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logoxiao.png

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qrcode_for_gh_6cacc3437a78_258.jpg

扫描进入微刊

杨槐 || “官话”南下与粤语的反哺

 二维码 3875
发表时间:2020-07-18 08:29作者:杨槐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一、历史上的“官话”[1]

  汉语是随着华夏民族的统一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漫长悠久的历史和纷繁复杂的演变,它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中华文化从混沌走向文明的历史全貌。

  对于封建社会历代通用的、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学术称之为雅言、夏言、雅音、通语、正音。“官话”是社会上对国家标准语、官方标准话约定俗成的称呼。每一种“官话”都因政权首都变迁、人口迁移、山川地势等因素,打上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烙印,同时也必然会对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时期的“官话”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强的历史覆盖性。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长安音、洛阳音都曾做为权威的“官话”。西晋末年,五胡乱华[2],晋室迁到了南京,中原汉人纷纷南渡,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落户,洛阳音随之在江淮一带传播,与吴语交融,中原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形成的金陵音成了中国那时的“官话”。

  隋唐首都建在关中西安一带,华夏正朔随之北归,金陵音和长安音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凭借着政权的优势,长安音占据了上风。

  宋一统天下,以开封音、中州音为代表的中原音成为宋代的“官话”。南宋时期,大量中原人迁到南京、扬州,形成了保留中原音且与吴语逐渐脱离的“下江官话”。蒙古灭南宋后,黄河中游的中原音濒于灭绝。

  明朝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3],编撰原则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要求恢复宋代的中原雅音,实际上却形成了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明朝“官话”。

  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限于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其发音和语法尚不成熟,词汇量有限。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和生活需要,八旗贵族迫切需要学讲汉语,于是形成了没有入声、有翘舌和儿化音的带有阿尔泰语系色彩的北京内城话,并最终蔓延到整个北京,到了清朝的中后期,终于取代了“南京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

  二、中古“官话”的正宗嫡子

  广府文化指的是广府民系或称粤海民系的文化。广府并非只是指广州,通常指的是使用粤语地区的汉族族群。粤语又作广东话、广府话,俗称白话,海外称唐话,是一种汉藏语系[4]的汉语,也是广府民系的母语。粤语发源于古代中原雅言,是中古时期中原汉人南迁至岭南地区与土著语言融合而形成的方言,其具有完整的九声六调[5],较完美地保留古汉语特征,透露着中古汉语的遗风,是广府民系的最重要文化载体。

  尧舜时期,桂林东南部和永州南部、贺州、梧州、肇庆属苍梧古国,居住着骆越、瓯越和苍梧等百越民族,道县、宁远、江永、江华、富川一带古称“苍梧之野”。

  公元前221年,秦于潇水之畔置营浦县,都督发戍屯垦、开河筑路。公元前219年,秦修建联通潇水和贺江的“秦新道”。“秦新道”始于道州,分成谢沐(江永)、冯乘(江华)两线。 “秦新道”与潇水营浦段、贺江全线,统称“潇贺古道”。

  公元前214年,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这些人以及做买卖的商人就是最早成批到来的开拓者,长安音开始在岭南地区传播。

  至汉代,汉高祖封赵佗为“南越王”,统治南越之地,许多汉人进入岭南,与南越杂居,促进了汉语的传播。遗传学研究表明,在岭南的汉族人中,北方汉族人的基因贡献,父系占60%,母系仅约30%或更低。[6]根据这个数字推断,古代汉族男子大多是单身南下的,他们来到岭南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家庭中,男方的语言占主流地位,是强势语言,妻子们必须跟随丈夫学习汉语才能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当她们没有完全掌握汉语时,说的就是带有浓重少数民族口音,同时夹杂着大量当地的词汇和语法成分。也许这些女人的大多数都止步于这种汉语程度。同时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妻子们的影响,孩子在“半生半熟”的汉语语境中成长。随着无数个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这种“半生半熟”的汉语在岭南地域流行起来,经过几代人口耳相传而稳定下来。中原汉语与百越土语的融合勾画了粤语雏形,诞生了古代四大汉语方言——广信方言。

  东汉时,马援疏浚富群江,使湘漓古道与潇贺古道连在一起。隋唐后,南下的移民增多,开垦出大量的田地。经过了数百年开发,“苍梧之野”早已成为膏腴之地,物产富庶,人烟茂盛,成为多民族的聚居区,产生数十种分属五大汉语方言的各种土话和次方言,有“语言金三角”“方言博物馆”之称。“潇贺古道”既是沟通岭北岭南的交通要道,又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最早的交汇点,汉后,成为海陆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对接点,被誉为广信文化、粤语发祥地。

  汉武帝时期,“潇贺古道”已经成为中原学术与外来文化融汇之地和广府文化的活水源头。来自中原的杨凭、柳宗元、刘禹锡、宋之问、李商隐、张九龄,文天祥、杨文广,王夫之等历代名人咸集毕至。

  汉经学家陈元、陈钦,造就岭南文化史黄金时代的士燮,佛学家牟子,唐著名诗人翁宏、状元莫宣卿、冼夫人、杨贵妃,宋开创中国理学派的周敦颐、状元毛自知、岭南士子的楷模杨摄官、明孝穆皇太后李唐妹等大批岭南杰出人物涌现,有文、有武、有儒、有道、有佛,有工、有商,岭南进入了文化发展的飞跃期。

  从三国到东晋十六国,中原战乱频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中原人口南迁的高潮,史称“衣冠南渡”[7]。中原汉语进一步与南越语融合,大大丰富了粤语。唐代诗人咏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正统,传承了中原的优秀文化,史称“六朝文化”[8],金陵音正是当时的“官话”。

  唐末宋初,五代十国的南汉[9],岭南内部大致稳定,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岭南汉语出现了一段很少受到外来影响的时期,使粤语在构词、语法、读音等方面,变得更加规范化,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结构、词汇系统的表达方式,其语音、词汇,大体奠定了现代粤语的基础。宋后期的粤语,开始与北方汉语拉开了距离。

  金人和蒙古人等外族两度南下灭宋,使整个北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胡化,这个时期,除了南京、扬州、镇江一带,就是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保留了相对纯正的中原血脉和语音。虽然元代的战乱动荡及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迫使大批南宋遗民不断南下,把大量唐宋时期的技术、文化和风俗等文明带到地处偏远的岭南地区,不过,在粤语已经“自立门户”的情况下,中原官话对其的影响力减弱了。到了明初,大量人口从山西迁入山东、河南、河北、从江南迁移到江淮,南京迁都北京,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与岭南没有关系。虽说明代驱除胡虏、再造华夏[10],让我们触摸到宋及以前的文明,但以南京话为主的明代“官话”止步于两广的丘陵地带。因此,明代的粤语可能已与现代粤语大体相同了。

  今日的粤语还保留着不少中古时代的汉语语音,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深、心、金、簪这四字粤语音同韵,而在普通话语音中却不同韵。“家书抵万金”的“抵”字,广州人一读便知是“值得”之意,这是因为粤语保留了部分中古音与古词汇、古四声等因素。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用粤语读诵唐诗更能表达诗歌的浪漫抑扬、铿锵有力,悠悠粤韵,比普通话更押韵,这表明唐代“官话”是与粤语相近的。

  唐宋“官话”对岭南长期保持着压倒性的影响,一波波地扩散传播释放。“官话”随着王朝政权的更替在长安、洛阳、金陵、北京等王朝政权所在地循环,各领风骚的洛阳音、金陵音、长安音等雅音被历代中原移民带到东南沿海,并以融合当地文化形成的方言这一独特的方式保存了下来。秦汉时期的关中音被粤语传承,而唐宋“官话”则继续主导粤语的衍变。历代“官话”对岭南汉语具有强大的覆盖性,今天的粤语是历史上的“官话”和土著语言融合交流,多次沉淀凝聚后的结果。广府文化所蕴藏中古历史文化的悠久和精髓,用一个“熬”字来概括十分传神,火候到了,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正所谓“熬得住、才能出众”。

  遗憾的是,由于沿海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不便,缺少强力政权的支撑,在千年的历史中粤语终究难以左右中国“官话”的主流,未非没有形成反哺中原的张力,缺少的只是一个机遇。

 三、粤语的机遇

  到了清末的时候,中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完全成了维护列强利益的政府,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都集中在清朝政府身上。

  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先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纲领。1911年,武昌起义席卷全国,最终彻底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清朝”官话”实际上是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游牧民族所习得的具有浓厚阿尔泰语系色彩的汉语。入声字全部丢掉,造成了汉语同音字大量出现。这样的汉语被汉人斥为“不伦不类”,但就是这个离中原“雅音”最远的发音,当满人成为统治阶级后,成了清朝通用的“官话”。

  废除清朝“官话”自然成了辛亥革命之后的重要内容之一。一大批革命党人认为,革命成功后,新建立的国家当然不能使用带有“鞑虏”色彩的语言,而应当给予具有中古“官话”遗风的粤语以“国语”的地位。辛亥革命给了粤语一个登上“官话”最高殿堂的机会,各界舆论对此反响十分热烈。

  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历史背景中,定粤语为“国语”是志在恢复中华正朔之举,呈顺水之势,合乎民意、众望所归。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东,大总统孙中山是广东人,廖仲恺、林森、胡汉民、陈炯明、陈铭枢等广东派系占据国民政府的重要位置,也有一批广东籍的共产党员在国民政府和北伐军任职。国民革命军大部是南方人,很多人都讲粤语,北伐军第一军广东人占了很大的比例。

  “驱除鞑虏”是同盟会早期的纲领,但这个口号的狭隘性造成了部分满蒙贵族恐慌,刺激了外蒙和满州的独立思想。孙中山从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局,及时纠正了“驱除鞑虏”所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这对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稳定满蒙上层贵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在《对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谓,表明中华民国代表当时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也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由自在的统一体向自觉的民族统一体过渡的完成。

  孙中山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和眼界,他提议以带有满蒙色彩的北京话为“国语”,反对的呼声十分强烈。孙中山做了大量工作后,交付国会投票,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而未能晋身成为“国语”。传承中古“官话”正宗嫡子的粤语与一统天下民国“官话”的至尊地位失之交臂。虽说这次的表决结果令中华正朔叹息,是粤语和广府民系的损失,但是在继承清朝的全部遗产,保持了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将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上统一起来并形成全新近代国家方面,粤语做出了奉献。

  四、粤语北上反哺

  广府文化形成后,在政治、哲学、学术、艺术、经济、工艺和生活各方面全面发展,尤其是在人文学科、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大批的文化大师,张九龄、康有为、梁启超、陈垣、陈寅恪、容庚等,这些名字放射着岭南文化的光辉。到了近代,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康梁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广府文化都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广府文化厚积薄发,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基础条件。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带成为思想最开放、行动最迅速、经济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开放前沿,广东人成为时代先锋和楷模。改革开放的大潮由南向北席卷了神州大地。起源于中原文化,并独自发展孕育了数千年的粤语也随之第一次大规模地北上,形成了反哺中原文化的语言运动,这是中国和广府文化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件。

  生活用语较多地进入普通话[11],如洁具、厨具、电脑、保龄球、碰碰车、卡拉OK、等等。语言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粤语北上的词语多与经济、金融、赚钱、享受生活有关,反映了广东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重要地位和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充分肯定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要广东胆子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央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以粤语为先锋的广府文化北上的反哺运动。

  90年代初,又有一大批粤语词汇进入普通话,如上市、大盘、牛市、熊市、写字楼、发展商等。

  粤语北上给普通话注入大量词汇,既提高了自身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也丰富发展了普通话,弥补了南北,包括港澳台在社会历史形态方面的差异。南北方的沟通更为方便,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社会形态、思维生活方式、语言表达进一步凝聚,对平衡各自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粤语北上是一种文化的反哺,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和文化方面正发生着巨大转型,展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成熟性,其营造的崭新生活形态、生活观念和社会文化,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内容,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生活。

  广府文化在保留、发展珍贵的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自身从偏远蛮夷之地走上文明的最高殿堂,其所释放出来的丰饶历史意识和国家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今天仍要对广府文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认真的学习,因为它仍旧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而巨大的精神动力。

  一个南北交流、东西融合的共构中国梦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远古至今多种多样的文化汇成博大精深的泱泱中华文明,广府文化与其翘楚粤语正是悠久中华文化文明发展的一座丰碑。

注释:

  [1] 关于官话是方言还是语言的问题存在争议,认为它是一种方言的人,称其为“官话方言”。

  [2]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

  [3] 《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唐宋音韵在长江以北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洪武正韵》作为明太祖复兴华夏的重要举措,影响广泛。

  [4] 汉藏语系是用汉语和藏语的名称概括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群。中国为该语系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多为汉藏语系民族。

  [5] 即九个声调,六种音高。今日的粤语中,平、上、去三声分阴阳,而阴入、中入和阳入这三个入声的音高,分别与阴平、阴去和阳去相同,是为六个音高,再加上三个入声顿错性的差异,就能分出九声。

  [6] 麦耘:《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形成的模式》,《方言》2009年第3期,第90—96页。

  [7] 由于胡人在北方的残暴统治,北方汉人从黄河流域大规模避乱进入安定的长江流域。

  [8] 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习惯上称为六朝。

  [9] 南汉(917年-971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地方政权之一,管辖现广东、广西两省及越南北部。唐朝末年,刘谦任封州刺史。907年,其子刘隐受封为彭郡王,909年改封为南平王,次年又改封为南海王。凭借917年其弟刘龑称帝,国号“大越”。次年,刘龑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

  [10] 1367年朱元璋派军北伐,发布告谕中原各地人民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11] 普通话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形成的。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却又不等同于北京话,是摒弃了北京语音中的一些土音而形成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编辑:吴 洛;审核:吉庆菊)

文章分类: 文学评论
分享到:
阅读后您觉得本站文章怎么样?
非常棒!
还不错
一般
极差
投票
查看结果
新发文章
会员登录
登录
我的资料
留言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