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丽饶 || 孩子

在苍茫诡异的夜色中，我是被他的大嗓门给吸引的。

他说，“来吧，孩子们，想吃什么就点吧！”。豪爽，担当，亲切，泪水……对，当他的声音吸引到我时，我的眼里已充满了感动的泪水，因为他的语气让我想起家，想起了我的父亲。

是个怎样的父亲呢？穷。因为穷，他才带孩子们穿过厚重的夜来到这么一个偏僻的马路边吃晚饭；因为穷，他才在看到路边摊时，兴奋得大起了嗓门；因为穷，他才发出那般豪爽的声音；因为穷，他才引起了我的关注，而且一下子就把我生活中的辛酸融炼成喷涌的泪水。一个“穷鬼”父亲，倘若他嗜赌成性、不求上进倒好了。可他偏偏不。他居然还带孩子们来“下馆子”，而且还那么男子汉大丈夫地招呼孩子们点菜。哦，他刚才说话时漏了一个动作。他应当要响当当地拍一下自己的胸脯，才更能显示出大气豪爽嘛！才能表达出带孩子们下这趟馆子的奢侈感和兴奋感，以及他对孩子们无尽的疼爱。然而，这种疼爱是令人心酸的。因为从他的语气里，我毫不费力就捕捉到一丝艰辛。那丝艰辛像是父亲在泥塘里劳作一天捕来的一小蝶鱼虾，又像是父亲喝喜酒回来时藏在衣兜里的一块糖果。总之，是香甜的，也是苦涩的，还酸。

我是多么熟悉啊，对父亲，对这位父亲，对这样的又穷困又慈祥又令人心疼的父亲。他曾经也是这样地爱着我，也带我到一个挤满路边摊的街巷里奢侈过。大约是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在县城，大晌午，一个叫红旗商场的小巷子里。炒面，官尝，凉皮，炒饼……学校食堂没有的，就连在家里也没吃过的各种吃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父亲就在穿过这些美食摊时，很豪气地说“孩子，想吃点甚？”一贯以来节衣缩食的父亲，在那一刻简直像个有钱的暴发户。我被他感染，也无比兴奋，毫不犹豫地点了自己最爱的鸡蛋炒饼，而且是大份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要吃什么的问题享有自主权，毫不客气也毫无保留地选了自己最想吃的。

晚上我正好在附近办事，由于周边环境偏僻，找这个炒面摊费了好大的劲儿。老板不热情，饭菜不可口，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昏暗的路灯下的矮腿板凳上，扒拉着一盘放了太多酱油的炒米粉。老板炒完这盘米粉，丢给我就忙着跟旁边烧烤摊的老板娘搭讪去了。我原本打算将就吃两口对付一下了事，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到来竟突然勾起了我的兴致。但我仍旧没有回头看，而是不动声色地背对他们坐着，静待“孩子们”兴奋地叫起来，跳起来，争抢着点自己喜欢的饭菜。然而，好几分钟过去了，没听到一点声音。我只好回过头。

原来一道来的是四个大人，他们穿一样的橙色T恤衫，背上还贴着号码牌。“大嗓门”约五十来岁，个儿不高，脸黝黑，一副大哥模样，站在摊位跟前用眼睛忙碌地挑拣着。另一位大肚腩的男人比他稍年轻些，圆脑袋，话不多，附和着大嗓门说，“点吧，都看看想吃什么。”另外两个是小青年，看上去应该是“90后”了，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只收紧了口的布袋子，另一个仿佛置身事外，只顾隔着黑框眼镜专注地看手机。“大嗓门”似乎早已迫不及待，他一过来就忙着跟老板讨论菜色和菜价。“有小鱼烧豆腐、蒜苔炒肉、鸡蛋炒火腿肠……”看见来了一单大买卖，老板尽可能热情地介绍。

“小鱼烧豆腐多少钱？”

“小份十五，大份二十。”

“那就……”

“大嗓门”的话还在犹豫，“大肚腩”替他做了决定，“就十五的吧，不够再点！”“就小份吧，够了。”拎袋子的青年也赞成点小份。第一个菜敲定后，老板又重复介绍“鸡蛋炒火腿肠、韭菜粉丝……”“韭菜粉丝！”大嗓门毫不加思索，“咻”地就逮住了第二个菜。“黑框眼镜”原本专注地沉浸在自己的手机里，一听到韭菜粉丝，他触电般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大嗓门”。我该如何形容我看到的那个眼神呢？惊讶？默契？感动？忘年至交？苦难兄弟？还是亲生父子？仿佛都是，又都不是。也许应该说，这个眼神是他和“大嗓门”之间专属的，只有他们知道一份韭菜粉丝在那个萧索的夜晚意味着什么。

由于那栋大楼即将封顶，老板要求加班加点赶工，“大嗓门”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2008年深冬，全国面临经济危机，街上的大小商店到处张贴着亏本甩卖，折价处理的标牌，他打算趁机给老母亲买套保暖内衣寄回去，于是在回宿舍时特地绕到了步行街。冷清的街头，行人稀稀拉拉，几片干枯的落叶在路灯下打着冷颤，令异乡人的心头无端升起几分悲愁。“大嗓门”戴着安全帽扛着铁锹孤独地行走在清寒的灯光下，一个纤瘦的身影突然扎进了他的视线。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相英俊，穿戴整洁，正佝偻着身子在路旁的垃圾筒里翻找东西。眨眼工夫，他掏出半盒韭菜粉丝，等不及找双筷子便不由分说地用手抓起来往嘴里塞……工厂倒闭，又不甘心落魄还乡。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时候，“黑框眼镜”遇见了“大嗓门”，走进了他做工的建筑队。近七年来，无论顺利与坎坷，喜悦或艰辛，他们之间总是一份韭菜粉丝、一瓶二锅头，还有一个定格在那天晚上的秘密。“黑框眼镜”离家远，“大嗓门”始终像父亲一样给他照顾。花钱帮他买铺盖，介绍他跟工程部的师傅学技术，鼓励他参加自学考试，给他分享为人处世的道理。彼此非亲非故，却成了在他乡最依恋的“亲人”。

“蒜苗炒肉多少钱？”

“十二。”

“蒜苗炒鸡蛋呢？”

“十块。”

“那就鸡蛋炒吧！”

“大肚腩”很默契地接过了点第三个菜的任务。“肉炒！”“大嗓门”又霸道起来。“就吃鸡蛋！天天吃肉，都不想吃了。”“大肚腩”朝“大嗓门”挤了挤眼，“大嗓门”心领神会地笑了一下，他们便不再争执。老板仍旧不厌其烦地把剩下的几样菜又报了一遍，拎袋子的小青年点了小青菜。但当即就被“大嗓门”豪气地否定了，要求点个荤的。小青年坚持就吃炒青菜。总之，从这翻来覆去的几轮讨论中，我听出一个重点，他们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今天晚上只想来点素的，清淡的。菜点完后，老板又跟“大嗓门”核对确认了一遍，“小鱼烧豆腐小份、韭菜粉丝、蒜苗炒鸡蛋、炒青菜，一荤三素共四个菜！”“好，炒吧！”“大嗓门”忙活了半天，终于大功告成。同时，“大肚腩”也表示很赞同，“炒吧，素的好。天天吃肉都吃腻了。”此时，两个小青年也已完全融入到这欢快的气氛中，他们仿佛并不太在意吃荤还是吃素，重点是享受今晚这快乐的时光。

“大嗓门”点菜的过程中，我一直坐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只通过他们嘈杂地点菜的那几个回合，方才油然升起的感动就已经从我心底消失殆尽。我甚至对他有点厌恶，觉得他一点也不大方，更不豪爽。他故意那样大着嗓门叫“孩子们”点菜，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小家子气。否则四个大男子汉推三阻四到头来何至于只吃一个荤菜，还是小份的。我甚至觉得，“大嗓门”和“孩子们”双方根本就志不同道不合。“大嗓门”看上去既圆滑又老道，而他们却青涩得像是刚走出校园的学生。然而，当我抬起头仔细看“大嗓门”时，他此刻的神情又让我厌恶不起来。他是那样的艰辛。饱经风霜的脸上，任我再怎么努力也找不出一丝恶念，反而是一种让人无比心疼的沧桑。从这一层浓厚的沧桑里，我毫无来由地剥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顿晚饭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责无旁贷？庆功宴会？还是普通的奢侈？总之，我敢肯定不是家常便饭。因为他的神情是那样隆重，充满了兴奋和激动。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身上的T恤衫和号码牌是今天举办的苏州乐跑音乐节太湖徒步大会的文化衫。刚才“大嗓门”在点菜前还特别提醒小青年，手中布袋里的奖杯要轻拿轻放。那么就是说，他们是在徒步大会上获奖了，特地来庆贺的吧？所以“大嗓门”前辈才狠心奢侈一回，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请客。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我似乎突然明白了，在刚才点菜的几个令人生烦的回合里，他曾从心底盘算过多少笔账。因为他既想在赢得荣誉之际做一回豪爽的大哥，却又不知该从父母的医药费里切割，还是在孩子的生活费里剥取，所以他犹豫了，心疼了，为难了，在大家执意的推搡中，他妥协了。

一荤三素四个菜都上齐了，“大嗓门”显得格外兴奋。“吃！吃！”说着，他麻利地从小鱼烧豆腐里拣出小鱼挨个夹到另外三个人碗里。而自己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看着他们笑，笑得憨实、满足。我再次想到父亲，那个大晌午带我去红旗商场吃鸡蛋炒饼的父亲。他给我点了炒饼，而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吃。父亲也像“大嗓门”这样，坐在旁边欣慰地看着我狼吞虎咽，时不时提醒我就上开水，慢点扒。那是我在读初中期间吃过的最饱的一餐午饭，一口气袭卷了大半盘炒饼。直到我实在吃不下时，父亲才拿起筷子，仔细地将剩下的一点一点地吃干净。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件事，想起坐在我身旁的饥饿的、满足的父亲，想起自己的不懂事。想起父亲那天中午该是多么饥饿，而我吃剩的那点饭菜对他来说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然而我知道，依照父亲的习惯，出门在外是极少花钱买东西吃的。那天是因为我，他才肯光顾美食摊。那么就是说，我剩下的那点炒饼对父亲来说，已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了。

看了很久，“大嗓门”才回过神。他草草夹起一块豆腐放进嘴里，目光却仍旧被两个正夸张地扒饭的年轻人紧紧拽着。他一边品尝一边很享受地点头，像是对摊主厨艺的肯定，又像是对“孩子们”的赞赏。赞赏他们大口吃菜，赞赏他们获得了奖杯，赞赏他们在平日工作中出色的表现。“哈，不错！不错！”“大嗓门”此刻实在太高兴了，忘我地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吃！吃！”“大肚腩”从蒜苗炒鸡蛋里夹起一大块鸡蛋放进“大嗓门”的碗里，却又被“大嗓门”固执地夹还给了他，“你吃！吃饱不想家。”是啊，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想家是件要事。这样的画面，似乎也只停留在一个遥远的叫做“家”的地方。在那一桌团圆饭上，亲人之间为一块肉或一碗汤互相持久地推搡着，谁也舍不得吃最香的那一口。“大肚腩”已经快三年没有回河南老家了。他不回家，不是因为没有牵挂，而是因为他怕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家乡那个小山村里埋藏着一副带有强大魔力的结实的根系。他只要一靠近那片土地，就被紧紧地吸引住了，而且还会迅速扎根，与那副庞大的根系盘结在一起，连他的心也不由自主地化成了那根系的养分。在又矮又破的旧屋子里，他的母亲总是箍着一块旧帕子，系着长围裙，坐在炉灶前忙着给他做好吃的。见他回来，母亲是多么欢喜啊，她的背影都激动得模糊了呢！“大肚腩”已经很多年没有仔细看过那块帕子下的容颜了。在灶旁热腾腾的蒸汽后面，母亲还是像他小时候一样亲切，亲切得让他实在不愿离开，哪怕只是半步。然而，他又不得不离开啊。在另一个屋里，床上还躺着一个病瘫的女人，那是他的结发妻子，是为了支持他安心在外打工，长年屋里屋外操劳得累倒了的恩人。成家这么多年来，这个女人始终只有一句话，“咱农民的把式，都在你盖那大楼上哩！”你说说，他怎能不走呢？怎能不狠下心将自己从那个结实的根系里剜出来，血淋淋地扔出去呢？谁都知道，就算他狠不下心，“大嗓门”也会把他拖走的。“大嗓门”跟他是多少年的老搭档了？打小一块长大，年轻时就搭伙做买卖，后来一起到外面打工。就凭他那好强的性子，走到哪都得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叫人夸。

“干杯！”热火朝天的晚餐刚刚开始，拎袋子的小青年就按捺不住了。他端起一碗米饭作出一醉方休的架势，其他人也很默契地各自端起了碗。哦，对了！这么真诚的晚餐怎么能没有酒呢？他们似乎压根也没提到酒。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一个弱女子竟然带着这份冲动，脚不沾地跑到几百米外的便利店去买了酒回来，而且还毫不客气地加入了他们的聚会。在这黑黢黢的街头，在四个陌生男人面前，我竟然没有一丝的顾虑和防备。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只从不太明显的口音里，隐约判断出他们不是苏州人。那么就是说，他们也跟我一样，是从一个很远的，或者比很远还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豪迈点说，是打拼，其实稍具体点，就是为了生存。谁说不是呢？漂泊的人回到故乡，不知不觉间已被客体化，无法长期停留，无力承受那份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只有在苏州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我们才是鲜活的，有奋斗的目标，有拼搏的激情，有可喜的成绩，也有正常运转的生活轨迹。唯独，没有根。我们像青蛙一样，穿梭在故乡与他乡之间，过着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的“两栖”生活。也像一只追梦的风筝，背着故乡行走天涯。然而，飞得越高，就被那一缕乡愁揪扯得越紧，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洒脱。“两栖人”的身份，带来一种默契，让我们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尽情地喝酒，聊天。或者更准确点，应该说成是谈心。聊今天参加徒步大会的尽兴，聊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聊根植于心底的乡愁，聊父母和孩子，还有落在家乡的草木生灵。总之，都是平日里不太容易说出口的话题。

亲切，感动，简单，信任。遥远的故乡，渐渐在太湖畔流淌成一池暖暖的温情。

拎袋子的小青年亲切地称呼我姐，他是工程部的工程师，被“黑框眼镜”称作师兄。他最柔软的心事是一个女孩，读高中时的同桌。两个人同时考上了大学，而双方的家庭条件勉强只够供一个人，他主动作出牺牲，选择边工作边自考建筑工程。他给我看女孩的照片，聊她在南京读研的事情。“她考博士，我造房子。她想读到哪，我就供到哪！”我无法精确地想象他心中的梦想，因为里面装着太多的无私和感动。

“瞧！这幢，那幢，还有后面，那边，这一圈的大楼都是我们盖起来的！”“大嗓门”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周围层层叠叠的楼房一一介绍，向我，向摊主，向来往的路人，向夜，向太湖，向故乡的星空。他的声音是那么自豪，那么响亮，驾着浓浓的夜，驰向了天边。在那些高耸的大楼里，散发着星星点点的光芒，忽明忽灭，忽暗忽亮，在雾蒙蒙的夜幕下显得格外温柔。每一扇窗户，都透射出一束温馨的灯光，闪闪烁烁，将楼群装饰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

“来，孩子们，喝酒！”我们将暖暖的夜色，一饮而尽。

孩子！回来的路上，我久久地回味那一声“孩子”。记忆中，父母曾多少次这样深情地呼唤过我。而这一声“孩子”，又寄托了多少期盼和希望。他们盼我走出那块贫瘠的土地，走向肥沃；盼我翻过绵延的大山，走向康庄；盼我在天的另一边，日益辉煌。

然而，当我在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遇到陌生又熟悉的“家人”时，心却再一次不由地飞回了故乡。坐落在太行山上的那个古朴的小山村里，百余盏灯火正在宁静的夜空下闪烁着一个无穷的世界。

“孩子……”

噢？是谁在喊我？

作者简介：魏丽饶，山西长治人，现居江苏昆山，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开始文学创作，文章散见于《散文百家》《百花园》《中国艺术报》等报刊杂志，作品曾多次入选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首届浩然文学奖、“宝安杯”鲲鹏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集《净土》

(编辑审核：杨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