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画的风景年年相似。其实一波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已在绥化悄然展开，不过不再是急风暴雨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强力推进，一切以自然的、温情的方式发生着，一切尊重人民的意愿和选择。正如党的十八大所具有的继往开来的意义，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命题，中国的改革也在深入、持续地前进，并深刻回答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提问与要求。

　　改革之初，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的一纸生死状震动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开了死气沉沉的“大帮哄”体制。这股风吹到黑龙江已经有些晚了。1983年秋，绥化地区肇东县的五里明村通过抓阄儿大会，把生产队的耕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分光了，3户一匹马，5户一头牛，连扫帚、锹镐、犁杖、绳子都拆分到户，8个猪槽子不够分的，干脆分别锯成3截让农户抱回家，那种全家老小齐上阵的热闹场面比新中国成立初的土改还激动人心。3天后，生产队寸草不剩，完全解体了。傍晚，26岁的生产队长徐凤玉对村民说，今后用不着敲钟叫大家下地干活了，队部门口挂着的那块铁犁片我就抱回家做个纪念吧。

　　那个夜晚，全村许多间漏风漏雨的茅草房响起阵阵欢声笑语，下了岗的生产队队长徐凤玉却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院里，瞅着那块锈迹斑斑的破犁片抱头痛哭了一场。他心疼的不是队长职务，而是这个刚见起色的生产队。他当队长没几年，拼死拼活领着社员把工分分值干到4元多，这在当地算是个先进典型了，怎么一夜之间就拆光分光、彻底散伙了呢？他很痛苦，想不通。这种思想状况显然有点落伍了，跟不上形势，不过高中毕业的他还想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广播里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把耕地划成“豆腐块”分给农户单干了，将来现代化的大农业怎么搞啊？

　　很快，徐凤玉看到，分田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粮食连年大增产，中国人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再加上发展副业外出打工，庄稼院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可是，眼瞅着城市的现代化像楼群疯长、车流奔涌一样突飞猛进，农村发展显然缓慢许多，专家说那叫“徘徊”。那么，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在哪里？未来的农业是啥样？他还是想不明白。但他知道一个大道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肯定办不成现代化！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巨大问号，13亿中国人要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粮食安全，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答案在哪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答案就蕴藏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之中。

　　一个老兵的“根据地”

　　许彦彬又黑又瘦，一脸风吹日晒奔波四方的痕迹。1995年，当兵7年的他复员回到家乡肇东市向阳乡中心村。那时全村土地已经承包到各家各户，没他的份儿了。一个年轻的爷们儿总不能靠老爹养着啊！许彦彬找到乡里于书记说，我看乡政府前面有个土体育场，每年春天开一次运动会，平时就没用了，能不能租给我种点什么，来年春天我再压平夯实还给政府。于书记说，军人保家卫国有功，解甲归田了就应当有田嘛！

　　许彦彬从小好学，脑瓜灵通，在部队“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中学过不少农科知识、栽培技术。他见家乡人清一色种的是大苞米，一亩地赚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心想，肇东前靠哈尔滨，后靠大庆，种瓜果蔬菜肯定能大捞一笔。他于是跑到省农科院买回1000棵号称“圣女”牌的优良小西红柿秧苗——那时小西红柿还是稀罕玩意儿，此外还种了些西瓜、甜瓜。入秋，体育场开出的27亩地让许彦彬足足赚了1.5万元，第二年开完运动会，他又赚了2万多元。

　　那时农村还是“万元户”走红的时代，体育场距乡政府不远，来往人多，复员兵许彦彬居然把它变成瓜果飘香的大菜园子，而且一年就成了“万元户”，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馋得要命，纷纷跑来向他请教。许彦彬借机在体育场门口摆了个摊床，一边卖瓜果一边传技术，一边赚钱一边当“活雷锋”，遇到三姑二大爷还掏钱请吃一顿东北大炖菜。几年下来，瓜菜风压倒大苞米，邻近几个乡有3000多亩地改种了瓜果蔬菜，许彦彬的家自然成了“技术咨询中心”，从早到晚“热线电话”响个不停。收获季节，来自东三省和南方的商贩潮涌而至抢购抢运，临乡公路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红红绿绿的瓜菜成吨地拉走，花花绿绿的票子成捆地塞进农民的腰包。

　　乡亲们笑了，许彦彬的脸色却凝重起来。他看到瓜菜多了，农民争着卖，商贩压价收，乡亲们增产不增收。2000年春，他找到乡政府，说想把种瓜菜的乡亲们组织起来搞个“协会”，统一购种肥农药，统一销售，统一搞个商标打品牌。乡领导大为高兴，说全力支持！

　　于是，富起来的许彦彬自掏经费办起了“向阳乡瓜菜协会”，数年间发展会员近3000名，乡农业技术站聘请他当了第二门市部的义务经理。每到耕作时节和冬闲时候，他请来省城的专家教授给乡亲们讲科学种植，前来听课的农民最多时达五六百人，有文化的拿小本子使劲记，没文化的支着耳朵使劲听，许彦彬看到乡亲们这样好学，大受鼓舞，干脆中午管一顿免费午餐。结果来吃免费午餐的人越来越多，体育场成了没有围墙的“农技大学堂”。乡干部们感慨地说，分田到户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农民自愿来开会听课。

　　信息是致富之源，此后向阳乡瓜菜协会在全国几大城市招聘了市场信息员，2004年，许彦彬发现各地批发西瓜种子量减少近一半，他立即鼓动会员增种西瓜5000多亩，结果“西瓜户”都大赚了一把。2007年，4000多亩番茄突遭疫病，农民忧心如焚，许彦彬立即与杜邦公司上海总部联系请求救援，该公司派专家飞赴绥化，深入田间会诊开方，协会出资雇用8辆大客车，将数百名瓜农拉到现场“面受机宜”，结果药到病除。

　　所有这一切协会活动，全是普通农民许彦彬自费操办的！

　　加入协会的菜农越来越多，瓜菜成熟之时，邻近向阳乡的公路两侧绵延3公里，全是堆积如山、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摊，人流如潮，车马如流，这段贯通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的公路成了肇东市最大的瓜菜批发市场。2005年，在市、乡政府的支持下，许彦彬联合5个实力雄厚的会员，成立了“向阳乡瓜菜合作社”，大家决定集资140万元，征地建房，在路边搞个正规化的瓜菜批发大市场。许彦彬跑到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工商局干部摸摸脑袋为难地说，你这事儿挺新鲜，我们没遇到过，没法儿给你办手续，你就先干着吧。

　　在拥有586万人口、辖1区9县的农业大市绥化，第一个农业专业合作社就这样“非法”创办起来。经注册的“向阳花”品牌无公害瓜果蔬菜由此声名大振，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包括海南等一些大中城市成为主销阵地。目前，“向阳乡瓜菜合作社”批发市场年交易额8000多万元，社员种菜3万余亩，交易量近10万吨，是绥化市最大的绿色无公害瓜菜生产基地。不过，由于批发市场征地和投资花费巨大，开张后仅收取很低的服务费，合作社5个股东都亏了，有的两口子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许彦彬赔进去近30万元。乡亲们说他是“专理事、不挣钱的理事长”，可十几年来和他打交道的农民成千上万，没一个上访告状的。

　　“黄麻子”和“白胖子”

　　分田到户30多年来，特别是农民免交农业税以来，广袤的乡村大地似乎一片寂静，亿万农民各忙各的小日子，各奔各的致富路，春来秋去，村里大槐树下的空场地落满麻雀，除了三年一度民选村干部，村民开会成了稀罕事儿。

　　城里人不知道，近些年，农民自发召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

　　2006年，望奎县东郊乡李亚文的女儿考上大学，可2000元学费怎么也凑不齐。亚文找到张姨求援，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张姨种了多年马铃薯，有点积蓄，当即掏出2000元，然后建议说，你家孩子那样优秀，将来还有用钱的时候，你穷成这样，不如跟我一块种土豆弄点外快吧，我先借你1000元的股。走投无路的李亚文只好同意试试。到了秋后股金不仅还上了，还分了700元的红利。兴奋异常的李亚文思路大开，她通过亲戚在二龙山农场租下200亩地专种土豆，年底和张姨各收入2万多元。她想，自己和张姨闯出一条致富路，但单打独斗规模毕竟小，为什么不带动乡亲们一块干呢？恰逢2007年国家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李亚文受到启发，动员了18个大户入股集资300万元，集中耕地670亩，成立了东郊乡“顺达马铃薯合作社”。那是200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停电，18个股东集中在村委会的破会议室里，摸黑开了成立大会，李亚文当选理事长。“那以后，我们几乎每月开一次会，不是理事会就是监事会，”李亚文说，“分田到户以后，农民都不愿意开会了，可合作社成立后，大家特别愿意开会，因为一切都是民主决策，一切财务账目都公开透明，开了会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每次会开得热热闹闹，会后大家还实行AA制，喝顿‘团结奋斗酒’。”

　　按照国家相关法规，顺达合作社制定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以吸引广大农户：所有国家惠农补贴一分不动全归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与农民签订最低保护价收购合同，保证每亩纯收入900元；实行多收多得，售后二次分红。因土质好、耕作细、管理严，品种也选得好，顺达合作社的品牌“黄麻子”土豆很快红透半边天，产品远销大江南北，全国着名的食品加工企业“上好佳”闻风而来，决定把这里定为原料基地，全面实行订单生产。2011年，顺达合作社种植土豆17000亩，横跨4个乡镇，社员平均获利36万元，18个股东各获利40多万元。不久前，李亚文又主持股东开了个会，她说，现在咱们富了，不能忘记那些特困户、伤残户，明年咱们帮着他们把地种起来，全包代管，让所有乡亲都过上好日子！

　　就在“黄麻子”土豆诞生之际，兰西县又冒出个“白胖子”土豆。

　　向阳村紧靠兰西县城，村主任徐文武当过9年民办教师，年“薪”970元，因收入低他回村当了农民。此人获得过黑龙江省教育学院的函授文凭，又熟悉农村情况，在村里算是见多识广的“高级知识分子”，2005年顺利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2007年，镇领导找到他说，国家鼓励村民联合起来创办合作社，搞土地规模经营，你能不能鼓捣鼓捣？徐文武一听就知道这是大好事，他找到党员李树德，两人都是能人，晚上坐炕头一合计，咱村紧靠县城，外有公路，如果搞个蔬菜合作社，比种大苞米来钱快多了。两人联合了11户有实力的村民组成马铃薯合作社，吸收了近百户社员搞统一经营。集体大宗采购，种肥农药的价格立即下来了；土地规模机耕，比单干户每亩成本下降5元，省下的劳力外出打工或在合作社劳动，可以再挣一份工钱。可东北冬季漫长，怎么能掌握作物生长期呢？经市里农科部门指点，他们引进了马铃薯“扣膜育芽”技术，每年3月还是冰雪世界，他们先在室内育芽，5月栽秧，7月收获，然后迅速整地，再种一茬秋白菜，东北传统的一季作物由此变成两季收获，1亩效益顶5亩。社员们欢天喜地，纷纷跟着效仿。徐文武说，一到3月你进村看吧，家家炕头、地上摆满育芽的瓦盆木箱，密得插不进脚，炕上这头睡觉，那头是育芽箱，“好像夫妻搂着土豆芽子睡觉呢”。兰西县是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土豆长得又大又圆，表面平整，个头均匀，吃起来起沙，带甜味儿。镇党委书记高维国说，这么好的土豆得起个好名字，便于打市场。他领着大伙儿琢磨商议了好几天，最后经投票表决，定名“白胖子”。纯绿色、无公害的“白胖子”迅速打响，销路直达长江两岸，订单生产供不应求。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局也成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说我们机关食堂主打土豆食品就是“白胖子”。

　　2011年，这个合作社拥有社员440户，经营土地面积15100亩，社员每亩收入8200元，比种植苞米的单干户增收14倍。农民富了，全村搞起新农村一期建设，依山而上盖起一排排别墅式新房，外墙是咖啡色，楼顶是红铁皮，每套房100多平方米，楼间宽敞疏朗，林木葱郁，结果被村民抢购一空。2011年村里搞选举，徐文武再次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李树德高票当选村支书。我问，你们既是村官又是合作社的头儿，村民会不会怀疑你们搞猫腻？徐文武笑着说，村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财务收支全部公示，一切决策民主讨论，你搞不正之风，社员就退社，合作社还办得下去吗？

　　大农机进了小村庄

　　贾洪涛，18岁外出打工时是个小瘦猴，裤袋里藏着50元活命钱，35岁回乡时宽额方脸，膀阔腰圆，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物流业老板，在北京、石家庄、海口设有营业点。2005年秋，他开着光亮闪闪的本田轿车回到绥化市北林区的永兴村看望父母，刚下过一场秋雨，道路泥泞不堪，车陷在泥水坑里不能动了，叫来两台四轮子，用了两个小时才把轿车拽出来。回到家，当过几十年村干部的老爸瞅着一身西装革履的儿子和轿车成了泥猴，脸色很沉重，他心疼的不是儿子和车，而是全村的乡亲们。老人说，村里情况你都看到了，家家过着穷日子住着泥草房，好姑娘都嫁到外面，光棍剩下一大把，你在外面发达了，有本事也有本钱了，还是回来帮帮乡亲们吧。

　　听了父亲的话，贾洪涛毅然决定留下来，领着父老乡亲闯一条致富路。镇领导很支持，指定他当村“负责人”。第一次开村民大会，掌声很热烈，他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不知讲什么，只说了几句“我一定好好干”之类的话，人和汗就一块下来了。要致富先修路，他没告诉妻子，私下拿出80多万元为村里铺了10条砂石路，接着打了48眼机井，修整了数千米水渠，安装了进村电视和10台电脑，网线把大大的永兴村和小小的“地球村”全面连接起来——世界因此变得扁平了。

　　当时永兴村村干部平均年龄55岁以上，开会就咳嗽，出门就喊累，上炕就捶腿，而且论资排辈都是他的“二爷三伯四舅父”之类，根本支使不动，贾洪涛挑了5个年轻的治安员帮他打理事务，两年后经村民“海选”，老爷子全部进入“顾问委员会”，5个治安员都当了村干部，永兴村虎虎生风了。贾洪涛乘势而上，又相继组建了蔬菜合作社、现代农机合作社和烤烟合作社，全村688户全部入社，17200亩耕地全部由合作社规模经营，由农民群众自愿发起、真正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化运动”在永兴村产生。2011年，永兴村4个合作社总收入1500万元，拉动村民增收2336万元，当初只有贾洪涛的一辆轿车，如今全村轿车、越野车、客货车达200多辆，一栋栋造型优美的新社区楼房也拔地而起。

　　我问，现在有些农村脱离实际过快城镇化，农民“被上楼”，给生产生活造成许多困难，你那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吗？贾洪涛说，只要把合作经济搞起来，土地实现连片代管、规模经营，现代大农机用上了，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另谋职业，他们当然愿意上楼！再说我们7个村进驻新社区，可增加复垦耕地2万多亩。以往村里家家都有个大菜园子，其实吃的少扔的多，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农民上楼以后大片土地腾了出来，这对国家粮食安全是多大的贡献啊！

　　他说的太对也太好了！在座许多干部农民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在绥化生机盎然的广阔绿野上，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千百个乡村能人、种地大户、被群众认可的村组干部先后涌出，成为引领广大农民走向现代化大农业的新一代致富带头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理事长”。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绥化市“因地制宜，多元创办，政府支持，市场引导，大力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

　　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身材高大，嗓音洪亮，走路大步流星，虎虎生风。到任以来，他的大嗓门儿喊得最多最亮的就是“发展合作经济，推动规模经营，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两年来，全市农业合作社迅速发展到3000多家，拥有众多大型农机、价值达千万元以上的农机合作社从几十家跃升至219家，作业覆盖面积占全市耕地四分之一，2011年全市粮食产量306亿斤，比上年增产37亿斤。下乡访谈时，我和朱书记一起走在田间路上，他顺手摘了一片草叶含在唇边，吹起欢快的歌哨。看得出，面对这片正向现代化大农业阔步迈进的沃野，他的内心响彻激情而昂扬的旋律……

　　数千年里，牛拉犁一直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改革开放30余年，小四轮拖拉机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象征。

　　新世纪到来，在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农民自发组织的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涌现在乡村大地，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这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这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体系中，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正在汇聚起前所未有的集体智慧和能量，分散经营的广大农民正在重新集结起来，数字化大型农机具正在隆隆开向连年增产的绿野。毫无疑问，这是打造现代化、产业化绿色农业的希望所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极其伟大、令人激动的新的历史发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勇敢创新，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积聚了30多年巨大能量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将获得极大解放，并为现代化大农业的进军开辟广阔的前进道路。

　　历史的问号已经破题。

　　梦想不再遥远，她正在绿野上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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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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