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良 || 碉 殇

　　究竟是宿命的悲，还是轮回的痛?站在水城县化乐乡泵井村雁鹅组杨正斌修建的碉楼前，我竟莫名地生出如是感槪。

风缓缓地从群山间吹过，碉楼就像村庄遗留的疤痕，于水滴滑落时，传奇般地在云雾里馋眠，蜇藏往事如青衣布衫抖落一路风尘，落叶似地被记忆揉碎、风干。眼前，这座独遗于世边长6.2米，通高16米的方方正正碉楼，在我心里仿佛幻化成一枚印章，盖在化乐旷远安宁这张偌大的泛黄旧书页上，我暗自发问：碉楼那二重加瓜七头悬山顶，难道就是这枚闲章的印鼻吗？

朝向坐东北向西南的这座石木结构双檐五层穿斗楼阁式碉楼，是当地“乡绅”杨正斌于民国2年（1913年）修建的。如同皮影戏一般迷离而清晰，作为民国时期那段风雨如磐岁月的村野见证物，因了历史和今天的缘故，新旧同时上演。在我那如水般流动的感叹里，首先出场的人物当然是拥有万贯家财，结构错落有致的碉楼主人杨正斌。为了保住财产，他在泵井河左岸老屋基隔河对面这座小山顶，以民众集资为名，规划、建造并苦心经营着碉巢。若生“祸乱”，正面拱券碉门紧闭之后，二楼至三楼暗布的枪眼和明开的通风小口，既是观察外情的瞭望孔，又是护身射击的掩体；而在四楼、五楼居室的杨正斌及家人，大约也就能暂避一时。然后出场的是那些为了生存，将六面六石料密接镶砌，和将四楼造成外平列八柱、内分排八柱带廊“走马转阁楼”，中心为带过道套间居室，内壁为木板，开格子花门窗，上为四面坡檐头出水，四角起翘，屋面盖小青瓦，顶楼木板壁逢中开通窗的匠人。那些厚约70公分左右、砌口刀刃难插的墙体和装饰楼台线，被他们在烈日和风雨中用血汗密切粘连，石头上嵌缀的点状印迹与斑驳色块，是岁月的侵蚀风化，还是他们匠心染成的血花？抬梁、板壁、门窗上遗留的桐油与树漆味道、色彩，是不是瞬间从时光里逃窜出来的显影？我不知道。而在我的想象里，当风自由自在地从半垒碉楼吹过，一抹冷月飘落无眠的窗纱时，昔年默默守候顶上两层雕花窗棂特有的那些散漫与宁静，工匠的那些技艺和才智，于虚土之上化作时间密纹后，还能覆盖我吗？恍然间发现：闲适中的追寻，原来就像浸泡在血色黄昏里的一幅画，摇晃着酒波，荡漾出醉意，寂寞地穿越民国时代的风雨；而那些生命似乎正在乌黑的锤锯上念诵经文。谁的渴盼在瞬间腐烂？又是谁一任风悄悄地闭合时间之门，遗留风尘和烛灯，让大地舒畅了体内的风流云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有时候，人不得不戴着面具，辗转生涯。杨正斌也不例外。当他造就一座碉、闭合心门之后，拱券碉门两边嵌刻的“挠攘干戈成兹时局，经营石室保我乡邦”对联，门顶“众志成城”横批，以及通风窗顶镌刻的国民党党徽、国徽，无不化成时代睫毛下的殇记。当年，他的欲望酷似黄昏中女人解开纽扣的呼吸，被暮色一点点风干成尸后，他不知道在“落日楼台一笛风”之际，谁才是谁的风景？他不知道荒芜边缘，是生命苦短；幸福左岸，才是记忆流长！

杨正斌在民国时期的化乐，上演这出石碉大戏，似乎是在以保护乡民为己任，其实是事出无奈。有谁知晓善恶尽头，竟是这一方方石头必然的一切因缘起，一切因缘生。也许，从“乡绅”摇变“乡霸”，或许说，本来就是一个恶霸却要伪装善人，不知是时代弃儿的他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还是历史和时代弃儿的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时而让人顿感哑然、惨然，时而又让人忍俊不禁；心如鼓点的瞬间，纸始终包不住火了。关于杨正斌在民国时期的罪恶，我是在不经意间翻阅《血泪坡》这本被人遗忘在角落，反映化乐公社箐脚大队支书唐国昌家史的54K万把字左右的小册子时，才顿感“苦大仇深、罄竹难书”这八个字是怎么写成的。书中每一字无不像泪、像血绽放在漆黑夜色里，凄厉得让人深感跌入深渊，坠进地府。本该纯净得像淡淡水墨的乡村，幽蓝得像梦一样轻盈的乡村，寂静、朴素、暗藏哲理美得像夹在《圣经》一页页篇章里的乡村，被杨正斌在碉楼里凭借势力、肆无忌惮地糟蹋成满目苍然、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的悲惨图卷。这绝非乡绅所为啊！设若乡绅可以如此，那么“乡绅”这一字眼，就不再具有乡土文化意蕴！而观其一生，杨正斌在解放初期，曾经是解放军在水城大地上清剿的土匪之一。1950年4月16日，曾经雄霸一方的反共救国军18兵团1纵队司令杨正斌穿着绛色绸缎便装和布鞋，在解放军从毕节奔袭水城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放弃杨氏碉楼，伙同穿着美式军装的国民党271师参谋长刘剑锋、军事特派员兼黔西北行署警保处处长桂永昌，身着保警服保安五团团长兼水城县县长何明芳，逃窜到狡兔三窟的他在化乐泵井村腰岩坡半山上经营多年的两个岩洞。岩洞藏嵌于一壁断崖之间，上有凹槽，壁边筑营，外砌垛口，势如蛇行涌动。洞口左右各有一条毛路连接碉楼，右边一条较为崎岖，约有2.5公里；左边一条较为平坦，约有2公里。洞口左面山体凹处有沙水渗出，可供炊饮；杨正斌离开碉楼时正是从左边一条逃窜的。那时，腰岩坡山间灌木倒挂成丛，山顶山下四野参天荒林遍布，两条毛路在林棘里喘息，豺狼蛇虫不时出没，若非胆大者结伴而行，实为人迹罕至。临逃之际，站在四楼通窗之前，隔河远望杨家大屋基，村野的宁静和旷远，让他生出莫名的凄凉和酸楚；这仿佛一滴冰水自天而降，正落在他心尖上，竟催生出他彻头彻尾的寒颤。或许，纵然他知道林际间迂回鸟道可连通断壁藏洞，有险可依，但绝非久据之道。惨愁像饿老鸹的催魂声穿透迷雾传来，在大地回荡，凄容悄悄紧锁眉梢，而他却于断然间转身，绝望地去与他在腰岩坡修建的“坚固工事”和囤积的粮仓同下地狱······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抗拒历史趋势者，都不会有好下场，杨正斌与他的那些狐群狗党也不例外。六天后，解放军聚集134团和141团对杨家洞正面牵制，全面封锁，严阵以待。面对顽敌，兵行险道。解放军战士从山顶用柴火、石灰、辣椒面和手榴弹，进行烟呛、火熏和轰炸。石灰和辣椒面在手榴弹引爆声中，恍若雪花与梅花在缤纷坠落里划出复仇的弧线，浓烟在绝壁凹槽与洞口边继而弥漫开来，匪兵像被追逐的野兽往巢穴里狠命地钻；在鼓号声、呐喊声里，杨家洞就如同上演一出大戏，震撼着这方的天空和历史。2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歼灭守洞一个排的匪兵后，衣衫不振、蓬头诟面的杨正斌、何明芳仓皇跳岩被擒，脸色沉䘮的刘剑锋、桂永昌及270余名匪徒如丧家之犬被俘，洞藏枪支弹药等物资被缴，猖獗一时的顽匪被解放大军押解，“寿终正寝”。这一切酷似一幅电影画面，这确实是一幅电影画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云雾山中》以剿匪为题材，讲述了贵州多地发生的故事，但剿灭杨正斌这个桥段，却是影片最为精彩的部分。而从一个“乡绅”变成土匪，可能会让人深感不可思议；可从一个恶霸变成土匪，这种角色演变，就像白天与黑夜交替，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悬念。因而，从对联上猜想他为“乡绅”的“急公好义”，或猜测他为恶霸的伪善时，我都无法欣喜和悲伤，毕竟，欣喜与悲伤构成的生命和弦，也不是可以随便为谁而奏，为谁而歌的······

思绪像天边的白云依然漂浮。

在碉楼前徘徊时，我无法理解这方印章，我理解了这方印章。简单地说，一枚再平常的印章，如若是被一个德高望重者使用，可能它会流芳百世；一枚再价值连城的印章，设若被一个大奸大恶者据有，它也只能慨叹明珠暗投······

在碉楼前徘徊时，纠结也当属必然。是否心如干净，世界就无尘埃？眼若清明，尘世便无污浊？果真如此，或许，我就不会再为杨氏碉楼的文物意义而忧伤了。

　　作者简介：吴学良，贵州水城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理事，贵州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贵州省六盘水文联副主席。著有散文诗、散文、寓言文学、报告文学、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共计20余部。曾三次获贵州省政府奖，六盘水市五个一工程优秀奖，六盘水市首届文艺奖一、二等奖，被评为六盘水市首届“十佳文艺家”。

（编辑：陈友云　　审核：吴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