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与中国

   400年前，《堂吉诃德》在狱中诞生。之后，它的作者、穷困潦倒的塞万提斯在第二部的献辞中写道：“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就此，小说的英译者塞缪尔·普特南曾在其译本中加注说：明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普特南认为塞万提斯之所以开这个玩笑，可能是因为听说了这件事。

　　然而，事实上西班牙对中国的关注和觊觎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最初是通过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之后是通过意大利商人。1403年，克拉维霍奉卡斯蒂利亚斯国王恩里克三世（史称亨利三世）之命携国书及礼品觐见帖木儿。1492年，哥伦布在女王伊萨贝尔的支持下开始了以中国为目标的历史性航行，却阴错阳差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到了16世纪，随着西班牙帝国的诞生，西班牙—新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贯通。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对中国更加垂涎三尺，从1569年到1797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莱加斯比、吉多·德·拉维萨雷斯、弗朗西斯科·桑德、阿吉拉尔等接二连三地要求西班牙国王派兵征服中国。两相比照，退役军人塞万提斯的和平意图便昭昭然矣。但是，这种和平意图直到300年后才以超文学的方式传至中国。

　　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最先接触到了这部作品。周作人在一册叫作《欧洲文学史》（1918）的教材里几乎一步走完3个世纪的解读，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则被认为有着堂吉诃德的影子，但来者显然只是逝者的一个反面。也就是说，鲁迅用阿Q创造了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反堂吉诃德。

　　有人把“Q”字的尾巴视作辫子。而实际上它与堂吉诃德颇有渊源。首先，阿Q的“精神胜利法”几乎完全是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的翻版：堂吉诃德屡战屡败，却总能自我安慰。比如他大战风车失利后对侍从桑丘说，要不是魔法师捣鬼，把巨人变成了风车，那巨人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其次，鲁迅赖以指涉“阿桂”或“阿贵”的Q，恰恰是吉诃德的第一个字母。倘非有意，鲁迅干吗非得用一个洋文字母指代一个地道国人的名讳？何况，鲁迅当时刚接触《堂吉诃德》，且对它爱不释手。直至1928年，他还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根据屠格涅夫的观点，鲁迅在“编校后记”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同时他希望在自己主编的《朝花小集》丛书里出一个“可读的”《堂吉诃德》译本。而创造社、太阳社认定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正冷嘲热讽地攻击鲁迅为中国的吉诃德先生。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又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堂吉诃德》被介绍至中国具有文学和政治双重色彩，那么到八九十年代的探讨就显得形而上学了。“文革”前后，杨绛先生首次依从马林校勘本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首版）。此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物欲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以《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为代表，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有关学者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意识，不仅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而且从中国现代历史的某种集体盲动性看到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可能性。

　　但是，一如滴水落进池里，这种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倒是受出版市场的驱动，又有10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继问世，从而使《堂吉诃德》这块精神画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貌似风光地热卖着。然而，还是那句老话：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堂吉诃德。也惟其如此，堂吉诃德随时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找到平衡“道”、“器”的妙方，也远没有抵达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