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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诗性的双翼 ——关于生态散文的对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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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3-07-20 21:36作者:师力斌  杨文丰来源:《当代人》杂志2023年第7期


师力斌:杨先生好!国内生态文学创作,已春潮涌动,今天我们这个关于生态散文的对谈,算是恰逢其时。

自我2011年从自然来稿中发现并编发你的散文《鸟巢》以来,《北京文学》随后发表了你的《雾霾批判书》等科学诗意散文,这些同属生态散文的作品,直面生态问题,思想性、科学性、全球性和诗性融汇,风格独树。其中《雾霾批判书》《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和《夕阳笼罩的珊瑚》,尤其贴近现实,创作这些散文,你必定感悟颇深,创作也会遇到不少困难。

杨文丰:我很荣幸,今天有这样的对谈。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写作。面对雾霾、疫情、珊瑚殇,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深为忧患,这些篇什是我不吐不快的作品,也是我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这“三态”之病的回应,写作确遇到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芜杂的材料,如何提炼生活,还有就是希望有些“思想量”,当然,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审美表达。

处理材料,须遵循事理逻辑和情感合理,对材料既要逻辑整合,也要情感和思想合理地融合。

生态散文写作至少涉及五个层面:一是生态学层面,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关联性原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的去向原则,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即排异性原则,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代价性原则等,在写作时将会涉及;二是自然哲学层面;三是自然美学层面;四是社会政治学层面;五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层面。在写作中,如何艺术地、深入地经营好这五个层面及其关系,至关重要。

我看重思想性强的文学艺术作品。生态散文假如没有思想,就像人没有脊梁,无法真正挺立。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若不包含划时代的土地伦理思想,无法想象其有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爱默生的散文假如没有“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之类的警句,就无法耸立起文学史上的爱默生,他作品中的众多警句,已是思想的升华、精致化和经典化。

再说,在当今,生态散文即使是礼赞自然,也须以忧患为底色,忧患可有隐显之分,未必每一篇生态散文都须忧患深重,但作为生态散文,假如没有忧患,我以为是不可思议的事。

师力斌: 一百多年前,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非常矛盾的是,在这个崇尚科学而且科技已经融入人类日常生活方面的时代,甚至科学技术也已成为了我们的日常,而我们的写作,以科学融入的文学创作,其意义似乎并未受到普遍的重视。回望历史,环顾当下,便可明白科学深入人心之难,你以科学之流灌注散文,引入科学视角写作,此举除去文学的审美效应,还有普及科学观念的文化效应,与传统的自然写作具有明显的区别。我认为这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遥远回应,显然,科学性正是时代性的应有之义。

我很奇异,你能够自觉地在散文创作中引入科学视角。

杨文丰:我写生态散文之前,写过一段时间科学散文。真正引入科学视角自觉地进行生态写作,并注重在散文中强化忧患意识、启蒙意识、追问意识和哲学思辨,主要还是缘自突如其来的印度洋大海殇,那场旷世大海殇震惊了我,也震醒和“催化”了我,“逼使”我创作了《海殇后的沉思》这篇作品,拉开了我自觉进行生态写作的序幕。

科学视角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规律和科学思维,科学思维里含辩证思维和自然伦理思维。我曾在几个对谈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科学视角,主要是作为我认识物事的望远镜、透视镜、显微镜和解剖刀;科学视角主要是写作的手段,可以更精准地写出物事的真度、新度、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展现自然美、客观规律美和揭示哲理美,利于感悟社会、人生和展开文化批判。

科学视角可以洞开自然生态写作的新天地,当然,还需要诗意地表达。我对语言的最低的要求,是精准。语言的审美表达,必须情感合理,符合事理逻辑,经得起推敲,真善美交融,有张力,最好还有弦外之音,臻入哲学境地。

《雾霾批判书》如果不是引入气象学视角,《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写病毒假如不引入微生物学视角,《夕阳笼罩的珊瑚》中若不涉及珊瑚虫的生物学特性,这几篇散文将难于达到一定的深度,写作也会失真——“真”是散文的根基。失真的写作,我无法接受。

科学视角也包括社会科学视角。我视《庄子》为伟大的社会科学散文,《庄子》若不蕴含哲学,不可能是如此的大境界。

当代生态写作,不引入科学视角,除将丧失科学时代特色,也会影响作品的深度,境界很难说得上会有多高远,文学性将打折扣。

作品涉及的科学知识须准确、可信,这属“真”的维度。如果作品存在科学错误,读者也会生疑,当然,生态散文并非科学论文,文学性是必要条件,唯有科学性和文学性水乳交融,“形神和谐”,才可能“启智启美”,才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

师力斌:生态散文包含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的普及。不同文学体裁的优秀之作在审美表现上各有所长,越到高境界越具有丰富的解读性。你植根科学的生态散文,因为风格独树,引起批评界关注,一些作品已被选入中学《语文》和《大学语文》教科书,这对科学启蒙也不无益处。你或许受过科普作家的影响。一篇优秀科普文章的意义未必小于一篇散文,而散文文体在表达科学认知、生态思想上,会更直接,也有自己的特点,甚至可能比其他文体优势更大。

杨文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科普热,那时,我喜欢读包括高士奇、贾祖璋、董纯才、叶永烈、郑文光、比安基、阿西莫夫等中外科普名家的科学文艺作品,高士奇的科学小品《菌儿自传》、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叶永烈的科学童话《圆圆与方方》,贾祖璋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比安基的科学童话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定律”等,至今记忆犹新。

生态散文须抒写作者对大自然的深刻体悟、发现和描述,表达作者在全球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忧患意识、生存意识、行为观念和富于历史感的追问和反思。

生态散文是天然的“复合文体”,因为其至少比传统散文多含了生态思想和意识,兼有生态科普“职能”,左边可以是诗,右边可以是小说,中间可以是寓言,一样可以建构象征,生态散文也可以适度虚构。生态散文比其他文体有更大的包容性,更利于感性的表达和理性的沉思。世界生态文学经典,大部分都是散文。

生态散文写作有明显的研究性写作特征,有或深或浅的学术性。每一篇生态散文写作,都离不开作家个性化的研究。撰写《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我花了四五个月,主要用在研究疫情和微生灵特性,研究题材的审美内涵上。生态作家的研究和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会制约他的写作水准。

血管中流出的是血。生态散文的生态效应,离不开作家的生态自觉,自觉的最高层次,就是使命。

生态文学,已突破或超越我们固有的文学疆域,成了自然、社会、生态思想与意识和文学审美相融、崇尚“天人和美”的文学。显然,生态作家须有地球村意识。且生态散文是生态文学的主力军,我坚信生态散文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师力斌:今早听一则科幻小说的介绍说,叶永烈当年写恐龙蛋有活的组织,而且能孵化恐龙,这个科幻情节出来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批评他写的不是科学。后来国外某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其后斯皮尔伯格又导演了关于恐龙的电影,电影讲述的故事中真从恐龙蛋中孵出了恐龙。这让我想到,我们对科学的追寻和信念,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科学即“真”,可人们求“真”并不坚定,在科学面前经常退却,甚至经常违抗自然意志,做违背科学的事,而这些正是你的散文关注的东西。生态散文须求“真”,“真”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生态散文写作不求真,等于在流沙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无从产生善和美。而生态散文之“真”有什么内涵,如何才能更好地追求真,这是当下不可忽略的课题。

杨文丰:依我看,生态散文追求的真,包含科学精神。不见科学精神的写作是危险的写作,也不可能是生态写作。能否引入科学视角,成为作家是否愿意追求更深入地格物致知,是否能坚定秉持科学精神的试金石。

当然,生态散文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呈现真,只能最大限度、最近距离地逼近真、表达真。表现物事时,作家追求内心真实是必须的,然要达到绝对之真,又是断断不可能的。作家笔下的客观物事之真,不可能也无法成为自然主义式的照像实录。一篇生态散文所表现的“山”,只能是作家自己眼中的山、心中的山。

而且,生态散文中的真,同样或多或少融入了作家的“人气”。这是因为,生态散文写入的生态律、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会融入作家的主观性,会融入作家对物事的认识和情感。换一种说法,即生态散文之真的表达,会关涉作家的秉赋、写作心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内含作家的情绪、情感、理性和思想,也与语言的节奏、感觉、旋律有关,同时还和行文的奔放与约束、形与神有关。但凡经由过作家感性化、文学化处理的真,提出的生态理念,都是生态散文求真之“人气”表现。生态散文家的作用,就是将真,幻化为个性的、有思想的语言花朵。

我在与龙其林教授对谈时,曾谈及大小生态散文,我认为,在生态视域下,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进行省思,这一类散文可界定为小生态散文;小生态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问题。而大生态散文,则是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已然进入了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大生态散文,大在其思想内容和审美境界,大在其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切入的深度和广度。

这里回避不了一个问题,即生态散文可否虚构?我认为生态散文并不排除适当的虚构,只是虚构需有底线,这底线是什么?我认为是情感之真,适当虚构的目的,反而可使真更集中、更强烈,也能艺术地扩大“真的半径”。《夕阳笼罩的珊瑚》的最后一节,就包含虚构的成分。

然而,探求生态散文之真的源动力是什么?是作家对生命的尊重、对大自然的爱和崇高的写作使命。被誉为与梭罗《瓦尔登湖》双峰并列的生态环境保护圣经——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这本生态散文集中所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理论,其针对性、警示性和告谕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划时代的大真。

显然,自然写作或生态写作,如果仅停留在描绘真,仅停留在抒写与对自然物之情,仅讲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作家发现真,提出真,能让作品多些形而上的东西。

当然,生态散文之真,是大可以通过象征而艺术地“扩容”的,我视象征为扩容的“法门”。一篇生态散文,可以由个别的或局部的艺术之真,建构局部的象征;也可由一篇作品只艺术聚集一个物象之真,建构起全文式象征。象征艺术最善于将真精妙而恰到好处地虚实幻化,以求得审美的最大化;象征可使真扩充、幻化、升华而大于本原之真,产生隐显效应;象征可使客观之真,上升为最大的艺术之真,而且比客观之真更真实、更强烈。

引入多学科视角,细致、细密、科学地描述具象物,有助生态散文走向象征。打个比方,让生态散文似气球充气那般既不爆破又达到最大的容积,最有效的艺术手法,就是象征。我曾在《病盆景》《人蚁》《“晨昏线”寓言》《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等生态散文中,作过营构象征的探索,今后仍将继续探索。

师力斌:读您的散文,似与老友大话自然,畅览宇宙,话题涉及宏观和微观,既体悟人生,让人思考自省,且让人有读诗之感,很明显,你的散文语言得益于诗,审美得益于诗。诗与科学,理性与感性,构成了你散文的两个维度。之前在我的认知里,科学抵触诗意,科学的东西不会有诗意,比如飞机飞上天,那是一堆钢铁可以通过计算、精度科学设计、制造、装配达成的目标,而跟我们放风筝、飞鸟展翅并无关联,但你似乎有这样的能力,对自然物的理性分析和感悟可以融入诗意。

杨文丰:说到诗,令人兴奋。年轻时,我曾沉迷于诗歌,也写诗,后来才转向更适合自己的散文。

我偏爱思想倾向明显、独特而深刻的诗人的作品。已故的中外诗人中,我非常喜爱屈原、陶渊明、杜甫、王维、苏东坡、艾青,艾略特、博尔赫斯、聂鲁达、松尾芭蕉、惠特蔓、雅姆等,他们都是文学星空中永恒闪烁的星辰,每一颗星,都给予我自然力般的启示,这些星辰各有各的异彩。

屈原以天地为经,以忧思和追问为纬的《离骚》,兰桂馥郁,开启诘问、忧思的先河;陶渊明“道法自然”,采菊东篱,悠然面对南山,自然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得大自在。托马斯·艾略特在《荒原》中隐现兼具的注释、密集的历史、文学艺术典故及“客观对应物”,是隐喻,是诗人思想和情感的深邃、浩瀚,也是作品建构独特审美空间的结构;博尔赫斯的诗性迷宫来自天才、怪异的构想,出自诡异的演绎,这表明作品的成功,既来自作家的思考力、想象力,也取决于作家的智力;聂鲁达缘自民族传统、现代派技艺,将自然、感情、想象和思想激情化,说明审美的成功,要有最适合的艺术抒发形式。

我一直喜欢诗,读好诗是难得的审美享受,诗歌涵养诗性的心灵。想想看,诗的意象、诗的节奏、诗歌营构的象征,这些字眼,是那么迷人。

从事自然生态写作,我对选材比较苛刻,选材犹同一个人入行,选不好,就完了。我通常会选不得不写并有些文化意蕴、可出些诗意的题材来写,面对这样的题材也易生情。写作的本质,我想无非是分析研究成果的艺术演绎和表达,没有分析研究就没有理解,就无法深入物事的内里。对一个题材的分析、研究和感悟的过程有长有短,但总得像李白与敬亭山那般相看两不厌,这里得有爱——对自然的爱,也要有尊重和敬畏。

只有在对自然的分析研究和感悟中,融入文化和个人的情感、哲思,才能张开想象、联想的翅膀,才能出现诗性写作,我想这也是自然写作的本义。如果文字抒写的是自然物中规律性的东西,即能抵及物事的本质——真,作品也不至于过时。

科学与美在山顶之上相与携手。科学和诗意是生态散文的双翼,我希望能奋力张开这样的双翼,建构风格独具的生态散文文体。

我还想说的是,对自然物的分析能够融入诗意,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蕴含诗意的“土壤”,只是其诗意通常隐着,需你去揭开“红盖头”。当然,眼前的自然物事能否融入诗性,与你当时的心境很有关系。我很喜欢自己二十年前的一篇短文《黄昏》,“黄昏的霞彩总像是红日跌落西天由苍山溅起的,许是太遥远了,那轰响我们已无法听见……在红霞满天的背后,天空依然呈现着苍茫无垠、梦幻宁静的蔚蓝……然而,在今天,即便是鸦背驮来的黄昏,与原初的,乃至古典文学的黄昏,也不完全相同了……”如果说这些分析、感悟的文字有诗意,也与当时的心境不错有关。

对自然的诗性发现,本质上是人的内心被唤醒。人源于自然,人与自然已然存在深深的契合,唤醒的最理想状态,是共鸣。

师力斌:突然想到,今天的生态文学所表现的自然,与王维、陶渊明、梭罗有哪些不同之处?比如一座山,你是如何理解的?我想应该从现代人的语境来进行切身的理解,而非想象成一座世外桃源或者是隐居之所。

杨文丰:如果当代人还是如王维、陶渊明、梭罗那样写自然,就不具创新性,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汉语诗化自然的极致,类似的自然美意境,当代人未必写得出,即便写出也写不过王维。

如何写一座山?作为今人,我确实无法再将一座山视为世外桃源或者是隐居之所。现在的山,和王维、陶渊明所理解和表现的已有所不同,和梭罗时代也有差别,包括科技元素在内的文化,已像苍茫的空气笼罩和渗透入山,也影响了山,今人与古人相比,是已被科技或深或浅地物化。今天面对一座山,各人当然可各有写法。我写山,会对山进行现代性的考量,注重此山与以往山内涵的差别,我想,这样才可能更客观、更深入地写出今天的这一座山。


对谈者简介:

师力斌,评论家,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名师带徒计划”导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十月》等发表大量诗歌、评论,作品入选《诗歌北大》《中国当代实力诗人作品展》等多种选本。著有《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杜甫与新诗》,与安琪合编《北漂诗篇》六卷。

杨文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二级教授。生态散文被选入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大中学教材10多种及《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孟繁华主编)和《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等。曾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北京文学》双年奖、《人民文学》游记奖和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华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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