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萱 || 安云

母亲叫李安芸，她的同事们总是省略她的姓，叫她安芸。因为母亲肤色黑，浓眉大眼，头发乌亮，又叫安芸，好多人以为她姓安，是彝族。

其实母亲出生于贵州大方县城，母亲是地主千金，父亲则是一届书生。实际上母亲是解放初期被划为小土地出租成分的地地道道的汉族。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办过学校，当过法院录事，还亲自出演自己编撰的剧本中的角色。外祖父写一手漂亮的正楷，我们小时候，都是外祖父写字给我们临摹做帖。

贵州解放时，母亲正在读初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解放大西南。母亲便瞒着外祖母穿上了军装，成为二野军大的学员，受训准备入朝作战。还未开赴前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母亲和她的军校同学们集体转业，继续到地方读财校。毕业后，母亲做了新中国一名中共党员干部，一直工作在基层。

       母亲辞世已经二十一年了，我思念她，想她，一直想着写写她，但总是提起笔又放下，不知何处下笔。写写母亲的念头，提起放下好多次，都没能如愿。直到前天，我傍晚散步，天很好，太阳已经完全隐没在群峰之中，纯净的天幕，一缕淡淡的云，若碧若蓝，若橙若丹，柔柔静静地看我，一动不动。我的心为之一颤。

        妈妈，是你吗？

        安云，母亲，一片安详娴静的云！

        我终于文思泉涌，那久远的母亲和我，和弟妹们的一切历历在目如若昨天。

        再小些的事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留在记忆深处最早的记忆是1961年春，那时我四岁。母亲挺着大大的肚子，她的第三个孩子，我的小妹已经快十个月。那时的父亲是水城滥坝区区委书记，母亲是区妇联主任。一天，区政府门前的小广场上，开着群众大会，县里来的一个部长，宣布了父亲的几条罪状后父亲被手铐拷着送进了县城监狱。妈妈挺着大肚子，被带到县城批斗。七十多岁的小脚奶奶，四岁的我，两岁的弟弟却被工作组赶出了家门。两张大大的白纸写些我不认识的字，盖了红红的印，交叉贴在我家门上，赶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不得动那白色的纸打开家门回家，否则，抓起来。   

       奶奶把工作组扔在地上的两床被子叠好，放在一只平口直身，当地人叫“夹箩”的竹背箩上，牵着我和弟弟，茫然地朝区公所外的公路走。或许那时的奶奶也不知道要去向那里，也不知道那辆载着戴上镣铐的父亲绝尘而去的地方是不是县城。三寸金莲的小脚奶奶背着沉重的“夹箩”，牵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一步三摇，踟蹰蹒跚。走过区公所门前那条平时“何奶奶，何奶奶......”叫声不绝的小街。

       所有的门都轻轻地关上，所有的狗都停止了吠鸣，除了家家房顶上静静飘出的袅袅炊烟，除了家家门缝里徐徐溢处的饭菜的香味，这时的小街好安静，无人一样的安静。我为这安静异常地害怕。昨天还和我一起，被我用一根小棒指挥着集体从小街到小河边撒泡尿又跑回来的小伙伴们一忽儿都不见了踪影。

       我紧紧地揪着奶奶的衣襟，一步三回头地望，没有一个人敢搭理我们。我仰头看着风中的奶奶，灰白的头发，凄楚地在快要落山的太阳下闪着金光，夹箩黑黑的影子斜斜地拉长着在地上缓慢地移动。

       走出小街，再走过一个岔口，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这时 天慢慢黑了下来。奶奶茫然四顾，弟弟走不动了，要奶奶背。我看到奶奶已经被夹箩压弯了的脊梁，懂事地蹲在弟弟面前，要背弟弟。正在祖孙三人又累又饿又困乏的时候，岔口向右的大树下，一户人家开了门，出来一个比母亲大比奶奶年轻的妇人。弯腰抱起弟弟，对奶奶说：“何奶奶，别走了，天黑了，老的老，小的小，走哪去？别人不敢留你们，我一个寡妇，带两个寡崽，我不怕，走，就在我家住。”

       我们有了新家。除了王伯娘，我和弟弟还多了一个哥哥和姐姐。我们在王伯娘家住下的第二天，妈妈从县城回来，找到我们，没几天我们家的小妹爸爸、妈妈的第三个孩子，在这个新家出生了。

       妈妈回来，奶奶问到爸爸的去向，妈妈只说：“他们说他领导无方致死人命要判刑监禁。”转而安慰奶奶：“关就关呗！放心，事情总会水落石出，会搞清楚，我们忧心无益，好好照顾好自己，等他出来，我们都好好的才好。”

       奶奶看着妈妈的样子，不急不恼不温不火无事一样。大人孩子和和气气，我们从母亲的身上感到了一种安稳从容。于是，我和弟弟在这期间，跟着王伯娘家的哥哥姐姐玩疯了。

       后来，听人议论母亲。父亲被抓走的当天，县里面召开了三八妇女节批斗会，就是批斗母亲。好玩的是，批斗会结束，是三八节会餐，母亲也被允许可以参加吃饭。脸盆大的盆装满菜就摆放在会场中，好几盆，大家拿碗在大甑子装了饭就围着菜盆吃。母亲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都散开，象躲瘟疫一样。议论母亲的那个人又佩服又不解：“那个李安芸嘞，居然无所谓，你斗你的，你走你的，人家一脸的平静，挺个大肚子，慢慢地有滋有味地吃人家的。”

       那时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日子。我不知道丈夫入狱，孩子年幼，婆婆年迈的母亲是如何以坚定的信念来支撑自己度过的。我只知道，妈妈的瓦时针瑞士手表、毛衣、围巾、家里的蚊帐、毛毯等等，都让妈妈拿去换了吃的。还知道，区粮管所的老所长，在父亲被捕的那天早上，悄悄让妈妈把家里购粮证上第二个月的粮食全买了，就放在奶奶背的背篼里。宣布父亲有罪的部长，当时就撕毁了我们家的购粮证。母亲多年都感念这个老所长，还有王伯娘一家。

        时日再艰难，我的母亲总是笑呵呵的，从不会拿我们的顽皮当事也从不打骂孩子，和奶奶婆媳之间，从未红过脸。不管什么事情意外发生，母亲的口头禅：“别怕！别慌！先整饭吃，吃饱了再说！”

   父亲被无辜地关了四十多天无罪释放，官复原职。从滥坝区调到杨梅区。父亲还是书记，母亲依然是区妇联主任区委委员。

       父亲自己先去赴任，母亲到外婆家去送小妹。来帮我们搬家的人，带着我、弟弟和奶奶坐着一辆马车，走了一天才走到玉舍区。第二天，来了两个人，一个背奶奶，一个背行李，我和弟弟自己走，弟弟走不动时，背行李的叔叔就会把他举到行李上背着走一会儿。我因为平时淘气，风一趟雨一趟的，好像没感到累，一直坚持自己走。走到一个叫凉山的地方，父亲的搭档李扬华区长骑一匹高头大马来接我们。弟弟坐在前我坐在后，这个后来我管他叫舅舅的人，哈哈笑着拿根带子把我们两个孩子系在他腰间，大声说句：“娃娃们别怕哈，走喽！”

        驮着我们的马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我才知道区长舅舅为什么会用带子栓着我和弟弟了。上坡马背是直的，下坡马背也是直的，好几次都差点跌进深沟，吓得我从此不敢骑马。

        那时的杨梅区没有公路，区公所的交通工具就是几匹马，这些区委区公所的领导们进城开会，下基层，路远骑马，路近就走路。父亲背个军用水壶，戴个草帽，拄着一根竹棍的背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交通不便，母亲在一次从县城回区的路上，从马上摔下来，把右手腕摔断了，在县城治了好久。从此妈妈的右手就没什么力气，重点的东西都拿不动，她从来不打孩子，我以为是妈妈打不动。

       后来我们家又有了一个最小的弟弟，聪明而调皮。妈妈有四个孩子，家务是奶奶打理，孩子们再怎么闹腾，妈妈都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们几个小孩子有时候打疼了打哭了，受委屈的到母亲处告状，母亲轻轻抚摸受委屈的，给哭的擦去眼泪，那犯了事的早跑得没了影儿。

    “等他回来，妈妈批评他。”这是母亲最狠的话。

       母亲父亲在杨梅区工作了两年，就调到县城。母亲在水城县法院，做了民事审判庭的庭长。父亲做了农工部的部长。

       从乡下进城我就读水城城关三小，学校与法院一墙之隔。由于家属宿舍不够住，父亲和母亲在单位各有宿舍，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和一个我们叫她龙姐姐的保姆住在龙洞街。我因为是从乡下转学来的，母亲怕我跟不上城里学校的进度，把我带着和她住在法院的宿舍里。这样，我才有母亲工作时候的一些片段。

       在法院，我有机会看母亲开庭。公开审理案子，高高的审判桌，母亲坐在中间，负责记录的书记员坐左边，右面是人民陪审员，审判庭内坐满了人，庭外有时还围满群众。这时的母亲，好严肃，和平时判若两人。那时年纪小，很少弄得清楚案情，就是不明就里地看热闹。

       看了几次母亲开庭，回到家中，竟然对妈妈有了微微的惧怕，稍稍地收敛了些许的顽劣，喜欢上母亲书箱里的书，三年级的我，开始阅读厚厚的长篇小说。

   和母亲住在法院，晚饭后常常被母亲带着去做些调解和调查，劳作一天的人们这时才有空闲。一些看上去要破裂的家庭，被母亲调解和好。一些被人冤枉诬告又缺乏证据洗清的案子，母亲会做庭外调查，多方寻找证人证据，搞清事实真相。找到证据后，母亲会说：“嗨，恶人先告状！差点让老实人吃了亏。”

      和母亲去做这些事情时，我其实是懵的，就觉得妈妈一点不象在家那样娴静，婆婆妈妈的。不知道母亲是实事求是，是恪尽职守，是把民事案子中那些结婚离婚财产纷争，弟兄失和，老少反目的一地鸡毛，合理合法地处理好。真的难为我的喜欢静静地读书，喜欢写些小诗，做不好家务，不会做针线活儿的母亲了。

        1966年，文革开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并成一家。简称公检法。父亲母亲都受到冲击，父亲去了农场，母亲到专区去进封闭学习班，奶奶年事已高，被伯父接回老家。我便成了我们这个家的家长，带着弟弟妹妹艰难度日，这时侯我十三岁。

         烧不燃火，煮不熟饭都还是次要的，被人欺辱，追着喊狗崽子，才是要命的事。开始时还躲让，结果被欺负的事情越演越烈。一天一户人家一家三口因为弟弟和他家的儿子打架，找上门来，说什么狗崽子还敢打人。当时我只觉得血一下子冲到脑门，顺手抓过门后的铁锨，大喊一声：“弟妹们打呀！大人欺负孩子，打上我们家门，打呀！”铁锨不要命地向着那一家三口砍。边砍，边高声骂！弟弟妹妹也拿起地上的扫把，火钳，锤子等，一股脑儿向那家人挥去。吓得那家人没命地逃跑。我带着弟妹一直追着不放。围观的叔叔阿姨正拉着不依不饶的我劝着。母亲从专区回来了，刚好走到街口，被那家人的大人拦住。他们忙着给母亲解释。母亲边往家走边说：“好！好！知道！知道！回去我会批评他们。”

   妈妈分开人群，搂着我的肩膀，呵呵笑着：“半年不见我们小巨长高了，都和妈妈一样高了。走，回家！回家！”

       小弟弟六岁岁，蹦着高要妈妈抱。十岁的大弟和八岁的小妹一人一边提着妈妈的行李包。我拖着铁锨走在后面，心里忐忑不安，闯了祸，带着弟妹打人。想着严肃地坐在审判席上的母亲，不由有些害怕。

       母亲做饭。弟妹们却一个劲儿翻母亲的包。翻了半天，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几块豆豉，一罐麦酱，一袋子花生米，一袋子豆腐干。没有弟妹们希望的糖果，他们很失望。我却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家的豆豉正好吃完，豆豉辣椒是我们当时最美味的调料。

       酸菜豆汤，连渣捞，白菜豆腐都只有沾着豆豉辣椒调制的沾水才好吃。没肉少油的年月，家家都拿豆豉当宝。豆豉和麦酱，是外婆的家传手艺，特别是麦酱不管是油是素，放一点外婆做的麦酱，都很香。这些吃的，一定是大舅妈从外婆家带来给母亲的。   

        当晚，我们吃了半年来最香的晚饭。

        好不容易弟弟妹妹都睡着了，母亲轻轻地把我拉到身边坐下，我有些紧张，不安地看着母亲。不料，妈妈面对着我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躬：“孩子，妈妈谢谢你，我和你爸爸都不在家，你把弟妹照顾得这么好，还敢于反抗欺负你们的人。”我痛哭失声，扑进妈妈的怀里。

       那晚有些淡淡的月色透进窗来，母亲为我擦干眼泪，我抬头看母亲，一脸的柔静，无悲无喜。我的心也静下来，睡了一个特别特别安稳的觉。

       后来母亲当过校长，当过学办主任，当过公证处主任。我十六岁就离开家参加了工作，上班时间住在单位，只有周末才回家。

       我工作前我的四伯父去世，父亲料理了伯父的后事回来，和母亲商量，伯母可能要改嫁，六岁的堂弟不愿意随母亲，可否接来抚养。母亲“唉！”了一声，这事还用商量？明天我就去接。”堂弟被母亲从老家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奶奶也从老家回来，一家人和和乐乐，外人根本不知道我堂弟不是母亲亲生。

       一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从单位回家，吃过晚饭，我帮奶奶洗碗，弟妹们都跑出去玩了，母亲在饭桌傍边的藤椅上坐着，不知是看当日的报纸还是在看书。门开着，隔壁的杨阿姨一忽儿端着一个盆，立在我家门前，敲打着高声地骂，骂着敲着骂着，回家了。一忽儿又拿一块菜板一把菜刀，立在我家门前，砍垛着骂着。我仔细一听，这是在骂我母亲。骂得好难听。我看母亲没听到一样，自己认真地看书，我一下子火了，想冲出去和她理论。母亲一把拉住我，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气鼓鼓地坐下。门外的杨阿姨骂着回家了，我才松了口气。谁知道这个杨阿姨端着一只碗，碗里盛满了饭菜，又立在我家门口，吃几口饭，骂几句，边吃边骂。我气得七窍生烟，腾地一下窜起来，想出去打人。母亲又一次拉住我，一脸的平静，轻轻地对我摇头。这时候，住在巷道前面的袁阿姨，把杨阿姨劝走了。我的妈呀！我看着无事一样看书的母亲，真的服气了。我这是个什么样的妈呀！

       我以为，从此之后，杨阿姨和母亲定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第二个周末回到家，才到家一会儿功夫，杨阿姨，老李长安芸短的，就来我们家好几趟。和母亲前所未有的亲密。我睁大眼睛，看着杨阿姨的后影。好生郁闷。

       母亲看我的傻样，笑着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杨阿姨这个人，是个好人，心直口快，但没坏心。

     “那天她骂我，事出有因。他的儿子和你堂弟超全打架，她来告状，我说等超全回来，我批评他。我问超全事由，批评了超全。杨阿姨听到我们家无风无雨的，没有看到我对超全做出她希望看到的惩罚，就以为我纵容孩子，就有了那一番辱骂。后来她听袁阿姨告诉她，说超全不是我生的后，第二天就登门给我赔礼道歉。现在和我，好得很。”母亲笑笑：“其实就算超全是我生的，我也不会和她吵，本身事儿不大，邻里之间，忍忍就过了。”

        最小的弟弟，太过顽劣，虽聪明过人，却不好好读书。不惹大祸，不犯大错，但是逃学贪玩，累教不改。一天带着比他小好些的孩子，打一种用烟盒纸叠的三角板，弹弹珠，赌杏核子。要是生在别人家，免不了挨打受骂。可是我家这个小弟，遇到了我妈。小弟玩累了回到家，奶奶留给他的一碗菜放在甑子里温着，母亲为他端出来，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就在边上说：“慢点慢点，没人给你抢。”

       小弟吃完，母亲拉着小弟的手，轻言细语地说：“今天是不是又没上课，来，听妈妈给你好好讲，你这样不对，要好好读书......”这一幕，在我们家，从小弟读初中一直到读高中，时时上演。

   小弟高三时，已经临近高考，在母亲拉着他轻言细语一阵后，小弟一下握住母亲的手：“哎呀！妈，别说了，我一定考个大学给你。”那年小弟真的考取大学了。小弟的同学还有一些老师，都不相信小弟能考取。小弟说，这个大学是考给妈妈的。妈妈对小弟滴水穿石的教育功夫，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有的。

        我谈恋爱了，我把后来成为我丈夫再后来成为我前夫的他带回了家。他家当时父母双双入狱，家被抄，所有物品皆被没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当时还被连累变相劳动教养，离开变电值班的工作，去挖防空洞。

        我战战兢兢地把他介绍给母亲时，母亲异常地平静。笑着慢声慢气地说：“小伙子，你是自己给自己来提亲的？对呀！父母都在监狱，没人为你操心！好！好！巨泉喜欢你，就好。我和她爸爸不会做斩断你们青丝的刽子手。我们愿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结婚了，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嫁人。为了照顾丈夫当时艰难维系的家，父亲把一马车木料交给丈夫说；“找人做家具吧！做好家具你们就结婚。”

       结果，一张大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做好，油漆没干透，我就结婚了。母亲置办了全套被子床褥，又陪嫁了些生活器皿，连火炉都叫弟弟们抬过夫家。

       我和丈夫生活了十二年，女儿十岁时，我们分手了。我家有了些财产，也有一些因经营需要借贷的债务。我和丈夫约定，我离开家不带走一份钱财产，也不负责偿还债务。女儿我抚养，他付生活费。我带着女儿和我的衣物书籍成了单亲母亲。

        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只是淡淡地笑笑：“情没了，要钱没用，你是这么想的吗？”母亲温柔地看我一眼，接着说：“好！也好！养活你自己和女儿，你不成问题，再说，有难处回来告诉妈妈。”知女莫若母啊!知道母亲不会对我离婚有什么过激反应，但母亲这般淡定，是我没想到的。

       对我的婚姻，母亲这样，对我的工作，母亲亦然。

       1992年我从我工作的学校调到市里一家公司，我在这家公司从文员做到总经理，总经理的文件下达的那天，我回家告诉母亲，我当总经理了，是正县级。母亲当时正在择菜，头没抬手没停淡淡地应了一声：“哦！当了就好好当！”

        我干这个总经理一年多，因多种原因，我的辞职报告被批准，我回家告诉母亲，我没当总经理了。母亲在看电视，看着电视淡淡地回答一句：“没当就没当，有啥稀奇！”嘿嘿嘿！我高兴地抱着母亲亲了又亲。我有这妈也算是天下第一福人。我知足地又睡了一个特别安稳特别甜蜜的觉。所有烦恼都消失到九霄云外。

        母亲走的时候我在一家民企上班。忙得一塌糊涂。母亲是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误入山路失足坠崖离世的。我好后悔呀！因为母亲的大度包容，娴静安泰，我们竟然忽略了她的病情，没有照顾好她。我好后悔。我好久都不敢走过母亲坠落的地方，好久都不能从失去母亲的痛苦思念中走出来。多少年了，我想写写母亲的愿望都没了。今天我终于写了对慈祥娴静的妈妈的点滴回忆，但意犹未尽，纸笔才情有限，但我知道，不管我写得怎么样，母亲都不会怪我的，母亲都只会对着我静静地笑着说：“好！好！好！”

        我前天傍晚看到的那缕云，一定就是你了，妈妈！

      作者简介：何诗萱，女，笔名巨泉，贵州省六盘水市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刊物。

（编辑审核：赵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