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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良 || 谈文论艺——正确认识作家和作品的内涵

2022-01-19 14:52来源:西南文学网作者:吴学良网址:http://www.xnwenxue.com浏览数:2648 

          谈文论艺

正确认识作家和作品的内涵

            从拙著《现实与虚幻之间—〈啖影集〉解论》撰写说开去


《现实与虚幻之间——〈啖影集〉解论》是一部集解读与研讨为一体的文本。

这部书稿以小说文本为基础,结合范兴荣的身世、政治思想、创作观念等,就体裁定位、“啖影内涵”、作品主题、作家创作心理、人物形象及比对、文化生成、评点研究、与《聊斋志异》《子不语》比较研究以及艺术特色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析,力图帮助读者对该小说集有一个概略了解,进而让读者知道生长于本土的《啖影集》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并沿着这个角度去认识和了解脚下的土地,一定程度完成纠正贵州西部没有文化或文化积淀不够之偏狭观念的目的。

写作中,笔者吸取了前人或今人研究的某些观点,更多的却是直接表达自己在阅读中形成的认识;由于学识所限,有些观点或许有偏颇与失误,敬请读者体察笔者抛砖引玉之心,给予谅解。

          就这样,这部解论性质的书完成了。说起来,又似乎像一场梦。

不得不说的是:写作这部书稿,完全是有感于《啖影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阅读中,它让我产生做好推广工作,就不会有负于生养于斯的故土之意念;在写作中,我不仅深刻理解了丹纳《艺术哲学》关于作品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益度,作品的影响力和广泛度标准,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性等论述,而且还不止一次深深地感到“优秀文学作品是人类最美好的精神财富”之论是何其崇高,由此也引发了对现实创作中存在问题的连锁思考。

不可否认,时下把“作家”这一具有深刻内涵的称呼使用得实在太滥。似乎只要出版过一本书,不论其质量怎样,都可以称作家。然而,现在出书就像买菜一样简单,没有钱办不成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法·罗贝尔·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里的相关表述。在他看来:“作家就是写过一本书的人”只是一种对作家的机械定义。他在表述时进而指出:“这种定义无视读者与作家在意图上的一致性或同时并存性。一个作家被简单地被看成‘单词生产者’,毫无文学意义所言。”“作家之所以获得文学意义、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作家,那是在事后,在一个站在读者立场上的观察者能够觉察出他像一个作家的时候。”这两段文字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指出衡量作家的标准系作品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学 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出过书的人不一定是作家,作家的身份要由作品的文学性和读者来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作家和作品 “生前孤寂,死后荣殊”的原因所在。可见,优秀作品、经典作品,始终都会被人类记住!

范兴荣的《啖影集》也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因此,它才在我一次次的阅读中,让我萌生了写作本书的动力。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或阐释者,这有我主观的因素在里面。客观地来说,任何一种感觉或观点,都不是空穴来风,都要建立在阅读和判断之上。萨特说:“文学客体是一只奇怪的陀螺,只有在运动中才显出其本色。为了使文学出现,必须具有一种具体的行为,它就叫作阅读,而且,文学只能随着这种阅读的延续而延续。除去这一条,纸上就只留着黑色的污迹。”(《文学是什么?》)这也是经典作品为什么能弥久不衰的原因。明乎于此,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在本书的引导之下,将《啖影集》的阅读进行下去······

                          作家,请切莫迷失“自我”身份


“作家”是一个很平凡、也很普通的词汇,和这个词汇紧密相连的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大作家之所以能浮出千千万万张面孔,被人们熟悉和记住,凭借的是他们的作品和创作实力。中国作家要担负“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历史重任,所以,他们又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有以自己的作品塑造人类美好情感和心灵的责任和义务。“每个民族的光荣主要来自于这个民族的作家们。”英国十八世纪古典作家撒姆尔·约翰逊的这句话,对作家的社会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当代绝大多数作家,精神品质、精品意识严重不够,普遍存在精神重度缺钙,他们中有不少人的创作只是为了满足于发表和名利,“优秀自我”太强,“博大人性”不够;根本不知道作品、有份量的作品、有重要收获的作品、优秀作品、精品、经典作品之间的概念内涵。大多数作品只注重描写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还沉溺在“杨柳岸、晓风残月”、“小轩窗、正梳妆”、“细看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的个人情怀中,在直面现实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身世浮沉雨打萍”,“零汀洋里叹零汀”的切肤感受;同时他们还满足于一种自我迷恋,抱着“自己生的孩子都好”这样一种心态,没有把自己的作品放在更高的背景中去认识,每每有所成绩,就言必称精品;其实,面世的很多作品大多写个人的所经、所历、所感,缺乏深厚的生活内容和文化底蕴。由于作家与外界生活隔离,学养严重不足,使命意识差,生活责任感不强,精神层面的能量非常小,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不深,缺乏思想、缺乏现代意识、缺乏人类视野,加之自身底气不足,生活体验和积累不够,因此也就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大气的作品。作家是因为精神的高贵才受人尊敬的,在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文学面临的任务日益严峻,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在文学中处于失语和失踪的状态中,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作家关注大多数人的呼声不断高涨,作家如果缺失了对所处时代生活的关注,就很难创作出具有一定穿透力和饱含血性的作品。在李建军看来:“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现象,它把科学精神、民主理念、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灵魂;它敏锐地感受时代的痛苦,发现时代生活中的问题,并将这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说到底,文学的巨大力量,还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与信仰和道德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当代绝大多数作家的自我满足,恰好暴露了他们在创作心态上的焦虑,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悲哀!

在这种自满心态的驱使之下,作品报送去参加评奖,落选后带来的却是满口埋怨。我们不否定在评奖过程中有时候确实存在着不正常的因素,但是,和获奖的作品相比,一方面有的作家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没有看到评委并不是人人都不公允,还是有不少评委是很看重自己名声的;另一方面,即使自己的作品在本省、本市获奖,也不代表什么,应该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全国或更高的层面上去认识。当然,最好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是文学创作者本人,这就好像一个从事生产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产品的优劣所在一样,同时他同样也知道他人创作的艰辛和门道。然而,文学创作者又不一定能全面地认识自己的作品,在“孩子总是自己的好”的情形下,故有见解的批评家更是不可缺少。伏尔泰在回答自己为什么批评高乃依的时候说:“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而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这说明能够做理论家的人,他看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除此之外,作家们还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距离“精品”和“经典”的差距。有学者认为:对经典的认识要从“思、诗、史”三个方面去理解,这就是: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要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在艺术审美上,文学经典应该具有“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在民族文学史上应该具有“史”的价值。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又谈何容易!而且,优秀文学作品通常是反映人类普遍情怀的“博大人性”,它是冰山上的雪莲花,是让人仰慕的;真正的大作家,他们注重的是自己对人类精神生存的关注,注重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什么获奖不获奖的。

2007年1月5日,著名作家陆天明在上海市作协“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作题为“文学的二次回归与士的精神”的演讲时说:“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总体走了一个突然跳水的状态。’我们的作家沉湎在陶醉在封闭在终于找到的自我空间,而这个自我只是他自己。但作家的创作是个体劳动而非个体事业,不应仅仅满足于个人,更需有现实担当。如果作家只注重追求形式,忽略时代精神和生活现实,必然也会被现实忽略。如果整个文学都游离在国家生活之外,那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衰退。”现在,作家的声誉在民间失落—“有你没你百姓日子照过。”“作家的当务,是要承认这种危机的存在,再寻求解决的方法。技巧可使人成为作家,但人格才是使人成为‘大作家’的根本原因,”“当你的心真正跟人们贴在一起,你的笔就会不一样。”作家要“加强创作与现实、民族的联系,使小我向大我回归。”

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相当多的作品缺乏深刻的主题,缺乏意义感,缺乏严肃的道德内容,缺乏让人记得住的人物,也缺乏让人记得住的细节。悲悯情怀的缺失,反思精神的匮乏,在世纪末强调“个人化”、“边缘化”写作的时代潮流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可以称为力作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国家、民族”等宏大词汇在我们不少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影子,“小事崇拜”类的写作却充斥创作的过程中,思想含量减少,精神意义贫弱,如果文学不能向人民群众提供具有时代高度和精神含量的高质量作品,那么文学的前景是很可怕的。

“轻浮的想象力决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黑格尔语)。在作家当前的创作中,除了真正具有实力的作家创作的作品能让人记得住作品人物、细节之外,太多的作家,几乎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缺乏的正是这些,不少人太过于陶醉在自己的创作中,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阿谀奉承,而不喜欢坦言直谏,动辄称“精品”,而不知“精品”一词的真正含义;就一般情形来说,能够被人称为比较好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反映出当前文学圈子在创作心态上的浮躁,这也是当代文学前进不快的原因之一。一个好的作家往往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只有这种具有形象和理性双重思维的人,当他的作品到达一定高度之后,他才可能去思考怎样写出“大家式”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很难再依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去完成,创作上必须做到既向内也向外,在直面自己真实内心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这个时代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从而进行一个艰苦的自我塑造,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能力。

当代作家中不少人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还不具备长篇创作积累和沉淀的情况下,在说故事时故事都还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忙于出手,其结果是就像一颗石子落入水中,除了有兴趣的人能听到一声水响之外,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动静或被人记起,这种快速创作、快速出版、快速被人遗忘的现象是很值得思量的。可创作者在自恋情结的驱动下,依然感到的是自满和自足,这还不只是一个两个人;在当前文学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作品,不能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阳光下让它点缀春天,而只能于严冬坐在火炉边把它展开自我欣赏,说到底,这还是一种信心不强、还是一种孤“芳”自赏,还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的狭隘意识在作怪!

作品艺术生命的脆弱,使当代绝大多数作家失去了自信心;保守和胆小,使作家们更加顾影自怜!如此说来,当代文学要克服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设若当代作家队伍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危害,相信当代文学创作将不会有更大进步,十年、二十年后读者谈论的还将是曾经给年轻一代作家作出榜样和贡献的经典作家和作品。

著名作家赵本夫说:“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取得多大文学成就,决定的因素不是技巧,而是精神的高度。因为技巧可以共享、通用,而精神只能属于个人。这里所说的精神,包括思想、品行、素养、情怀、追求和价值观等。”金永福的小说在贵州文学界能够被人认可,其原因是在他创作的作品中,确实有让人容易记住的人物和细节,确实体现出作家的精神高度和生活素养。在他创作的作品里,《汉子》中“孤身住在牛角山顶的一间破旧的土墙房里,常年四季披着一件又黑又脏的长衫子,赤着脚蹲在火塘边烤火。他的鹰爪似的脚趾牢牢地抓着龟裂的地皮,大脚趾向内弯,形成一个‘八’”。“即使睡去,整个身子依旧保持着蹲的姿势,犹如一块纹风不动的褐色的岩石。”“三十年过去了,他还顽强地活着,仿佛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山。只是脸型变了,小了,象一颗核桃;鼻子塌下去,嘴巴往外凸,猛然一看,既象猩猩,又象猿人。他的胸上、肚皮上、脚上、腿上都长满了黑红色的火斑花,象披着一身铜甲。火塘时明时暗,青杠柴块爆起的火星不时飞落在他的身上,他浑然不觉。双手雕塑般伸着,笼在火塘上空,仿佛要永远拥抱着这火塘”的老祖宗,《白岩》中那个被钱二麻子和两个家丁押着走到白岩边大喊:“老子要屙尿”的“我爷爷”,他们都以其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其实,除了这些能够被人们记得的人物形象和细节之外,金永福在贵州文学界挣得一席地位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他坚实的生活功底,正是凭借他对生活的熟悉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这也是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凭借作品得到别人认同,以及他的创作潜力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有的作家凭借一部作品出名以后,就再也写不出超过成名作的原因所在。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阿来,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及他对“作家”一词的理解时说:1989年当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和一本小说集后,旁边人就开始叫他作家。他说:“作家这个词对我还是很神圣的。我就觉得有点害怕。首先我并不认为当时的我已成为一个作家。我读的那么多经典作品在前面树立了一个作家的标准。”“你真是一个作家吗?我后来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写作,我想我一定要找一个方式来验正一下我自己可不可以成为我心目当中的作家,或者证明至少我有信心说我可能接近这个目标;如果不可能的话,我就此洗手不干。”

巴金说:“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须认真写作,就必须重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是的,作家不能把责任感当做一种外加的东西,一种与作家的个人写作行为没有必然联系、有时甚至还发生冲突的外在压力;社会责任感不是某种外加的社会要求,而是作家人格力量的表现,作家不应该失落艺术良知和抛弃社会良知。当代作家创作好作品之所以少的原因首先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作家,他应该尊重作家这一光荣的称号,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的创作除了听从心灵的召唤之外,还应该听从自己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只有听从这种召唤,才可能把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体生命体验及其荣辱自觉融入时代的需要中,才可能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作家是时代的良心”(艾特玛托夫)。优秀的作家都是非常注重作品鲜明的时代感的。作家的时代意识应该沿着历史发展的纵向与现实生活的横向去寻找交叉点。高占祥在《文坛百论·论作家时代觉悟》中说:“什么是时代觉悟?我认为,对于作家、作者来说,时代觉悟的主要标志是: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也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即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创作思想上与时代精神合拍。” 并说:“政治观点不能代替创作,但它能指导创作。”只有在关心政治的前提下去反映时代精神,才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要扮演一个优秀作家的角色,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摩罗在《作家与知识的关系》中说:“学者和作家都在致力于人类命运和人生幸福的思考,所不同的是,作家以想像力成全思考,学者以知识积累促进思考。”“文化是穿透前人经验和审视人类生活把握人类命运的能力和懔赋。”“决定一个作家发展前途的,不是这个作家的知识储备,而是他对于人生和世界体验的深度,对这些体验挖掘和思考的深度,以及他的文化想象力发达的程度。”“最伟大的作家不但总是站在人类知识体系之外审视世界、探索存在的真谛,而且总是站在人类知识体系之上悲悯人类、吟咏生命。”冯牧文学奖在给雪漠《大漠祭》的颁奖授辞中说:“在文学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绪时,雪漠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雪漠的成功,得力于他对西部生活、西部情感的独特感悟,也得力于他对“中国农民品性的深刻发掘。”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得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要扮演一个优秀作家的角色,需要具有人类悲悯情怀。摩罗在《作家与人类的关系》中说:“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恶心、对于人类前途的担忧,成为这些作家永恒的焦虑。他们承担患难的方式常常是憎恶与绝望。”在《作家与弱者的关系》中他还说:“同情弱者、为弱者呼吁正义、祈祷幸福是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也是许多作家自觉奉行的使命。”1950年,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悲情意识的缺失是当下文坛浮躁的病因。“悲情不只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精神”(王光文语)。它是面对痛苦、危机、挑战时,主体在独立意志支配下体现出的人格力量、生存价值和超越精神。

要扮演一个优秀作家的角色,有时候想象比生活更重要。距离才产生美,历史小说写得最好的,往往不是历史学家;写工人农民的优秀作品,其作者恰恰没有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想象力比生活更重要。贾兴安在《小说三惑》中表述的这个见解,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的确,一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版书之后,要想主动远离“作家”这个称号,似乎就更难。想一想契诃夫说过的那句话吧:“好作家是一盏旷野之灯,夜越黑,路越远,它越照耀得无边无际……”再想一想略萨说的:“我想,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当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那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于是,在高山面前,我们才发现“作家”和“文学作品”这两个词,离我们是那样地遥远……


作者简介:吴学良,19656月生,汉族,贵州水城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协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曾任六盘水市文联副主席。于《四川文学》《山花》《北方文学》《延安文学》《雪莲》《金沙江》《杉乡文学》《夜郎文学》《瀚海潮》《意林文汇》《中国西部散文选刊》《中国散文家》《华夏散文》《贵州作家》《贵州文学》等发表散文20余万字,作品入选《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中国西部散文精华》等选本,著有文学、文学理论研究、文化学等二十余部。


(编辑审核:赵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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