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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英 ‖ 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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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3-05-21 08:16作者:林英来源:文学盘州行网址:http://www.xnwenxue.com


翻修老屋,是母亲的心愿,也是我从灵魂深处对父亲的纪念。但直到母亲离开人世一周年后的今天,翻修老屋的计划,到底变成了满眼的碧蓝与光亮。

老屋其实算不得老,比我在这人世上的日子还少十几年,如果按照人的年龄做比,也不过就是人到中年的光景,但从老屋的容颜看上去,却是实在有些苍老了,犹如一个已步入残年的老人:屋架在许多年的劣风扫过后,已成了一堆陈年旧事,特别是屋顶黑灰色的瓦片,本来恰如黑鱼鳞般排列整齐,纹理分明,但在岁月风雨与自然风雨的双重侵蚀下,好些都已经破损,加之邻居的猫们老是喜欢跳到屋顶上嬉戏打闹,一些瓦片就移步故土,另谋他处,被人遗弃的沧桑感,钉子一般地嵌进每一双看过老屋的眼睛里。

事实上,我没有遗弃老屋,也真的不敢遗弃老屋。前些年,我和我的家人们,还得靠老屋遮风挡雨,还得在老屋的庇护下持续着生命的烟火。关于房子的功用,我以为最根本的是为人遮风挡雨。我们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遮风挡雨的屋顶,只是在考虑给谁遮风挡雨的时候出了一点偏差,首先想到的是猪而不是人,所以就手持锋利的石片,在象征屋顶的宝盖头下面,刻出一个壮实的“豕”字。事实是,人在借助屋顶而不是洞穴遮风挡雨以后,才对野性的猪进行驯化的,因此,遮风挡雨的屋顶下面,首先有的是人而不是猪。也因此,才有那么多人为了能有一片遮风挡雨的屋顶而倾其半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建了新房,我和我的家人虽然不再依靠老屋遮风挡雨,但我对老屋不敢懈怠,更不要说遗弃。我的母亲还住在老屋里。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母亲的地方,才有更浓郁更醇厚的乡愁。我是在不惑之年以后,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在母亲单住的那几年里,我不管怎样的忙,隔三差五,都要去老屋看看母亲,也看看老屋。建了新房,我本来是给还健在的母亲留了专门的房间的。我希望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她的晚年能住得更舒坦一些,但是,一直到离开人世,母亲在我安排给她的新房间住过的夜晚,没有超过一只手的手指数量。她说,她看不惯白花花的墙壁,也看不惯亮晃晃的玻璃窗,一看,脑壳就会天旋地转。结果是,我就依从母亲,让她继续住在老屋。现在想来,母亲肯定是对老屋有着某一份难与割舍的情感。老屋是父亲一手建造的,是父亲来过人世,并奋斗一生的最有力的佐证。母亲和父亲在老屋一起生活了几十个冬夏,现在,父亲虽然早已别她而去,但母亲住在老屋,睁眼或者闭眼,都能看到我父亲在老屋里走过的昨天和前天。

父亲去世后,经管老屋的责任就传到我的手里。对老屋屋顶的翻修,也已经做过了两三次,而这次的翻修,本该是在两三年前就应该进行的,之所以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这其中的原因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工作的压力和杂七杂八的事务,让我分身无术,分不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去顾及翻修老屋的事。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翻修师傅。这年头,乡下的住房在数着月数向城市化走近,木柱瓦顶的老屋正快速地走入岁月的深处,也许在不经意的某一天,就将湮灭在日子的某一条小路的叉口。于是,翻修老屋瓦顶这档古老的手艺,也渐向没落,老的匠人已经老去,年轻的匠人寥寥无几,而在这寥寥无几的匠人中,大多又已另谋他路,剩下的多为半拉子手艺,在别人的口里是不被恭维的。我也曾找过一两回的匠人,但结果不是人家不想再操旧业,就是我疑心人家是不是真的能把老屋的瓦顶翻修得能遮风挡雨,或是能多承受一两年的风雨。花钱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翻修一回是很麻烦的事。事情的终结,到底是不了了之。这可苦了母亲。瓦顶确实很陈旧了,除去猫咪们在老屋瓦顶上追逐打闹造成的伤害,经年的日曝雨涮,一些瓦片并不情愿地挪位,给雨水让出了入口,一些瓦片裂开了长长的缝,辞去挡雨的本职而干起了专管漏雨的勾当。每次我去看母亲,她给我唠叨得最多的,就是老屋上哪一片瓦又被猫们掀了,哪一片瓦又漏雨了。有几次我爬上木楼,仰头去搜寻瓦顶的疮痍,就看到有好几处底瓦,都用薄膜兜住,那肯定是底瓦破了遮不住雨的地方。薄膜的边角有些没有塞紧,就无精打采地塔拉着。看得出,母亲是在有雨的日子里,发现一个漏洞就急慌慌地堵一个漏洞。母亲造出来的,不是风景,而是一块块无言的伤疤。母亲是在确实无奈的境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我也曾请人为老屋的瓦顶堵过几回漏洞,但老屋的瓦片到底在风雨中侵蚀已久,堵了这里,那里又明流暗涌。好几次,母亲指着老屋的瓦片对我说,这房子是你爹饿着肚子盖起来的。

呜呼。我何尝不知道父亲当年是怎样建起这座老屋的。

父亲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决定建一幢新瓦房的。那年我刚满十二岁,正是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年龄,但我目睹了现在的老屋,在我父亲的手里,从一块菜地里一点点地长出来的全部过程。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或者是在别人的撺掇下,突然就生出了建新房的念头。要知道,从古至今,要盖一幢新瓦房本就不是一件小事。上了一些年岁的乡下人总会说“四角难挣”,这“四角”就指的是房子。而对苟活在人世最边缘的一个乡下农民来说,那简直就是人生登峰造极的最伟大工程。父亲决定建房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前期。我的家里很穷。事实上,在那年月,穷的也并非只是我一家,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和我家一样穷。当时有一句话,说是“我从头摸到脚,连个瘪锑毫也没得。”这话既是用来揶揄乡下人的穷,也道出了乡下人在经济上的几多无奈。

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乡下庄稼人。

但就在那时,我的父亲却决定要建一幢新房,这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或者是不是不自量力呢?

现在想来,父亲在那样连吃饭穿衣都羞于圆说的特殊时期和特殊境况下,还敢作出建新房的决定,可能是自持他自己娴熟的木匠手艺,也可能还有他三十而立的自尊。父亲曾有幸读过两年私塾,他懂得《为政》中孔子那句“三十而立”的深意,他应该是不想让他的“而立”到了“不惑”之年也还没有立起来。

我家更老的老屋旁边曾经有一块菜园子,那是生产队施舍的自留地,地里按时令长着一些高杆的玉米、攀藤的豇豆、顺地匍匐的红薯、长帮的白菜和叶面上带着些细毛刺的青菜。关于与菜园子有关的故事,几乎都在岁月的流淌中被冲涮得似乎就没有发生过,但有一件事却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最深处,那就是在我五岁前,常常跟着母亲到菜园子里掐红薯叶,然后回到更老的老屋,母亲把红薯叶清洗一下,再放到沸水里烫一下,捞到碗里,撒上几粒盐。就成了我的早餐。等我把几片红薯叶引渡到喉管下面的深黑世界,母亲就问我说,好吃吗?我说,好吃。这是真话,红薯叶比难耐的饥饿要好上一万倍。

父亲决定建的新瓦房,就是要立在这块菜地里。

父亲决定建房的那一年,我知道家里实在没有钱,但事情的结果是,父亲竟然奇迹般地把建房的木料弄来了。运回来的木料有很多作柱子的原木,也有穿连柱子的长条方板,都分类码放在菜地里。运木料的时候,有的是请人帮忙,有的是父亲自己一个人凭着两只肩膀,一趟一趟地硬扛来的。至于这些木料是怎么弄来的,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我想,也许是父亲用嘴巴舌头跟人磕头,东拼西凑借了些钱;也许是先跟人家佘了木料,等房子建好后再挣钱还债;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谁知道呢?总之,在那时候,我没有问,也不敢问。后来呢,成人以后,却是不再关心这些事,更不会想到问父亲。

多年以后,当我面对老屋那一根根支撑瓦顶的木柱的时候,我的眼前,恍惚还能出现精瘦的父亲,双脚略为分开,让自己站得更稳一些,然后双手卡住肩上沉重的原木,头部低下,让原木在两肩之间稍微转动,原木就从左肩移到右肩或是从右肩移到左肩。而后,继续迈着碎步向前“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好像一直都有肚子痛的毛病。每年一到打田插秧的水热天气,父亲就常常犯病。母亲说是“痧”发了。每次父亲犯病,就脱光上衣让母亲用顶针环或是五分的硬币给他刮痧。因此我就经常能看到,还年轻的父亲,胸前和后背上,一条条的肋骨竟如一道道隆起的山丘。我惊异父亲的精瘦,我更惊叹父亲的神奇力量。

父亲是木匠,木料运回来后,剩下的任务主要就是他的了。他请来两个徒弟帮忙,一个是我二叔,一个是我的堂哥,他们负责干粗话,挖柱眼,刨方条。平常日子,父亲带着他的弟弟和我的堂哥给人家干木活的时候,人家给我父亲的工钱是每天一元五角,给两个徒弟的是一元二角。父亲不亏待徒弟,也每天给一元二角的工钱。父亲自己手持角尺、墨斗,在原木上比画柱眼,在方条上勾勒椮头,在他的一比一画中,三间木房的框架就完成了底图。父亲自己放下角尺墨斗,又操起斧子刨子,粗话细活轮番着做。

那段时间,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父亲和他的两个徒弟做饭。做饭的本身不难,难的是该做什么饭。平常的日子本就捉襟见肘,现在就是建房,母亲也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招待父亲的两个徒弟。早餐是没有的,村里能享受早餐这种奢侈待遇的只有一户做糕点卖的人家。母亲能在甄子里蒸出来的,只有黄中略为显白的玉米面掺杂着几粒稻米,午饭和晚饭能端上桌的,翻来覆去都是青菜辣椒水,还有冒着几点油花的豆类和芋头。

好些时日以后,新房子的木架终于立了起来,青灰色的瓦顶也盖上了。从远处看,气派而辉煌。新房子屹立在一群陈旧了的瓦房中间,恰如在一群人老珠黄的老太太中,突然立起一位青春勃发的少女。

新瓦房的框架立起来,父亲的心愿实现了一半,接下来的山墙、隔板、门窗,真就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好在当时家贫的人多,穷人的没有实力进行穷讲究,有的人家立起起好不容易才立起新房的框架,由于无再做后续,就用玉米秸秆再借助几根篾条拦住四壁,一住就是好多年。但父亲不想让新房的四壁长玉米秸秆,他要用方正的砖块做新房的牌面,他要用石头做成厚书本一样的山墙。理想是美好的,实现起是艰难的。没有钱买砖,父亲就在村前临时租了一块适合做砖的泥地,自己学习做砖。父亲是木匠也是瓦匠,做砖与做瓦的区别就在于把瓦桶换成砖箱,把弧形片变成方形块,父亲则从瓦匠变成砖匠。父亲做砖的时候正是大冬天,泥塘里结的冰可以做玻璃窗。适合做砖的黄泥喜欢“咬”手,父亲每天回到家里,手指上的道道裂口如一张张小娃娃的嘴,并在向外冒着血珠。母亲掐些打线用的蜂蜡放在那些裂口上,再将针尖在煤油灯跳跃着的火苗上烧热,然后摁在裂口上烫。第二天一早,父亲胡乱地洗把脸,又赶往他的临时砖厂,去重复昨天的故事。

石匠是父亲为建新房赚得的另一门手艺。父亲没有做过石匠,但他看过石匠怎样干活。他要用石头把新房砌上像厚书本一样的山墙,于是他找来钢钎大锤,自己上山开采石头,然后做了一个类似背架的无轮木车,套上水牛,把大大小小的石头运到新房的后院下。我曾跟父亲去牵过几次水牛,亲眼见证了父亲是怎样运石头的,觉得父亲比拉木车的水牛轻松不了多少。在石场,他要把两三百斤重的石头掀到木车上,当他弯腰弓身掀石头的时候,我看到他脖子上的青筋鼓胀得似一条条吃饱喝足了的蚯蚓;在路上,如遇平地,水牛实在拉不走木车,父亲就要将随时拿在手里的钢钎紧挨木车插下,另一端抵在肩上,以木车上的石头作为支点往前推,这时,我就又看到他脖子上蚯蚓一般的青筋一条条地鼓胀起来。

把散乱的石块砌成山墙,其实比运石头更艰难。父亲没有钱请人帮忙,每一块走上墙的石头都是父亲的活。山墙砌到四五尺高的时候,搬石头上墙就更不易。父亲没有学过物理,但他却运用杠杆原理实现了石头从地面到墙头的升迁。他在紧靠山墙的地方立了一根高高的木柱,再在木柱上用绳子吊一根结实的横木,短的一端绑套索系上石头,长的一端拴一根长绳,拉动长绳,长的一端下垂,短的一端上扬,转动方位,石头就上了墙。

现在说起来似乎很轻松,甚至如游戏一般。但当年的父亲,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有多少汗珠洇入衣裤,又有多少汗珠碎入泥土,实在只有他更清楚。

直到现在,我还在疑心,父亲那仅靠青菜酸汤辣椒水维系的生命里,何以能储存这么大的能量。

在我决定彻底翻修老屋屋顶的时候,有人曾不解,说我还能住多少房子。我无言。尽管我确实住不了多少房子,但老屋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结,就如死去的父亲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结一样。这样说来,翻修老屋的意义,就不是停留在“居住”的浅表层面了。

现在,我将老屋的土瓦全部换成了天蓝色的陶瓷瓦,看上去美观而气派。我了却了母亲活着时的心愿,我没有让父亲曾经的辛劳变成遗痕,我的心安了一些。我想,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如果有灵,看到今天焕然一新的老屋,他也一定是很欣慰的。



作者简介:林英,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盘州市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集《不准离婚》、长篇小说《逃亡》等。



(编辑审核: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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