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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关于生态散文的对谈(下)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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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3-08-26 20:26来源:《当代人》杂志2023年第8期 师力斌:我并不认为生态散文在文学中就具有天然的优先性,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在自然生态散文中需表现和融入怎样的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这恐怕才是生态散文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应该追求与梭罗、陶渊明、王维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个正是你的散文提供的东西,我特别想探讨这方面的线索。 杨文丰:欲使生态散文表现和融入人文思想、现代关怀,首先作家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须有独特、深入的体认——这犹同相爱之人总得相知,要求作家须是一个有生态思想、忧患心、怜悯心的善良人,是深爱大自然,有人文关怀能力的人。 假如人类继续畸形依恋科技,持续人文失衡,亢奋过度,深陷“纵欲”,那么,在祸害自然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反噬己身。现代人与梭罗、陶渊明、王维在看待自然上已然不同,主要是当今世界,科技已似洪水一样冲击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占有”能力更大,对自然的情感也已复杂得多,这些,也必然导致生态作品中的认知应与前人有所不同——很显然,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品须增加科学背景下的人文思考,须注重对“科技神”的全面认识,既表现自然的大美,抒写自然的内在规律、永恒性及“父性、母性”,也要忧患人类在享受科技成果之同时,科技亦在异化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问题。因而,我期望生态散文中体现的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至少须产生这样的效应:可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站对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呵护自然,自觉降低个人对自然的“占有度”,将个人理想从类同于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调整为追求“科学诗意的栖居”。 在《北京文学》发表的系列自然笔记中,我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探索,我提出了空气伦理、宏观敬畏和微观敬畏、生态位、“小共生”与“整体共生”“生态人”“如何做‘人’”等理念。我追求尽可能地增大生态散文的“思想量”。 2005年发表《海殇后的沉思》,在文中我提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金刚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不平则鸣’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 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现该由“旧敬畏”转而建立“新敬畏”,“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和谐的敬畏;是理应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 瑞士瓦尔斯有座洞穴式温泉,是建筑大师祖默托获建筑诺奖的代表性作品,在该温泉泡浴过后不久,我领悟这座被建筑人视为建筑圣殿的洞穴温泉,不就似人类母亲子宫内的羊水吗?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似“子宫式生态圣殿”吗?其所蕴含的孕育、温暖、互赖、包容、仁爱、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亲)等美好内涵,恐比“土地道德”观更具生动性、生长性和持续性,或许更具科学性。 师力斌:确实,生态散文不止于会让读者感受自然的美妙和神秘,而表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表现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认识和敬畏自然,保护和爱护自然,促进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生态散文该共有的,但你的生态散文,却自觉地探索并提出生态伦理思想,呈现出真正的地球村理念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然而,生态观应该不全如诗歌灵感般产生,我以为至少会与作家直面生态问题有关。 牛顿从提出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个问题,进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许多都肇始于发现问题,这说明,提出问题、直面问题,有时会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的散文其中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冲着问题来写的,不是一味空洞地赞美自然,而是为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是思考难题,解决难题,这非常可贵。 杨文丰:这与我的生态写作观有关,我认为生态散文是蕴含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的作品,或者说是属于直面生态问题的审美文类。 生态问题分两种,一种是非人为的生态问题,如恐龙的灭绝也是生态问题,但当时人类还未诞生;另一种是人为的生态问题,即工业革命以来,人对自然之“作为”导致的生态问题。在上古的农业社会,古人很少受到人为生态问题的干扰,并没有普遍苦于生态问题。 古人吟咏的自然物,即便至美如王维的诗句,也只能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的极致之美,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古诗词。汉语的象形性与基于形神的自然美有着天然的契合。自然写作主要表现自然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工业革命之前比较适合搞自然文学,当自然生态出现污染——生态问题多起来以后,你赞美的自然已是一个“病自然”,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病盆景》,曾将地球视作一个硕大的“病盆景”。我不太理解,病态的自然、病态的美,已似一个病人,你还能纯粹地、轻轻松松地赞美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如此的赞美,与赞美一位病人是如此之美,多少教人有些难受,甚至有些滑稽。 所以我认为,没有生态问题,就不可能有生态写作的出现。从文学史看,生态文学的经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无不是直对生态问题,都是由于生态问题的触发。 自然文学向生态文学“进化”,既是文学的发展、进步,也是自然和人类的紫色无奈和悲哀。 生态写作已是对自然写作的超越,生态写作的范围也远大于自然写作,是大可以进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写作,生态写作具有广阔的创新可能性,生态写作因其生态思想理念之新,以及时代性、急迫性和融入前无古人的属于当代最先进、最美好的生态思想,具有先锋性。 在生态写作中,问题的表达自然须是审美的,能给人力量的。紫色的忧患也是一种力量。最有力量的生态散文写作,应是问题式的、思想家式的审美写作。生态危机四伏的地球村,呼唤作家们担当起使命。 师力斌:问题式的、思想家式的审美写作,我欣赏这个观点,鲁迅就是抱着改造国民性来写的。好作家一定也是思想家。你推崇爱默生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之说。忧患自然生态的忧患必然是大忧患,是心系人类命运的忧患。陈忠实先生对你的《病盆景》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通过对病盆景所蕴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笔锋凌厉,笔端多味。” 生态散文是否都有必要、有责任表现批判精神?这值得探究,而且,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需要艺术地处理。 杨文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国人自古就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忧患,源于真善美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乃至被戕害而致的忧虑情感,在生态问题深重的尘世,忧患,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警惕,一种责任,还关涉图强的决心和勇气。批判精神面对的只能是负面的东西,是理性,是人必须持有的原则和立场。 作家写生态散文,直面生态问题,总要表达好恶臧否,批判精神难于缺失,而且,对恶化生态的行为,你也难于听之任之,批判精神总会诉诸笔墨。当然,对物事的批判须以生态平衡为标尺,有的批判是宽泛的,有的则比较具体。 批判须基于研究和认识。忧患其实是产生批判精神、产生思想的动力;最好的批判多是对忧患的回应。忧患与批判精神,都属生命体验,最适合通过追问和感兴表达。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先生最倡扬也最擅长感兴,他小说和散文中的感兴,情义深重,回味无穷。 如果说批判是“破”,那么“立”,即是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真”。一般散文不一定写多少思想,可生态散文却断断得要表达作者的思想,作家应表达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个性认识和审美思考,还要将文化因素和生命体验融灌其中。生态文学没有作家的思想,就无法挺起脊梁,充其量只是模式化的“流水线产品”。当然,在生态散文里提出的思想,还须有情感的温度。生态散文不可以忽略情感的力量。忧患的情感力量,可增强生态散文的抒情性,强化审美效应。 师主编左手写诗右手擅诗歌批评,研究杜甫与新诗的关系成就有目共睹,卓然一家,不久前出版了专著《杜甫与新诗》,杜甫的忧患与当今的生态忧患和批判意识,应有相通之处。 师力斌:杜甫被称为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影响深远,英国人将之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BBC还为此拍了纪录片。我从他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启示,愿意尊他为我新诗写作的老师。同时,他对现代新诗、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觉得需要解放思想,重新研究,认真向他学习。杜甫向来以忧患知名,但他的忧患主要还是忧国忧民,他诗歌当中对于自然是没有忧患的,大自然对于他更多的是怀抱,是恩惠。而今则大不相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经达到危险的地步,不能不忧患了,比如巨大的二氧化炭排放、温室效应、冰川融化、生物灭绝等,都对全人类构成严峻挑战。你的写作正是在系统思考这些问题。 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方式。中外生态文学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同样会有所差别,因为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这与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不同有关。 杨文丰:在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方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更有长处。与西方文化强调逻辑和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对环境公正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强调整体性、综合性。中国文化倾向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具有“圆镜式思维”,注重整体感悟,《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教人敬畏,认同人与自然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也倡行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共处。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维,是敲碎圆镜的“分析碎片式思维”,视人与自然各自独立,《圣经》说神造出了人,并让人管理鱼、鸟、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还将遍地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统统赐给人类作食物,这等于人对于自然万物具有掌控和改造的权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抗和征服的关系。如此而观,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适合生态文学创作。 师力斌:现在写自然美的散文不少,而你赞美自然也是与众不同的。你思考的尺度和境界是大的。 杨文丰:如果生态散文仅仅停留在对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湖的摩写和赞美,对生态伦理的抒写乏善可陈,没有思想量的“增量”,是断然不够的。表达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对自然的爱,揭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警示人类须呵护自然环境,以调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角色,呼吁对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有责任和担当等等,我认为都属于生态散文表现的范畴。 在前面我说及生态散文创作至少会涉及五个层面,对这五个层面,如果能够较深入地思考,无论是思想还是审美,都关涉全人类。我追求“大生态散文写作”,大生态散文涉及的“三态”问题,相互契合,都与人类紧密相连,都是人类共同面对或沉湎其中的问题。如果不能从人类共同面对问题的视角加以审视,我想,再怎么写,也只能写成小生态散文。当下,全球性物种灭绝、核污染等均属“三态”问题,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师力斌:生态恶化已成为全球面对的问题,忧患我们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是生态散文视野广阔的地方。你的散文明显有地球村意识,这与你曾读气象类专业,该有内在联系,大气环流,寒潮季风,也是全球尺度的。 杨文丰:生态散文反映的生态问题,不受地域限制,在地球上有共通性、普遍性,生态散文提供的思考,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可能产生启示。大的生态问题,其全球性更明显,比如大气污染,就无法局限在哪一个国,空气覆盖在地球表面,总要流动,即便珊瑚白化,主因是碳排放,也是全球面对的生态问题。生态散文的内容表现出全球性,是由面对问题的特质所决定的,这是紫色的无奈,一种“苦缘”。 生态散文的全球性,其实也是由生态文学的特质决定的。2000年我发表过《论生态文学的特质》,提出生态文学具有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生态意识性、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这些特质,至于生态文学的“全球性”,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体现:一是生态文学表现的疆域是全球性的。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生态文学面对全世界,拥抱的是整个地球和人类,地球村有多大生态文学的疆域就有多大,甚至可以超出地球村而出现太空生态文学。因而可以认为,生态文学已是这个地球上最广袤、内涵最丰厚、最有无限可能性的文学;二是生态文学所关注的问题都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有关,是全人类共虑的问题;三是生态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逻辑上讲也属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全人类所共同拥有。 生态散文的全球性,离不开作家的地球村意识,这里会顾及两个要素:一是视角,也就是要有全球性视角,另一个是选材的尺度,因为题材的尺度将制约思维,而大选材的思维尺度、空间尺度,较容易涉及全球性。如果作家有地球村意识,那么,表现在作品中的忧患、抒写、诘问和批判相应也多会是大尺度的。有地球村意识,有大视角,大视野,也比较利于写大生态散文,作品中的我也更易臻入“大我”。大生态散文与小生态散文之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思考尺度。 我很幸运,1978年考入了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农业气象学专业,现在回看,在母校我手绘天气图,做天气预报实习,上专业课,面对的天气图,多是横跨东西方展示南北半球的,老师指点风云,所讲述的大气对地球的包容、大气运动的波诡云谲、雨带在地球上有规律的移动,这些,本身就是全球尺度的,这些学习经历,潜移默化,想来会涵养我的写作视域和观察尺度。 师力斌:你2009年获得《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的生态散文《病盆景》,思想性、科学性、生态性、问题性兼具,该文还将地球村“升华”为一个硕大的“病盆景”,《病盆景》无疑是象征的,多义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你创立的文学意象,因为其可以涵盖你的系列生态散文内涵,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创造出表征自己作品风格的文学意象,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而以你的创作和观察,你对当前国内生态散文创作存在哪些问题,必然有自己的看法,对国内的生态写作也会有自己的期待。 杨文丰:个人认为,当前国内的生态散文创作,整体而观,审美性和思想深度还远不够,对自然散文与生态散文的区分也还存在误区,不少作家、批评家对生态散文文体功能的认识,尚有待加深。生态散文是需要反思、忧患、自我审视和承载批判省思的文体,如何最大程度地挖掘题材元素的审美潜力,如何让作品的内涵和意义达到最大化,如何探索并写出自己的散文哲学,等等,这些值得我们认真探索。散文是除诗之外最注重情感表达的文体,即便是情感表达的力度、浓度和深度,也仍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这其间离不开科学精神——当今这个时代,科学精神并未过时。 中国的生态文学,显然需要有鲜明的“中国风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而该如何建构中国风格的生态散文?这里关涉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而在当下,我们还需要思考科技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挑战、新机遇、新思路,比如会如何迭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作家,我们还需思考如何借助技术之力更好地关注和审美表达“三态”问题。 “生命共同体意识,是今日文学最具先锋精神的思想根柢”(施战军:《生态文学兴盛的时代到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仍在危及人类,生态写作已成最具现代性的写作,生态学庶几成显学,所以,有理由相信生态写作将成为最具当代性的先锋写作。如此的前景,将对从事生态写作的我们,提出更高要求,比如生态作家须日渐使自己成为“生态人”。 对谈者简介: 师力斌,评论家,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名师带徒计划”导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十月》等发表大量诗歌、评论,作品入选《诗歌北大》《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作品展》等多种选本。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与安琪合编《北漂诗篇》六卷。 杨文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二级教授。生态散文被选入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大中学教材10多种及《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孟繁华主编)和《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等。曾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北京文学》双年奖、《人民文学》游记奖和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华文)等。 阅读后您觉得本站文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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