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谈

　　有人说过，散文是一种“最家常”、最能表现世道人心和人间情怀的文体，阅读散文，常常会被一种朴素和温暖的人间情怀所感染。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最早所接受的散文观念，主要是所谓“抒情散文”，所以有好多年，我总以为只有“抒情散文”才是正宗的散文，心中独推“抒情散文”来坐散文殿堂的第一把交椅。现在看来，这个观念实在是太狭隘了。散文的天地原本比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广阔、自由和高远，是我们自己渐渐把散文引进了一个狭窄的抒情的胡同。好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真诚、自然是第一要素，清朗朴素，浑然天成，不可雕琢、做作和勉强。一旦雕琢就不自然了。不自然，即矫揉造作，是散文最大的不幸、最致命的毛病。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议论、抒情、描摹风景，都应该是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像小溪流淌在山谷间一样，从容不迫，毫不做作。

　　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书，我想到最近几年里，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与散文有关的问题。我发现，一代代俄罗斯诗人、作家、思想家、政论家、传记作家，用各种风格的文笔，已经试验了散文写作的各种可能。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不仅用优美的散文写出了《金蔷薇》《面向秋野》这样的文学评论集，还用同样优美的散文文笔，完成了六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白银时代的思想家、作家洛扎诺夫，写过一册《落叶集》，书中文字全部由一些零散的随想录和短小的札记片断构成，有的片段甚至只有一行文字，例如：“人们像花儿一样枯萎，凋零。”“欧洲文明将毁于恻隐之心”，等等。《落叶集》分为两部，洛扎诺夫把它们分别命名为第一筐、第二筐，也不从把它们视为散文集，而是当作一部“札记体”长篇小说创作的。还有出生于1918年、早已着作等身的俄罗斯老作家达·亚·格拉宁，写过一部传记体小说《奇特的一生》。但格拉宁也不认为他写的是“小说”，他说他写的是“文献散文”。他说：“文献散文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创作使我厌烦了。您知道，创作归根到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情节归根到底全是想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学中大家通用的方法，近来却使我烦躁，我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来描写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格拉宁先生认为，文献散文必须首先是散文，是文学，这一点很重要。文献散文的情节，也不是虚构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材料内部去寻找和发现的，去“看见”的。还有，主人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临摹。

　　所谓“大散文”，也必定出自大情怀、大境界、大手笔。如果一部散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的情怀并不崇高，并不温暖，其思想成分和精神高度也极其稀薄和低矮，甚至根本谈不上对思想深度、精神风骨的追求，那么，这本书即使再怎么畅销，这个作家再怎么热闹和走红，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散文文学的成功，而仅仅是作家世俗生活的成功。这种成功，最终代表不了散文和文学的高度与博大。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水平不高，那么就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是兴旺的，水平是高的。无论是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评论的，都应该首先把散文写好。如果你连一篇散文都写不好，就很难说会写好别的体裁。司马迁的《史记》原典，是中华文史之美质的一部集大成的着作。鲁迅先生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千秋美誉。余秋雨评价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无疑也是超越时空的知音之言。历史小说家、文化学者熊召政与北京人艺合作，潜心创作了大型话剧剧本《司马迁》，向这位“中国首席历史学家”致敬，并为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写过一副联语：“春秋笔纵虎，风雨夜屠龙”，也是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学胆识、文化情怀和崇高的历史担当精神最形象的评价与赞美。《史记》不仅是一部为后世呈现了中华历史之美、文学之美的文史经典，也是一部关于中华传统精神、中华道德风骨的长篇史诗，蕴含着中华文化中独特的“诗与真”。《史记》里所展现的道义和正气、史识与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可贵的风骨与品格。这种大气磅礴、气宇轩昂、秉笔直书的文史风骨，是今世的散文作者们应该潜心去认识、认同、领会和拥有的东西。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写过一篇《散文诗能带给我们什么》，他所描述的散文诗的文体之美，在我看来也就是散文之美。例如，散文的语言比分行诗具有更自然的节奏和语序；在散文里，我们常常会感到作家似乎不是在和所有人说话，而是轻声地和某个“个体”在说话；散文能够把某些被半埋没的感情和思想唤醒并表达出来；散文还能够“汲取细节”，在分行诗歌里丢失的东西，尤其是微妙的细节，在散文里可以找到；散文还能够让我们最初的观察和感受，甚至让那些也许只会发生一次的事物和瞬间，鲜活地、生动地保存下来。

　　散文之美，有时也来自于散文作家对他所写的事物的观察和描述的独特与精准，来自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的文化融通能力和广博的知识谱系。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生的故事》里谈到散文大师普里什文时，说过这样的话：有一次，普里什文对他说，他所发表过的一切作品，和他每天所作的观察笔记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他一生都在记笔记，他主要是想为后代保存这些笔记。普里什文去世后，这些笔记中有一部分已经发表了，题名为《大地的眼睛》。就其内容来看，这是一部惊人的巨着，充满富有诗意的思想和出乎意外简短的观察结果。例如，普里什文写过一篇只有一个句子的小散文《花溪》：“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巴乌斯托夫斯基赞叹说：“普里什文在这些笔记中用两三行文字表达出来的这些观察结果，如果加以发挥，就足够另一个作家写出整整一本书来。”

　　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普里什文的散文作品在优美的文学性之外，还具有丰富和准确的有关地理学、方志学、动植物学、民俗学、气象学、农艺学、物候学等方面的文化性与知识性。

　　再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以小说名世，但是他的小说都带着淡淡的散文风格，或者说，他的小说也可当优美的散文来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为自己的乡土和人民所写下的史传，是江山风雨传，也是苦难心灵史。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和雨丝风片，都在他的心底里记忆得和保留得清清楚楚。他曾在一封家书里写到过：“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有位文学编剧把他的小说《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沈先生对这个文学剧本的许多细节有过十分仔细的修改和批注，从中可看出他的观察与描述是多么的讲究和精确。剧本里有一句描写：“虎耳草在晨风里摆着。”对这一句，他这么注解道：“不宜这么说。虎耳草紧贴石隙间和苔藓一道生长，不管什么大风也不会动的。”剧本里还写到，端午节那天下着毛毛雨。他批改说，“端午节不会下毛毛雨，落毛毛雨一般是在三月里”。像这样的细节，无论是对散文作家的写作，还是散文读者的阅读，都是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