三十五六岁，陪同的亦是一个军人，壮硕，二十出头，想是警卫员。围看的人不少，军官同认识的人打着招呼，其熟络情景显然是本地人。有人压低声音打听，有人放低嗓门回答。从大姨婆的里屋出来，军官表情沉重，在人们的好奇目送下疾步离去。跟出的大姨婆不时撩起衣襟擦眼睛，眼圈红红的。

第二天大清早，有人看见这两个军人出现在容姨坟头上，说军官凝视了坟头许久，然后对着青草幽幽的坟头行了个脱帽礼。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了。

事后，有知情人说出，这军官就是当年在大姨公开的棉纱铺子里当过学徒的杨姓小伙子。那年出走后，四处流浪颠沛了一段时期，后来在北方参加了八路军，历经不少战火，由士兵一步步当到团长。这次是刚从朝鲜归国不久，回乡省亲，尚未成家。

作者简介：谭继贤，遵义市人，清镇水晶集团退休职工。1979年开始创作，在《山花》，《贵州日报》，《遵义晚报》，《劳动时报》，《北京信息早报》，《贵州民族报》、《安順报》、《尚未文化》等发表过散文、小说，杂文、评论等文学作品，著有公开出版散文、随笔等合集《自珍集》。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

（编辑：罗仕明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