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刚 || 河流或列车的记录（二）

第一次，我走到了城市的边缘。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和无数打工仔挤一趟驶往广东的绿皮列车。绿皮列车穿过城市，长长的车厢好像一条河流涌向远方。在狭小的车厢内，乘客的衣服和包裹沾染了汗液和尘垢，一个个身体显得疲惫不堪——列车的门是一道窄门，男人把包裹举过头顶，或者干脆抛在前面，只要有人抢位置，谁就得帮着扛一下担子。在车门上，我的肩胛在金属门框上抵抗了一分钟，总算被人挟裹到了车厢。有了呼吸的机会，肩胛也有了疼痛的机会。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痛感，反正我看到的脸都是千篇一律而陌生冷漠的，好像复印出来的印刷品。有座位的慵懒地半躺着或倚靠着窄小的桌子，没有的座位的则带着羡慕的神情注视着那些塞满了人体的椅子。光线昏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臭味——与沦陷于城市中的那一条河流何其相似啊。我突然明白，我已经从河岸跌落入河流，已经远离看似稳固的岸了。

此前的很多年，从第一人口大省通往改革开放窗口的这一辆列车，来来往往，进入这个特定空间的乘客总共应该有亿万次了。从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到东南部的海岸渔村，只有地图能直观地描绘列车的行程——车里的人始终只能通过狭小的窗口看到一闪而过的树木、村庄、平原和山脉。河流隐藏在列车的轨道之下——也许，铁轨是河流的一种寓言形式。

水的流向就是未知的领域——那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应当把未来作为一种存在目的。由此，人类确立了时间的方向，而时间诞生了终极的意义。河流下切山脉而成神秘的峡谷——河流无疑是地球的引力在亿万年里造就的最恢弘的自然景观，它拉开了人类文明宽阔的视野。

在古代的陆地国家，山脉天生是部落和王国的藩篱，从一个氏族到一个村庄，从一个部落到一座城池，从一个种族到一个王国，山脉作为原始社会或中世纪国家的大型军事设施往往会持续几百年。在村民或市民的肉眼里，山脉就是世界的边缘，只有河流是无限的，它像原始人的思维一样，天生拥有一种艺术品味和形而上学的价值。不过，适宜农业耕种的土壤与河流之间的关系总是实用的，人类需要河水饮用或灌溉，至于其他方面的价值发挥，是给那些衣食无忧的社会阶层增加的荣耀和义务。

一个胸怀大志的君王渴望统一世界，他的王国像河流一样冲破了山脉的阻隔和封锁。河流消失在海洋，王国的边界闪烁着蓝色的浪花。在他的统治之下，雄心勃勃的军人驾驶着可以远航的舰船出发了，而利欲熏心的商人则注意到了物质的落差——只要一个地方有价值的物品，到了另一个地方一定会有溢价产生。河水天然不具有蓄积的可能性——自然不断地流动，事物都会增值。最后，村子里无法养活的人口登上了扁舟，顺流而下，等待他们的远方一定有更加富庶的村庄和城镇。这是河流最初的故事，成为帝王和谋士之间密谈的内容。

农业的持续生产出现了剩余粮食，人口繁衍是社会和平的主要特征。土壤被反复翻耕，人类在住所附近的森林烧制出了木炭。生物能源聚集起来，烤熟的植物果实和动物尸体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追求并享受奢侈的生活属于贵族的权力，一群聪明人会在这个方面达成共识。他们觉察到能源对土壤的改造功能——熊熊的大火把土壤变成类似于金属的另类物质。陶瓷容器就像是专为食物的奢侈消费提供的额外服务。土壤生产的增值效应还可以放大，食物和食物容器的精致化是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就是居住的舒适度和安全感的获得——烈火炙烤食物或烧制陶瓷，无意中帮助人类获得了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坚硬如石头的砖和瓦。至此，人类文明摆脱了对山脉和洞穴的依附，在平原地带，村庄和城市兀然挺立。在抵抗游牧民族侵扰方面，平淡无奇的粘土烧制的砖依赖庞大的数量堆砌起了山河之险，游牧者的马蹄和弓箭无法越过城墙的高度，他们像旅游者一样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在阳光和水的混合作用下，松散乏力的粘土滋生了繁茂的农业作物，人类不必裹着兽皮在森林里与毒蛇猛兽生死相搏，甚至也不必茹毛饮血了。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方式或许不那么优雅——泥浆沾在身体上并不美观，但植物是安宁的，和平的，被动的，甚至是永恒的——农业生产会让人类把脚步停留下来，尽可能避免不确定的大范围迁徙，从而减少能量的耗损。一个帝国的产生源于农业生产需要对土地的忠诚与守候——猛兽可能侵袭，游牧民族可能掠夺，农民在骨子里认可农业帝国的统治方式：严刑峻法和编户齐民消除了农业社会松散无力的状态，强制的社会秩序是对外部挑战势力的一种应激和自我防卫的机制。秩序固化的力量坚不可摧，粘土改变属性，烈火焚烧出的砖具有了优秀战士的素养。于是，纯粹的土壤建筑起了帝国的城堡，在攻与守的矛盾之中，中世纪的冷兵器稍逊一筹。

在农业社会持续的两千年里，多次因为土壤的肥力逐渐耗尽而导致无法供养的人口减少，土壤周期性地丧失和获得生产的能力。战争最大的破坏因素是人祸——烧毁村庄和城市，居民被迫迁徙和流亡，农田荒芜，一个帝国就此灭亡。

若干年后，草木丛生，野兽出没，生物能源的供给系统再次启动并获得平衡，移民从远方迁徙而来，新的帝国建立并恢复了牢固的统治秩序。如果陆地足够宽广，帝国的农业纵深地带显然可以承受更长的周期性的繁荣和衰败。如果陆地肥力匮乏或陆地面积过于狭隘，那些靠近海洋的人类就会自动采取一种冒险行为，驾驶扁舟或帆船进入吉凶未卜的水域，捕鱼、贸易和抢掠三种选项都有可能。

近代社会，工业革命完成了对土壤的深层突破——生物能源是肤浅的，化石能源可能是接近本质的——它属于历史，掩藏在土壤之下，似乎专为人类的智力发展预付一份丰厚的奖赏。煤炭和石油增强了火的烈度，在贪婪者的厨房，烧开水的金属水壶突突突突奔跑起来——一种周而复始进行圆周运动的错觉唤醒了沉思的功利主义者。化石能源改变了人类对土地的迷信，地壳运动不仅创造了山脉和河流，还为人类改造山河的形态提供了巨大的能量。蒸汽机放到马车之上，具体的马甘拜下风——生物能源在一匹马身上的转化率也许不足机器的一个零头，只要烈火熊熊燃烧，石油和煤炭是不会疲惫的。

绿皮列车是内燃机车，启动缓慢，但跑起来动能是巨大的——爬坡如野牛吼叫，下坡如山崖坍塌——遗憾的是一列慢车，时速不足四十公里，一千五百多公里的旅程，四十四个小时的颠簸与动荡，就像平庸的人生一样，单调，乏味，百无聊赖。本来准备买硬座，犹豫再三，还是买了硬卧，但是上铺，费力爬了上去，只能躺着，看不见外面的事物，连车厢内的人是什么样子，也只能侧着身子向下张望。

六月，一个下午，四点多钟。室外摄氏三十五度，车厢内三十四度左右，闷得人直着脖子喘息。好歹列车在运动，从一个高温的地方移动到另一个高温的地方，绿皮列车始终像一只高压锅，空气紧绷绷的。粤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出口加工贸易产业蒸蒸日上，对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形成了巨大虹吸效应。趁着上厕所的机会，环顾车厢内的乘客，发现中青年居多数，大家都冒着风险出门，脸上流露出的是极为复杂的情绪：恐惧，忧虑，将信将疑，侥幸似的坦然，故作轻松的无奈和茫然的期待。

起初，车厢内的人相互是不说话的，只是车厢是一个密闭空间，空气共同呼吸。夏天的炎热拉长了车厢内的时间：一分，一秒，一刻钟，一个小时，都比日常生活要显得漫长和空虚。我不断掏出手机翻看时间，然后赶紧关机——我唯一担心的是下车后手机的电耗光，无法及时与同学取得联系。看上几个小时，车厢内的陌生人熟络起来，相互之间也不觉得是坏人或有什么不良企图，一时间纷纷打开话匣子，东拉西扯，胡吹海侃。是的，没有事干的时候，说话就是人类最大的一件事。不说话，绷着脸皮，嘴巴好像患了炎症，人的眼球好像凸出了许多。说上几句话，人的五官便平坦如水了。

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相互之间一无所知，只是嘴巴说话，那感觉与网上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个镜像，配合着镜子前的自我活动而已。只是为了把话说下去，人们相敬如宾，互相迎合，把一个无聊的话题说得非常庄重，把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探讨得精辟透彻。说的人好像一只塞满话的口袋，慷慨地把话掏出来，一定要给所有的人看清楚。听的人好像贪婪的贼，什么词语都往肚子里塞，身体塞得满满的，还在不停地点头，示意说话的人继续施予他们更多的填充物。

与我的卧铺位置相对的一个乘客姓孙，我称他为老孙。老孙五十多岁，身材矮小，白皙肥胖，眼睛像小手电筒闪着光芒。他一上车就脱得光溜溜的，多毛的腿好像两只小白猪在他肥硕的肚子下吮吸着。他的两只脚搭在一只精美的小皮箱上，估计里面装着比较重要的东西。他半躺着，好像一只泄气的皮球，说话就像是在漏气，噗嗤噗嗤的响。眼镜。老孙同我打招呼了。他自我介绍说，我姓孙，本次出差是迫于无奈，但是，本地的劳务输出人员在广州一家工厂出了工伤，必须去调解处理。老孙说，单位上就我一个人懂法律，懂政策，没办法。老孙把近期的重大电视新闻掏出来讲了一番，发表了个人见解，并询问我的看法。我平常习惯读书，难得看一次电视新闻，对他讲的东西，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只是礼节性地报以微笑。

老孙好奇地问，眼镜，你是什么的干活？他像电影里的日本人一样盘问我，我哈哈大笑起来。老孙笑道，年青人，不瞒你说，我是个老江湖，什么人看上两眼就知道他的底细，我曾经一个人到山西煤窑去解救一个亲戚，你知道不？无论老孙怎样启发，我就是不接招，只是礼节性地倾听他吹嘘。老孙拿我没办法，他也只好认输了。管他呢，只要有人听，说话就有意义。是的，看样子，老孙在单位上是属于不说话就会死的那种人，怪不得他要出差呢。

老孙要上厕所撒尿，他迅速穿上衬衣和裤子，从床上溜下，拎着小皮箱，招呼我也下床，他要我陪他，想让我给他壮胆。我暂时不想撒尿，本想拒绝他，但老孙笑道，你想撒尿的时候给我打个招呼，我们互相照顾吧。我和老孙非常默契，表现得像一起出差的伙伴，因为我年青，跟在他身后更像他的部下，老孙的肚子挺得更凸出了。吃晚饭了，车厢里的人早已打开行李，取出方便面盒子，泡了开水，符合工业生产标准的芬芳在狭小的空间弥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人的鼻腔，千篇一律，令人恶心。老孙招呼我去餐车，结果，餐车里的人更多，挤着一团。老孙像一条鲇鱼，身子一溜，就钻了进去。我有密集恐惧症，特别害怕那些流汗的身体——每到夏天，我都有一种错觉，以为每个人都像刚从水里爬上岸的鱼类，皮肤上分泌的一定是带着腥味的体液，发酸发馊的气味进一步诱发出腐烂的联想，我赶紧后撤了。餐车的人走空了，我才赶紧冲进去，要了一碗二十元钱的桂林米线。

列车轰隆轰隆地响，餐车抖动似乎更厉害一些，但周围没有人，我松了一口气，坐在座位上，一边欣赏窗外飞逝的景物，一边享受起寡淡无味的米线。坐在餐车用餐，是卧铺乘客的一项特殊权力——我放慢了吃的节奏，东张西望，一下子看见列车的另一端密密麻麻站着和坐着人——他们买的是硬座车厢的票，占了便宜，当然要活受罪。摄氏34度左右的高温里，他们的身体被迫靠近，从体姿和面部表情上看，他们其实是互相厌恶和憎恨的，他们要么沮丧地望着天空——车厢的天空生了锈，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和星星，但是，他们还是装着望见了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都比放下脑袋来看见的东西要好得多。在过去的十多年，我的老乡和亲戚正是在硬座车厢挤着站着熬了几十个小时去广东打工的。据说，厕所里挤满了人，巷道上也是人，几天几夜不要想上厕所，不要想睡觉，不要想吃东西，不要想坐下，不要想改变一下站立的姿势——稍有空隙，马上就有人的身体来填补。

这样，等到下车，人的双脚就会浮肿，有的还会诱发精神疾患。同院子的一位小女子，初中未毕业，第一次坐火车就疯了。在台资工厂的门口，她径直扑向老板的小车，惨遭碾压而殒命。这个事件在村子的影响很大很远，毕竟是一条命丢了啊。

我从餐车返回卧铺车厢时，老孙已经呼呼大睡了。列车颠簸震荡，对他毫无影响。我是无法入睡的，高温烘烤之下，排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过，想着硬座车厢里的乘客，想着从前出门打工的老乡和亲戚，我心里渐渐平静了。老孙睡了一会儿，醒了。他弓着背，朝向车壁，偶尔翘一翘屁股。几个小时，老孙把半辈子的故事讲完了，他像一只倒空了粮食的口袋，只会引起人的遗憾和不满，谁让他一见如故又那么会说话呢。这时候，一个重要的对话者出现了——绿皮列车，它是从未缺席，只是被忽视而已。

绿皮列车的姿势摇摆不定，不清楚它的路线，摊开地图，它就说话了。实际上，它几乎是在模拟河流的逻辑，寻找一条通往海洋的道路。海洋是河流的未来，也是列车的未来。河流的每一滴水最终都获得了海洋的意义，同是流体，覆盖了地球的绝大多数的表面。绿皮列车是固体，在陆地上，它向所有的地名敞开大门，并为城市命名，作为时间的标志——如果有人承认时间具有河流的属性，列车一定是时间流动的河床。钢铁的轨道、车身、车皮、车轮，直至看不见的内燃机和轴承、齿轮、活塞、连接杆、弹簧、电缆，以及产生动能燃烧的石油，都是来自地表之下的岩石缝隙或岩石的一部分。因此，我更加确信铁路和列车是施加人类影响最深刻的河流，它们抵达了地球地质演化的内部层级——渗透入生物化石，又形成新的化石类型。

目前，人类在陆地上的运动仅仅比爬行动物先进了一点点儿——说白了，就是个“滚”吧——大家习惯于骂人的词语堂而皇之变成了集体行走的方式，一个人要滚的话，得有金属或橡胶的外衣呀，得有石油熊熊燃烧啊，得有宽阔的道路啊。在绿皮列车以四十公里的时速蜗行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原来，滚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需要技术条件和资本。在原始村落，人只能像猴子一样在树上或岩石上攀爬，所以，四肢发育得像八爪鱼，天生具有一种依附的习惯。道路宽广，出现了城市和街道，四足动物虽然采取的还是古老的爬行方式，但速度比人类提高了一倍甚至许多倍，它们就拖着轮子滚——骄傲的人物发明了车，要是有人看不惯他们，他们就会滚得很快很远，说不定是他们看不惯其他的人呢。总之，人类有了滚的能耐，社会矛盾就相对减少了。

城市的大街是给人滚的，城市与城市之间是给人滚的。然而，滚毕竟发生在地表，摩擦系数决定了这是一种巨大的消耗行为。也许，再过几千万年或亿万年，人类一定会抛弃现有的行走方式——那时候，当下的文明成果如高速公路、码头、机场和城市建筑，将会像蜗牛或海螺肉体寄宿的石灰质外壳，或者像海底渐渐升起的珊瑚礁，大量使用的铁矿石和化石被认为是人类曾经的消化代谢物。

西南盆地的地形复杂多变，绿皮列车的运行路线总是盘旋迤逦的，时而河谷，时而山顶，时而丘陵，时而稻田。我高度怀疑当初铁路线路的勘探设计受到了河流的启发：要水能动的地方，人能动，工程机械也能动。四十四小时，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诸省，绿皮列车好像在中国地图上移动的一支铅笔，把最淡的痕迹留在空白一般的记忆之中。在猜测中，我试图记住更多的地名和风景。盆地丘陵，明明还在四川，忽然又到了凯里，云贵高原并没有想象中海拔高度。山峦转动，露出六月的溪流，一场雨后，黄汤四溢。忽而到了湖南怀化，车厢外在叫卖杨梅。车里有一对母女，每到一站，都要购买车窗外的食物。她们手里握着的确实是新鲜的杨梅，吃了之后，小女孩就开始唱歌跳舞了。我猜测，女孩的妈妈是个小学教师，矜持而庄严，所有的欢笑只发生在她和孩子之间，她站在窗前，就像一片悬崖，在小女孩和陌生人之间制造出一道鸿沟，车厢里的人只能远观，休想参与和分享。老孙本想搭讪，碰了一鼻子灰，甚觉无趣。

长夜降临，车厢内的黑堆积如山，令人呼吸困难。乘务员打开一盏昏暗的小灯，随后，将所有的窗帘扯开，与外部的世界脱离了联系。天黑尽了，没说什么看头，窗户遮起来可能更容易入睡。哐啷，哐啷，哐啷，车轮与轨道接触的方式永远只有一种，车厢里的耳朵分明感受到空气在时间的波浪之中激荡。清晨六点，广西玉林，绿皮车戛然而止。外面隐约有些天光，生命复苏，车厢里的人开始打呵欠、呻吟和说话了。茂名，肇庆，佛山，番禺，广州。绿皮列车突然加快步伐，轰隆轰隆行驶。铁路边，亚热带植物异常茂盛，它们好像受到时间的蛊惑，显示出强大的生长力度。一个水塘边，芭蕉的阔叶在风中摇曳，附近是一个小砖房子，里面窜出一条小狗，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在铁轨附近，广州暴露出它的凌乱与粗劣。连片低矮的房子，既不像工厂，也不像民房。四十四小时，绿皮列车就像一件博物馆的陈列品抵达了广州，而广州就像个巨大的博物馆，储存的记忆之物远胜实物。

从广州到深圳的列车与绿皮列车是本质不同的两类事物，珠江三角洲平坦如海，夜色增加了海的神秘气息。准高速列车的感觉像一艘船——停泊在海面上，被海浪摇晃。气温略有降低，却不觉得沉闷。这是想象中的海洋——温柔、富庶、安全且历史悠久，通过无数打工仔之口，这片海洋的风景已经进入了我的内心。大学同学仿佛月球基地的负责人，等着我乘坐的登月舱顺利着陆。越是靠近深圳，越是频频打电话和发短信联系，反倒是我不那么着急——手机电池快没电了，我不得不频繁地关机蓄电。车厢内灯火明亮，乘客寥寥，好像午夜的广场。走出火车站，察觉地是湿的，脸上有一股凉风。大学同学说，下雨是好事，要发呀。看来，中国人图吉利的心理在深圳的知识阶层同样存在。也许，更加强烈都有可能。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生活习俗，也是一种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心理，出现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就成了一种民族语言的发音方式。

大学同学到深圳五年时间了，有了房子和车，老婆和孩子也到了。在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大量的年青人正在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住房和街道淹没了农村和渔村的特征，地名中频繁出现的贝、岗、田、头之类的字眼似乎残留着一点儿地理气息。深圳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年青人，女性约占三分之二。这些统计数据在亲眼观察街市上熙熙攘攘的年青人之后变得更加可信，据说这里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不过，凭借直观的印象来了解，它和内地的城市没什么差别——消费业刚刚起步，挣钱渠道有限，真金白银躺在银行保险柜，世面上的人没有很多钱，只是走路的步子稍微快一些。

深圳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靠着河流和海岸，它就是山麓的一个狭长地带——宽度有限的市区时刻暴露出山脉和河流的存在，它的身子拖得很长，好像是时间延续的触角，深入大海，永无止境。那时候，深圳还分为关内和关外，布吉边检站的岗哨依然持枪上车检查乘客的身份证——实际上没那么严格，没有带证件仍然放行。我提前下车，绕过了边检站，目的是想看看昔日的边检站是个什么样子——绕来绕去，把自己绕糊涂了，不得不乘坐出租车了。关内与关外的交通是那种特别狭小的公交车，一旦启动，车身摇摇晃晃，就像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不仅如此，我觉得深圳的天气也像个孩子——早晨明明是旭日东升，不久天上出现了一朵云，便稀里哗啦下起暴雨来了。有时候，天上甚至没有云，也要下暴雨。临时找地方避雨是深圳街头的一个常见的生活现象，刚刚站到楼下，雨又停了，这雨简直是恶作剧的孩子。

夜晚，深圳看起来就像一辆停靠在海岸的列车。夜色隐藏了它的时尚和现代性，天空也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光芒连接它的历史，在亚热带植物的烘托下，它似乎也像一辆绿皮列车。白昼的太阳火辣辣的，街头巨大的牛莲释放着生命原始的野性。在山麓，挖掘机在土壤上制造出新鲜的伤口，松树东倒西歪，简陋的工地围墙上挂着房屋的促销广告：首付五万，均价五千一平。二十年之后，据说那里的房价已经超过十万一平了。同样的房子，同样的地段，财富没有保存在银行和保险公司，而是在土里——土壤里没有贵重金属，也不生产粮食，就是占据了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已。

深圳有两个地方值得关注：一是正在建设的港口，二是关外的农村——制造业飞速繁衍，厂房连着厂房，农田和荒野变成了街道和立交桥。港口运输和外贸加工制造业囤积的财富产生的溢出效应让深圳寸土千金，并且，土地是不动产，任何一个外来的移民都不能把财富带走，这就是深圳越来越像深圳的秘密。

一个城市创造财富的过程是神秘的，在许多学者那里，城市化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并不代表学术方面有新的发现。把城市作为一本充满奥秘的书，它的封面应该是黑色的，它和我们用于重要记事的笔记本的封面一样，必须耐磨、耐脏，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深圳的夜晚确实是适合记录的，所有的光源就像那些具有想象力的笔，接触之处，不仅有了形象，还产生了某种玄学的意味。同习惯所有城市生活的人一样，我乐意把深圳的夜晚视为这个城市最有品质的记录本的封面。绕着深圳的边缘行走，在高速公路边的草地上，在立交桥下的洞子里，偶尔会发现一群彷徨无助的农民工，他们软弱无力地躺在地上，好像是工作没有着落的流民。我戴着头盔，坐着出租的摩托车，在尘土弥漫的坂田、龙华飞驰。在观澜，新修的高尔夫球场的巨幅广告正在招揽生意，而附近的河道流淌着污黑的臭水和泡沫。原野正在消失或远去，工业化造成的严重污染被乡村的植物遮蔽，又被相对分散居住的农民忽视，而我作为一个异乡人，无所事事穿过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或许就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和求知欲。我没有专业的学术功底，却像一位富有责任感的学者那样无时无刻不在准确地识别一个城市与乡村的地理分野。

借助日复一日颠簸中极为疲惫的公共交通工具——中巴车、摩托车或安全感匮乏的电动三轮，我浏览了深圳的轮廓——来自工厂车间流水线生产的黑色塑料封面，以一种产品认证的标准诉诸工业聚集地的市民。这里，绝大多数市民的审美知识不需要特别的培养，他们依赖广告和免费体验的营销策略领会了企业主隐秘的心思和动机。在这座城市，工业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途径已经越来越短，就像网箱饲养的水类，仅有一根直肠穿过狭长的身体通道，饲料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肥硕的身体，废物的代谢遵从经济学的规律，成本压到了最低的限度。在海岸，外来者乐于把深圳视为一条靠海为生的鱼，它的活动场地，它的食物链，它的消化系统，功能单一但效率甚高。珠江三角洲是孵化鱼籽的温床，亿万年来，珠江恰到好处地勾兑了咸水与淡水，生与死不是发生在两岸的事，是珠江里真实的经历。

再次回想到达深圳的时刻：夜晚是耐磨的合成材料，具有多种发光的优良属性。功利的机器噪音，光怪陆离的电光，刺鼻的汽车尾气，即使到了夜晚也没有减弱的迹象，而城市的本质似乎毫厘无损。在子弹头一样的列车往来于广州和深圳的铁轨两旁，南方的风并不咋呼，它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狩猎者，时时刻刻体验着丛林中冒险的痛快和不安。准高速列车里的人是安静的，在灯光之下，甚至是透明的。浅浅的车厢盛满了标准化的灯光，看上去就像塑料瓶或玻璃瓶，而好动的人则成了容器里的水——服从一个目的，一种自我驱遣的力量。

多年以后，高铁在全国四通八达，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自己的城市，见到了更多奔波在外的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旅途中的行李包，因为必须携带的义务给精神造成了强迫感，一张张抑制真相的脸孔把冷漠和乏味转嫁给了他人。我暗自想，要是人真的能够像寄托行李包一样寄托自己的身体，大概没有人能拒绝这种努力和尝试。

抵达深圳，我又离开深圳。大学同学对我的行为非常困惑：作为生活者，深圳是一个不需要频繁抬头张望的城市，它的山峰高度不够旅行者攀登，不够哲学家思考，它的海波澜不惊，且没有什么名气。在海岸上，它也许有海浪，但没有历史，没有记忆。那么，我为何而来呢？在离开深圳的时候，大学同学请假专程开车送我到东莞乘坐火车，往返两个多小时。另一个大学同学也来了，他呵欠连天，本该午休，结果把时间损耗在高速公路上了。生命的旅程，有一段时间在大学校园，因为懵懂无知，我们就像坐在黑暗中的车厢里一样，既没有看清世界，也没有看清自我。大学毕业了，进入社会，突然感觉到车厢里充满了灯光，我们必须看清世界——回过头，世界被我们抛在后面，看不见了，但我们可以互相注视，重新确立生活的参照物。

在心里，我把自己定位为写作爱好者（作家）或博物学爱好者——深圳将作为写作或博物收藏的对象，写作或博物收藏的人一定是站在未来看当下，这也是一种历史眼光——活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生长。

   作者简介：彭成刚，笔名赛尔彭，现居绵阳。写一点儿诗歌、散文、小说和诗歌评论，偶然发表一点点儿。

(编辑审核：任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