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妈和我的联络方式，十几年里产生了逐渐的变化。按事件的轻重缓急排列，过去是平信、航空信、电报。而贺卡，则是航空信拐出去的一个华丽分支，一年仅遭遇一次。前几年我妈有了手机，它基本是用来接听我的来电的。在我给我妈打电话时，她的手机取代的是平信和航空信的功能；而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的手机则取代了电报的功能——除非有急事，她极少给我打，怕话费贵。我妈和诸如电邮、QQ、微信视频之类的电子通信手段之间相隔的距离，是一个宇宙。

　　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看见办公室里的那几个丫头正冲着我嘻嘻哈哈地笑，说程姐你原来姓的是心想事“程”的程啊。我醒悟过来，她们都看见了我摊在桌子上忘了收进抽屉里去的那张贺卡。我在公司对自己身份的介绍仅限于老家在温州，但没人知道从温州机场或温州火车站出来到我家，至少还要转两趟长途汽车打一趟摩的。我妈现在几乎不写信了，即使写，也都是寄到我北京的住家地址的。这次我刚搬了家，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新地址，没想到我妈会照着我丢在家里的名片上的地址把贺卡寄到公司。这张贺卡上的地址和错别字赤裸裸地暴露了我在凤凰女色谱上的深浅程度。

　　还要过几天我才会发现，我在公司里不再是程姐，或者程小姐，或者程小玉。所有的人都叫我“心想事程”，当然是在背地里。

　　办公室的这帮女孩子平均年龄比我小十岁左右，正处在心眼还没长全的阶段，我和她们的区别，在于我的心思比她们多了几片芽叶。我知道我不能和她们急，一急就表明了我在意。我镇静了一下，沿用她们嘻嘻哈哈的语气，说在有些国家里，偷看人家私信是要坐牢的，你们这群法盲。她们说好啊好啊，程姐，我们马上去坐牢，白吃白住不好吗？还省得天天看阿姨的脸色。

　　大家散了，一整个上午，我的心里却像堵着一只苍蝇。

　　吃午饭的时候我忘了带手机，回到办公室我发现邮箱里有六封邮件，手机里有三条留言，都来自阿姨，都是催产品代言会的宣传文案的。那个会假如按照最理想的速度最顺利地进展，也将在六个月零七天之后召开。也就是说，现在和那个活动之间的最短距离，是两个季节，这中间有可能发生地震、海啸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总怀疑阿姨读小学的时候没学好算术，在数字的概念上一塌糊涂，甚至比我不识几个字的老妈还要糟糕，越遥远的事情她越揪心，而摆在眼前的事她倒能顺手就忘。

　　阿姨的称呼可能已经让你产生了误会。她不是扫地擦桌子端茶递水送信的那种阿姨，她来自香港，有博士学位，是我们公司新聘任的市场部总经理，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阿姨的全名叫王清忆，她的香港同乡在非正式场合里管她叫阿忆。而我们对她的称呼则灵活而多元，当着她的面时我们管她叫王总，当着公司其他头头的面时我们管她叫王头，而在确定没有叛徒在场的时候，我们就叫她阿姨。

　　我从包包里抽出一片口香糖，想把嘴里那股蒜烤鱿鱼的气味去除，刚嚼上两口，电话就响了，是阿姨。

　　“看见邮件了吗？”她问。

　　我努力把上下牙从口香糖的纠缠中分离开来。

　　“还没呢，王总。”我口齿不清地说。

　　我撒了一个谎，过后追悔莫及，因为阿姨在电话上把邮件和留言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再加上无数的注释见解和延伸，细致到毛孔。阿姨的指示很长，听筒几乎把我的耳朵烤出一个燎泡。放下电话，我忍不住感叹：若把阿姨的讲话录音整理出来，本身就是一份文案草稿，她何苦雇我打下手？

　　对了，我还没来得及介绍我在公司里的角色。我的职责分工很复杂，写全了大约需要三页纸，大致来说是天天给人涂脂抹粉，偶尔参与救火，有时热场填空，经常收拾残局。我这样的职务在人力资源部门有个好听一些的名称，叫文案策划。

　　放下电话，我的太阳穴里有两只鼓槌在咚咚地砸着鼓。一整个下午我绞尽脑汁，却没有写出一行让我自己看得过去的文字。拿出镜子补妆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发现我的脑门小了一圈。

　　我给王匡原发了一条微信：“晚上六点半在川味火锅见，一分钟也不能迟。”

　　和王匡原相处就有这点好处：用不着浪费时间，我一锤子可以定乾坤。

　　王匡原是我目前的男朋友，是我一年多以前在一家电影院里勾搭上的。对不起，我今天脑子不够使，说话净犯迷糊。动词没用错，的确是勾搭，错在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上——是他勾搭的我。那天我心烦，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了一场连名字也想不起来的电影。他也心烦，也是一个人。当他侦查清楚我的确没有伙伴之后，就跨过我们之间的三个空位置，坐到了我旁边。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包包很有韵味。”那天我背的是一个泼墨山水帆布包，不是名牌，不值几个钱，他夸得我很妥帖。夸一个人的包包是最安全的溜须方法，因为你捎带着夸了主人的眼光和品位。退一万步说，即使把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包包也没法回嘴。

　　在我们勾搭成奸之后，我曾问过他是不是对每一个单身女孩都说过同样的话。他圆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说你真复杂。他到底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

　　我之所以把他称为我“目前”的男朋友，是因为他只能是我生命某个阶段的充填物，或者说，备胎。他的老家在山东，他目前是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工资和业绩亲密挂钩，好的时候可以一个月买一只香奈儿包包，差的时候仅够填饱肚皮。他和我一样，买不起车也买不起房。他名下的全部财产，只是一张租房合同，两只装衣服的箱子——一只装洗过的，一只装待洗的，还有一把电子吉他，一本《海子诗集》。有一天他把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随意谱在吉他曲子里唱给我听，竟然把我听哭了。可是我总不能嫁给一把吉他，一本诗集，一副略带磁性的嗓子吧？

　　况且，海子已死，我还活着。

　　昨天王匡原告诉我，待我过生日时，他会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去年他也是这么说的。去年我过生日时正好是我们认识的第四十九天——那是他说的，我从来没数算过。他写了四十九张纸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纸质，记载着他认识我以来每一天的心情。他把这些纸条折叠成各种花样，放在一个宝蓝杂明黄的流彩玻璃瓶里，当作花送给了我。我躺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拆那些纸条，上面的话有些酸，看得我几乎哭湿枕巾。那一夜我差一点拿起手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嫁给他。可是脸颊上的泪一干，心也跟着冷了。我总不能做他的水母，为他的指头在吉他弦上划出的每一根弧线，为他朗诵海子诗句时每一个揪心的停顿，为他每一句落到心尖上的好话，献上我一辈子的泪水吧？派作这种用场的眼泪，一辈子不能没有，没有是白活了；可也不能天天有，天天有就是活腻了。

　　所以，当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个惊喜等在路上时，我只云淡风轻地一笑。离我的生日还有五天，每天我都想对他说今年我不要惊喜，去年我已经把一辈子的惊喜都预支光了。今年我希望有一辆车，不要宝马，不要奔驰，只要一台小小的坐得下我们两个人的奥拓，让我不用在下班累得贼死的时候，为了和他约会还得挤两趟地铁再打一趟滴滴。

　　当然，若是一张房契便更好。哪怕是一居室，哪怕在五环外，我们就可以不用每次趁着室友不在的时候偷欢。这种偷欢给我留下的长远后遗症，就是明明可以正大光明地干的事，我也喜欢偷偷摸摸——那是习惯使然。

　　地铁非常挤。地铁永远是挤的，地铁很靠谱，很少给人惊喜，只是今天比往常更挤。我被两个男人夹成一张纸，浑身的肌肉绷成一根根钢丝，努力收紧身上的每一个凸出部位。下班时走得匆忙，忘了换上运动鞋，脚趾头被高跟鞋尖箍在一处的感觉，让我想起被麻绳五花大绑的卤猪蹄。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耐心、持久、永不言弃。我无法腾出手来掏包，胳膊没有松动的空间，脑子也没有。我任由铃声停了再响，响了再停，把我的帆布包包（还是去年的那一个）凿出一个个的洞眼。

　　地铁终于把我一程一程地送到川味火锅店门口。挑了这个地方吃饭，是因为它味正。当然，更因为性价比。我远远就看见王匡原等在那里。中等偏高的个子，夹克衫的前襟敞开，送出一个关于肌肉的隐约暗示。假若头发能和摩丝产生更好的合作关系，他几乎算得上英俊。我从没把他太当真，可这一年多里我也没遇上什么像模像样的男人。也许是因为他挡在我的道上，我看不见别人，别人也看不见我。一叶障目。对，就是一叶障目。尤其是，当这片叶子还算顺眼的时候。

　　他看见我，急急地跑过来，接过我肩上的包。他正想把一只空闲的手习惯性地搭在我的腰肢上，我听见自己大吼了一声：“不要碰我！”门口的服务生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我们一下，假装没有听见。王匡原没说话，只是怔怔地望着我，眼神无辜，也无措。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像是被一层隐形的优质保鲜膜包裹着，任世上什么样的泥尘污秽也无法渗透。

　　我的心软了，叹了一口气。

　　“累。”我说。

　　我们坐下来，他脱了我的鞋子，把我的脚搁在他的腿上，开始给我调蘸料，涮猪腰子——那是我最爱吃的玩意儿。

　　“七下刚好，八下就老了。”他说，火锅的蒸汽在他的脸上熏出一层接近橄榄色的油光。

　　多么羡慕他啊，可以把苦巴巴的日子过成一朵花。可是我不行，我们不是同一物种。

　　包里的手机突然嘟了一声——那是信息提醒。我这才想起那一串锲而不舍地追了我一路的电话。打开手机，有四个未接电话、一个留言、一条短信息。留言和短信息是同一件事情的重复，只是信息失去了语气的佐助，显得更为干涩。

　　“明天早上九点，会议室见面讨论文案。”

　　这是阿姨的话，又不全是。阿姨真正想说而没说也不必说的话是：今天晚上你把文案赶出来，你可以选择熬夜，或者通宵不眠。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炸了开来，我听见碎屑掉进火锅里发出的滋滋响声。

　　我想也没想，就回了一条信息，没有标点，没有停顿，一气呵成：“我爷爷死了我是他的长孙女我必须在场我正在赶往葬礼的路上。”

　　然后我关闭了手机。

　　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条信息将要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回家的路上我无比兴奋，在地铁上全然不顾其他乘客的眼神，吊在王匡原的脖子上，笑得浑身直颤。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七年，得到过小头（我指的是阿姨之前的那个）无数次称赞和大头两次公司年会上的提名表扬。可是我把七年里所有的日子都搜寻了一遍，竟然没找着一个比刚才更痛快淋漓的时刻。

　　王匡原有些难堪，但他没挪开身子。他只是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背，仿佛他是我爷爷，或者，我是他的猫狗。

　　“你真，胡闹。”他说。

　　“做坏事，真的，很容易。”我说。

　　那晚回家我把音响开得山响，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并在水龙头底下荒腔走板地吼了几句周杰伦。然后，我关掉水龙头，关掉电吹风，关掉音响，关掉每天都放在同一个设置上的闹钟，关掉室友张在半程的嘴，关掉一切有可能发出声响的物件，钻进被窝，立刻坠入黑甜梦乡。第二天一睁眼，已经是十点三十七分。

　　我洗过脸，吃过早饭，敷了一个青瓜面膜，然后打开电脑，慢悠悠地开始写文案。当阿姨的磁场不再干扰我的磁场时，我发觉我文思泉涌。明知道这个文案从此刻到实施的六个月中还会经历七七四十九次面目全非的修整，我还是忍不住把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都修改到悦目赏心的地步。

　　改完最后一个标点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半。我冲了一碗泡面，一边等着面条松软膨胀开来，一边打开手机。我期待看见阿姨九千九百九十九条留言，结果一条也没有。只有五六个节哀之类的问候，都是同事微信群里发的。唯一的一个未接来电，来自我妈。

　　我知道要是没有大事，我妈不会轻易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我浑身的汗毛铮铮地炸成了针，拨回电的时候指头在簌簌发抖。

　　“阿玉，你在北京结下了什么仇啊？”我听见电话那头我妈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一头雾水。

　　“有个叫王清忆的，是你什么人啊？”我妈问。

　　我的心一下子扯到了喉咙口。

　　“她，她怎么啦？”我颤颤地问。

　　“她咒你爷爷呢，大清早送来一个花圈。”

　　我费了半个小时用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的谎言，终于把我妈安抚了下来。那天我才第一次发觉，我的脑子不是一般的管用，尤其是在救火的时候，每一个细胞都各司其职。不，是超常发挥。

　　放下电话，我蹲在地上，笑得抽成一团乱线。笑完了，不知怎的，心里有点空。

　　我从阿姨的眼皮底下偷走了两天半的时间。准确地说，是三天，但其中有半天是在为她干活，不计在内。这三天里我不敢出门，肚子饿了就叫外卖，不敢接手机，也不敢留下任何可追寻的电子踪迹。那两个晚上我都和王匡原混在一起，两人躲在我的小房间里滚床单，滚累了就趴在床上翻来覆去看《泰坦尼克号》的影碟，直到我们几乎可以背得下甲板上那个桥段里的每一句对白。

　　最后一个晚上王匡原走的时候，神情有点古怪。到了电梯门口，又停下，转过身来看着我，欲言又止。在被我踢了一脚之后，他才开口。

　　“小玉，假如杰克没淹死，你觉得他和露丝，有戏吗？”他问我，眼睛却没有看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他依旧没有抬头看我。

　　“那得看露丝是什么年纪。露丝要是十八岁，多半有戏。露丝要是四十岁，那就难说，因为露丝已经没有机会，翻身。”

　　我看着王匡原走进电梯，脑后有一撮被床单揉乱的头发，随着他身体的动作一蹶一蹶的，像兔子的尾巴。

　　早上我起床洗脸的时候，发现了这三天休整带来的惊人后果：镜子里的我面色水灵，唇红齿白。我用略微深色的粉底盖住了脸颊上的桃红，又用手指润着眉笔在眼睛之下抹出两个黑眼袋，才背着包包出了门。

　　那天我在公司的表现可圈可点，接受哀悼时神情憔悴麻木，是少一分不及，多一分太过的恰到好处。我甚至怀疑我当年是否填错了高考志愿，假如我填的是中戏或者北影，我说不定已经在某个电影节的红地毯上亮过相了。

　　我去了阿姨的办公室，对那个被我妈愤愤地烧成灰烬的花圈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并不失时机地告诉她：即使是在治丧期间的一片混乱中，我也没有忘记她布置给我的任务，我把文案赶出来了，在碎片一样的时间里见缝插针。

　　当我把那六页纸的文案呈现给她时，我发觉她的眼睛里浮起一丝茫然的神情，仿佛在努力搜寻一件久已忘却的旧事。

　　“哦，那个事啊，不急，放这儿吧，我有空再看。”她挥挥手，示意我把文案放到桌角的一个金属文件架上。

　　那一刻我的舌尖聚集起三千九百句对她母亲的亲切问候语。它们找不到出口，就在我的脑门上鼓出一个赤红的包。

　　我最终无言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这才幡然醒悟：我浪费了一个如此天衣无缝的谎言。我本该把它留着用在将来某个更加急迫的场合的。

　　我到底还是，没有经验。我心想。

　　我刚坐下，调成静音的手机就震动起来，低头一看，又是我妈。

　　有过了那天的经验，这次我就不再那么一惊一乍。天大的谎我都圆过了，接下来都不过是麦饼上抖落下来的芝麻。

　　“什么事，妈？”我尽量平静地问。

　　电话那头没人说话，我只隐约听见了抽鼻子的声响。

　　“你爷爷，走了。”半晌，我妈才开口。

　　我怔了一下，一时没听懂我妈的话。或者说，我的脑子听懂了，我的心不想听懂。

　　“去了……哪儿？”我问。

　　“没了。昨天晚上还跟你爸喝了半斤米酒，早上一摸，冰冷铁硬了。”我妈的声音裂开了好几条缝。

　　“都是那个王什么妨的，送错花圈，她怎么就没送到她自己家去？”

　　“你赶紧回来吧，你那两个妹妹是废物，管不了事。”

　　我妈的词语渐渐失去了边界，一个跟一个地混淆在一起，我耳边只是一阵嘤嘤嗡嗡的嘈杂声，仿佛飞着一万只蜜蜂。

　　怎么，可能？我那个胃口好得像猪身子壮得像牛的爷爷，怎么可能，就这样没了？

　　我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

　　办公室的人听见响动围拢来，纷纷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猛然想起来，我不能告诉他们真相，我已经预支过了属于我爷爷的哀伤。

　　“王匡原，得了病，需要住院手术。”我脱口而出。

　　其实在那个时候，肚腹里同时奔走着好几个借口，只是王匡原的那个走得最快，第一个走到了舌头。

　　说完了我才意识到这个谎言可能存在的风险。什么病？哪个阶段？怎么治？过程？费用？预后？我马上预见到了可能会蜂拥而至的问题。关于死人的谎言很简单，是一条决绝而狭窄的死胡同；而关于活人的谎言有一千条歧路，哪条路都可能布着陷阱，充满着随时需要填补的漏洞。但话已出口，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我只有明天见过医生，才能知道进一步的详情。”

　　我用这句话堵住了她们的嘴，尽管是暂时的。以后的事只能走一步想一步。

　　当我再次走进阿姨的办公室时，我两眼红肿如桃。这次，没用任何化妆品。

　　她惊诧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了？还在想你爷爷？

　　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我知道那是哭的先兆。

　　千万，别在，她面前，哭。我严厉地告诫自己。

　　可是没用，我的神经松了，再也系不住泪腺。

　　她没劝我，听任我窸窸窣窣地用了她半盒面巾纸。

　　“七年了，在公司，我只休过一次年假，五天。”

　　“你可以去人事部调出勤记录，没请过一天事假，这么久，除去这三天。”

　　“从来没有误过一个文案期限，七年。”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钻过千山万壑，嚅嚅地爬出舌尖和牙齿之间的那条缝隙，柔弱、苍白、毫无底气。

　　“想说什么，就说。”她神色平静地说。

　　她的磁场严重干扰了我，我发现从我脑波段里发出的，全是些破布絮般的杂音。

　　“开刀，住院，情况不好，我男友。三十五岁，我，剩女，再不好找。”

　　天，我竟然在没有任何威逼的情况下跳进了自己编织的罗网，把自己和王匡原不可分割地绑在了一起。

　　阿姨长久地沉默着，我看见她额角上有一根筋，在轻轻地跳动着。扑喷。扑喷。扑喷。我知道那是两股想法，正在汇集人马，兵戎相见。

　　“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长假的话我们需要请人替你。”半晌，她才说。

　　我从她的话里找到了一条刚好容下我身子的缝。

　　“短假，短假。我只要三天，甚至，两天半，一旦明确了治疗方案，接下来的事会找护工。”我急切地说。

　　我已经把从北京到温州的整张行程表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来回都选夜里最后一个航班，假如不转长途汽车而提前安排人驾私家车到机场接我，那么我在家至少还能待上两整天，甚至两天半。

　　我在机场发了一条微信告诉王匡原我的突发行程。我只说了爷爷的死，却没提他被生病的事。

　　葬礼期间发生的一切“回想起来”至今都是模糊不清缺乏细节的，如同是一部老电影的片尾部分，隐隐只记得几个飞来飞去的斑纹。我父母对我的期待大部分都落了空，除了付钱之外，我对乡俗里操办白喜事时需要面对的一万条规矩一窍不通。真正管事的，还是那两个被我妈轻蔑地称为“废物”的妹妹和她们的丈夫。离家十七年了，站在熟悉的景物之前，我却是个外乡人。家是一条河，我走，它也走，只是等我回头的时候，我已不是原来的我，水也不是原来的水，我们彼此感觉陌生。

　　回北京前，我一个人在爷爷的墓前坐了半天。我爸是我爷爷的长子，也是独子，我奶奶死得早，我爷爷一辈子都和儿子一起生活。我是我爸的长女，也算是我爷爷的半个长孙，因为我父母努力了二十年也没能给爷爷生下一个真正的孙子。我爸爸早年一直在城里打工，我是在爷爷的背上长大的，五岁之前我还一直以为爷爷和爸爸是同一个意思。

　　我十八岁离家上大学时，爷爷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秘密：他手头藏着一根金条，要等到我结婚的时候送给我做嫁妆。这些年我每一次回家探亲，爷爷都用期待的眼神询问我是否到了处置这根金条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让他失望。我几乎后悔今年回家过年时没带上王匡原。在北京的这些年里，我为比这小得多的事情都撒过谎，我为什么就不肯给爷爷哪怕是一个虚幻的希望呢？爷爷等了十七年，把我和金条都等老了，也没等到把它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他一直没告诉任何人金条的来源和藏处，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有把握。他以为他能活到地老天荒，活到我生下一筐猪猡。

　　假若不是我那个一时冲动的谎言，兴许，爷爷还在。

　　世上唯一管我叫阿囡的那个人去了。那个我每次回家他都会把自己灌得烂醉，我每一次走他都会把我的箱子扛在肩上和我一起站在路口等摩的的人，已经化为了青烟。我发觉我竟然没有眼泪。眼泪并没有遗弃我，只是眼泪和生命一样，都是有定数的，我把它浪费在了不值当的地方。它本该洒在爷爷墓前的，我却把它送给了办公室。

　　回程的路上，我才想起我的生日已经过了，王匡原居然没有给我打电话。我突然觉得我很想得到一个生日礼物，哪怕是另一个装满了纸条的玻璃瓶。前两天他给我打过无数个电话，我却一直没有接。

　　我在登机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无人接听。到北京已是半夜，我又接连给他打了几个电话，依旧无人接听。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绝无仅有的稀罕事。通常我的电话就是他的集结号，无论是半夜，无论是凌晨，无论他在刷牙，在撒尿，在做任何可以示人或者不可以示人的事情，他都会立即接听。即使不能立即接听，也会在几分钟之内回复。

　　我的心里开始隐隐泛起一丝不安。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单位就给他的银行分机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的男声。

　　“王先生不在。”

　　那人说话像一管快要使完了的牙膏似的，挤起来很是费劲。在我一环接一环的逼问之下，他终于一口一口地吐出了实情。

　　“肾结石，急性发作，昨天，在单位。住院，手术，有可能今天，还不确定。北医三院……”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手机掉落在地上，玻璃面裂成一张蜘蛛网。一个轻浮的随意的谎言，再一次被我演绎成了严酷的现实。

　　我再也没有假期可以用来照料这个可怜的被我提前预约了疾病的人。即使王总，或者王头，或者阿姨，不为难我，我也不可能再给公司提供另一个借口。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不敢，我怕心想事成。我不能为了照料因我致病的那个人，而去诅咒另外一个无辜之人。一个谎言需要另外一个，甚至一串谎言来遮掩弥补，每一个谎言一经过我的嘴，便将成为事实。我的嘴是茅坑、是墨池、是地狱，我唯一可以斩断这个歹毒的怪圈的方法，就是停止制造心愿和借口。

　　我没有请假，只是在下班之后直接赶去了医院。手术是在早上做的，麻醉的效应虽然过去了，他依旧半睡半醒。听见我的脚步声，他蒙蒙眬眬地睁开了双眼。

　　“疼吗？”我问他。

　　他的头动了一动，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

　　“很多个电话，我打过。”他口齿不清地说。

　　“忙晕了。”我说。

　　我看见他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只空水杯，就问他要不要喝点水？他说不渴。我又问他吃没吃饭？屋里坐着的一个老太太，大概是旁边那张床的病人家属，就呵呵地笑了，说这姑娘看样子大概没照顾过病人吧？他这个手术是全麻的，这会儿不能吃饭。你可以给他喂点水。

　　我说他不渴啊。老太太又笑，说你可以用棉签蘸点水，给他润润嘴唇。我问哪里有棉签啊？老太太说问护士。我正要起身，王匡原拦住了我。

　　“真的，不用。”他说。

　　“你家里知道你动手术了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我知道他妈妈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他大概不想惊动她。

　　“这两天有人照顾你吗？”

　　他说同事轮班，来来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