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槐 || 罗焕荣：跳出《水浒传》的大革命农民领袖

　一、要学梁山泊好汉[1]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杰出小说，它对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进行了高度艺术概括。作品深刻反映了几千年来农民被剥削压迫的巨大苦难，通过梁山起义军的成长、发展和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演变和农民革命的基本原因，热情赞颂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刻画了诸多人物的艺术形象，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名著。《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2]，生动地刻画了诸多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历，他们聚集于梁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消灭地主武装，攻打州府，横扫“官军”，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土豪恶霸，掀起了声势壮阔的农民战争，震撼了封建王朝。

　　1900年，罗焕荣出生于广东博罗县第二区埔前乡下村的农民家庭，这一年的秋天，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颐和园惨遭洗劫，慈禧和光绪仓皇逃出北京，授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来，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清王朝风雨飘摇、社会动荡、烽火四起。 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和有志之士开展变法图强的运动，由于封建政治的腐败，所有的努力惨遭失败，中国陷入三千年以来未曾经历过的历史大动荡。

　　罗焕荣的祖父罗寿松，是一位饱读诗书而蹉跎仕途的满清秀才，期望罗焕荣走由学致仕、荣宗耀祖的道路，用传统文化对幼年的罗焕荣进行了人生的启蒙。父亲罗鸿恩禀性恬淡，灌园治地、戮力耕植，以养全家。母亲王氏善良仁慈，勤俭持家，承担起全家的浆洗缝补和日常生活。

　　罗焕荣8岁入乡间学堂，读书勤奋、讲义气、敢担当，受到老师的喜爱和栽培，学业日进有功，1916年考入河源县立乐育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紫金县立乐育师范学校。罗焕荣在高等小学堂、师范学校的藏书中，觅得《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名著，《水浒传》成为他最喜爱的文学作品。罗焕荣崇尚武艺高超、疾恶如仇的林冲、鲁智深、李逵等英雄，立志要尽忠报国，养成了抱打不平、敢作敢当、知恩图报的性格品质。

　　学习梁山好汉，要锻炼强壮的身体和学习高强的武功。罗家“老祖屋”的“楼角”悬挂着习武练功的沙包，罗焕荣向武术教头学习各种拳脚打法，尤喜模仿梁山好汉的武艺本事。在村里的一次切磋比试中，飞步登场的罗焕荣目光灿灿射人，挽袖奋臂，大喝一声，竟用两个手指将百斤甘蔗捆高提起后又轻轻放下；随后舞起几十斤重的耕耙，奋左击右，时而阔步、时而跳跃，猛然抛向高空再徒手接稳，随后拂衣顿足，降阶下堂。观看的人一片喝彩，皆有怵惕之心，长者窃窃言，此后生必为时所用。

　　陈炯明[3]盘踞东江博罗期间，嚣风遂行，军阀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比居同势、沆瀣一气，霸占民房、苛捐杂税，弄得全县家家闭户、农民辍耕、哀鸿遍野。罗焕荣愤恨道：“世道不平等，百姓就遭殃，军阀不打倒，人民无宁日。”

　　《水浒传》描写的是南宋的农民起义，而700多年后的罗焕荣竟与被逼上梁山的好汉有相同的悲惨遭遇：弟媳朱新娣，被村中恶霸勾结土匪抢走；妻子周新姐被迫改嫁；知书达理、守正不阿的祖父被强加抗缴田赋的罪名而入狱致死；祖母悲愤交加，在同赃官论理中，被捅了一刀，含冤去世；父亲罗鸿恩离乡背井到南洋谋生，从此音讯皆无，生死不明。

　　封建社会那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政治，从屈原《离骚》开始，千百年来，诗歌、戏曲、小说多有揭露批判，而《水浒传》的横空出世，则超越了以往的文学作品，矛头直指专制的封建政权，指斥把农民起义军说成“盗贼”“大逆不道”的正统学说，肯定农民的起义和战争。“无美不归于绿林、不恶不归于朝廷”，代表当时农民阶级利益和革命要求的《水浒传》，让受剥削压迫的底层大众看到希望，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领袖从中吸取巨大榜样力量，得到激励和鼓舞，掌握了许多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于封建王朝的战争中屡创奇迹，推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艰难前进。

　　罗焕荣的阅读并非消遣，而是参与创造、认真思考，从中学习了许多做人的义气道理和军事基础知识。林冲一身武艺，却对霸占妻子的高衙内毫无办法，不能做只懂拳脚的一介武夫，单打独斗，还要学习“万人敌”的本事和智谋，把穷苦人团结起来，走梁山的道路。罗焕荣注意研读《水浒传》《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例和《孙子兵法》的韬略，认为“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等段落章节最为精彩，其中双方运用的战略战术，使罗焕荣受到了军事知识上的启蒙教育。罗焕荣进入博乐县师范学校以后，阅事更多，学识倍增，每与人言，多言时务，喜谈兵事，议论今古，务求道理。

　　罗焕荣要到广州，罗鸿恩坚决反对，要求他留在家里帮助应付艰难竭蹶的生活。为了阻止罗焕荣出走，包办了与同村周新姐的婚姻。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止罗焕荣的脚步。逼婚的第三天，他不辞而别，悄悄奔赴广州，考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第二部学习。

　　二、新文化运动的沾溉

　　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一批又一批先进中国人锲而不舍的追求，在种种运动相继失败和各种思想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被译介到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政治腐朽黑暗，两度帝制复辟，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激起了民众对北洋政府的强烈愤慨。

　　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只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才能救中国，一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以学生为先导，全国各界参加的“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揭开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掀起的爱国浪潮迅速传到广东，阮啸仙[4]、刘尔崧[5]等学生领袖纷纷到东江进行革命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思想解放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渗透到广东社会各界，尤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博罗各校学生在惠州学生联合会的指导下，纷纷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罗焕荣因积极参加县城的学生声援运动，受到乐育师范学校的退学处理。

　　1920年12月陈独秀被聘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6]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在市立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罗焕荣参加了谭平山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区委员会工作，与阮啸仙、刘尔崧共同工作。罗焕荣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思考，表达要学梁山英雄、反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的志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指导和帮助。

　　谭平山看重这个出身贫苦，认真思考、会拳脚武功、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指导罗焕荣阅读《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学灯》《觉悟》等“五四”进步刊物，推荐去聆听阅读陈独秀和其它共产党人的演讲文章。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农大众的过程中，逐步麜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选择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拯救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和俄国工农武装起义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在谭平山等人的指导启发下，罗焕荣开始用新的眼光对古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一直百思莫解的疑问，在“五四运动”广泛传播和大革命的洪流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从接触“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积极分子以及学习他们的观点文章，罗焕荣开始了解、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他摒弃梁山绿林意识，走上革命道路的重大转捩。

　　三、黄埔军校的淬励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可靠的革命武装，一致通过创办黄埔军校的决议。

　　黄埔军校是大革命时期培育中华民族英才的摇篮，军校的大门上，高挂着孙中山亲题的对联：“革命者来，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同学们没有辱没它的英名，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战争中，罗焕荣、赵一曼[7]、谢晋元[8]以及19万黄埔学生奋袂而起，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广阔舞台，慷慨赴死、以身许国，一洗民族百年奇耻大辱，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幕。

　　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是黄埔学生中的精英和前驱，其中有立下赫赫战功的国共两党的著名人物，包括罗焕荣、贺衷寒、王逸常、徐向前、蒋先云、邓文仪、王尔琢、曾扩情、周品三、宋希濂、蒋孝先、罗奇等135名人员。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规范的工作秩序。校内设立中共黄埔特支，各年级的党代表由廖仲恺[9]、周恩来从教官和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中遴选聘任，在第一至四期学员中发展了500多名中共党员、团员和进步学生。

　　孙中山经常到军校视察，发表演讲，给同学们极大的鼓舞；廖仲凯、周恩来对第一期同学倾注了希望和心血，朝夕相处，给予指导和帮助；恽代英[10]、肖楚女[11]、高语罕[12]、张秋人[13]、于树德[14]、熊锐[15]等政治教官讲授《国民革命概论》《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等政治课，极大扩展了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和提升了眼界。

　　共产党人的主讲课，尤其是周恩来的授课演讲，深深地吸引和影响了罗焕荣，他对治乱持危、盱衡大局，对中国革命问题条分缕析、深谋远虑的周恩来十分敬佩。

　　黄埔军校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16]，罗焕荣读了《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三民主义》《国民概论》以及军校出版的《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潮》《黄埔日刊》，使他对三民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深刻的认识，思想上发生质的飞跃，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

　　熟悉《孙子兵法》《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战例以及练习武功的底子，使罗焕荣在攻防战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等各项专业教程中脱颖而出、成绩竿头日进，以才识兼茂的军政素质，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中的皎皎者而初见头角，名入黄埔军校众人之耳[17]。

　　蒋介石每月都要找十几个同学谈话，当面测试优劣短长。大家站在办公室外列队等待接见，谈话像是法院的庭审，学生立正回答问题，有的同学只说了两三句话，就被“请”出来了[18]。轮到罗焕荣，蒋介石仍旧板着面孔，询问家庭出身和学习等情况，罗焕荣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方面的良好素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

　　孙中山一年间五次视察黄埔军校：1924年6月16日参加军校正式成立典礼[20]；8月4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到军校参加苏联顾问巴甫洛夫将军追悼会[21]；8月31日，孙中山到黄埔军校巡视校园；11月3日，孙中山到校观看军校第一期学生和教导团的制式操练；11月13日，孙中山到校检阅学员的战术演习。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同学寄予重托，亲切地勉励道：“你们黄埔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百里甚至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对于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负的。……就是大家拿出本钱来，牺牲自己的平等自由，更把自己的聪明才力都贡献到党内来革命，来为全党奋斗。大家能够不负我的希望，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22]

　　1924年，孙中山筹划北伐，在韶关设大元帅大本营行营，亲自指挥调度北伐的军事活动。他爱兵如子，对“黄埔一期”更是寄托重望，电令蒋介石调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生随行韶关。

　　驻防韶关期间，罗焕荣和第一队同学得到了孙中山多次接见和耳提面命的教诲，宋庆龄每周带着猪肉、水果来驻地慰问、座谈。孙中山特意为第一队学员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孙中山亲自指挥进攻，以身行教，率先冲锋前进，用中央突破和迂直奇袭的战术，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绩。

　　孙中山在演习讲评中指出：“一个革命军人，要抱有救国救民的大志，毕生为这个目的而奋斗，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革命军要以一当十、以一当百……。”[23]

　　1924年9月20日，孙中山在韶关南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第一队的全体同学接受检阅；21日孙中山偕宋庆龄、苏联顾问鲍罗庭、大本营各部长官，视察芙蓉山、莲花山及东河要隘防务时，再次指导第一队学员操练攻防演习[24]。

　　在“在韶各军庆祝武昌起义13周年暨北伐军阅兵典礼”上，孙中山检阅了包括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全体学员在内的两千余名士兵[25]。受阅部队阵容严整，斗志昂扬、以气呑山河、无往不胜的气概走向阅兵台。韶关机场观者如堵、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孙中山指出：“北伐之目的在于推翻直系，统一中国”，要求参加部队勇敢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26]。

　　第一队学员枕戈待旦，整装待发，罗焕荣决心以孙中山对第一队学员的勉励，在北伐中“不仅要做一个有才能的军人，而且要做一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军人。”此时的韶关顿兵坚城，气象一新，全国瞩目的北伐出师近在眼前，疆域一统的匡复之功指日可待。

　　周恩来对罗焕荣的学习和工作给予肯定，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勉力擢拔，多有倚重，数次指派罗焕荣担任斗争第一线的要职。

　　军校毕业后，罗焕荣被分配教导第二团担任连队基层干部，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作战。1925年10月6日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27]，罗焕荣被编入东征军主力第一军第一师。

　　罗焕荣在战事倥偬中，仍与周恩来两地相望，音问不绝。在10月13日的攻打惠州城战斗中，罗焕荣中弹负伤，在泰美毛沙村养伤时，周恩来亲自前来探望。

　　1926年春，周恩来将罗焕荣从前线调回，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兼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军事教官，同时任命的军事教官还有徐向前、王逸常。决定开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周恩来又将罗焕荣推荐给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的军事主官。

　　四、燎野的爝火

　　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州共举办了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它是为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革命学校，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材”为宗旨，培训农民运动的政治和军事骨干人才。1926年2月5日，根据国民党中常委第二次会议决议，决定开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3月16日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在3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28]

　　肖楚女、周恩来、彭湃[29]、高语罕、赵自选[30]、黄征泮[31]等20余人任教员，罗焕荣被毛泽东聘为军事训练教官兼军事训练第二队队长[32]。来自20多个省区的327名学生系统地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

　　1926年5月3日，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甘乃光、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广州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等人到会祝贺[33]。

　　毛泽东系统地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地理课》，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武力与民众》[34]，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罗焕荣和其它几个军事教官讲授军事课程和主持军事训练。

　　农民运动讲习所设立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毛泽东指导和组织学员深入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认识农村阶级关系，指导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34]。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指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35]

　　罗焕荣积极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重大政治活动。1926年5月30日，毛泽东率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到东较场参加广州各界纪念“五卅”大会并游行。6月23日，在广州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率领农民讲习所全体学生走在所有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口号[36]。7月，毛泽东带领农民运动讲习所50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个星期，考察农村现状与农民运动情况。8月中旬，罗焕荣又随毛泽东带领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学生到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 。[37]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农民革命是农民运动讲习所课程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多次给予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革命的民族主义是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是反抗军阀，使中国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是反抗大资本买办阶级尤其是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只有推翻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才能打破帝国主义、军阀、大资本买办和地主阶级的联合，才能有农民的地位和革命的胜利。

　　对于导致农民起义和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方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8]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学员的军事素质培养，要求农民讲习所的军事讲授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有三个月严格的军事训练课。“毛主席认为搞革命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的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为了使学员毕业后能文能武，成为农民革命武装、农民自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讲习所学员在学习期间过着艰苦、紧张、活泼的军事生活。”[39]

　　罗焕荣作为军事课程的主讲、主训教官，经常与毛泽东商谈和请示安排军事课程和军事训练活动，培养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做好学员的思想工作，加强军事战略战术素质的养成[40]。毛泽东在课堂上以及在与教员、学员交谈聊天中，经常借《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故事，对中国革命、农民前途以及三民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擘肌分理，解说生动、深入浅出，听者无不踴跃欢欣、备受鼓舞[41]。

　　罗焕荣进一步研究中国农民起义的规律原因，熟练掌握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作方法，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和信心产生了飞跃。

　　孙中山要求学员去做联络农民的工作，他指出：“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我们的革命才可以大成功。”[42]

　　千锤成利器，孙中山的训词，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的授课以及军事基础的课程，使学员们成为大革命火种。他们毕业后，紧急奔赴各省、区开展革命工作，大多数人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在各地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参加东征、南讨和北伐，迅速在全国各地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罗焕荣深刻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发动起来了，国民革命才会成功，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关键，是今天的农民运动不走失败老路的保证。

　　罗焕荣向党要求到农民运动的第一线去做党的武装斗争工作。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派遣罗焕荣到惠阳县平山区农民联防办事处任军事教官。

　　罗焕荣吸收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办法，根据农民武装斗争的特点和形势的需要，加强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白天上军事课和政治课，晚上组织学习《政治周报》《工人之路》《向导》等刊物，选择革命的重要问题开展学习、辩论和讲演。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等一切反动政派。”[43]罗焕荣给农民上课时，经常引用孙中山、毛泽东的话，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说理释意，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得到了农民的由衷喜爱和热烈拥护。

　　农民学员掌握了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政权的道理、政策，以及基本的军事常识，迅速成长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农民武装的骨干，在他们的身边，又团结了大批武装起来的穷苦农民。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由三万多农民参加的平山农民武装起义爆发了。罗焕荣担任平山第一、二次工农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与郑足[44]、王祯祥[45]、何友逖[46]、朱观喜[47]、林喜[48]、吕金[49]、曾水源[50]等农运领袖，为东江、惠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做出突出功绩与贡献。

　　1927年6月，罗焕荣在惠阳第二次平山武装起义中被捕，面对苛毒的酷刑，颜色不乱、阳阳如常、英勇就义。9个月后，他的战友和惠东人民不惧牺牲、再整旗鼓，发动了平山第三次农民武装起义。

　　平山三次工农武装起义前赴后继、挥戈挽日、高潮迭起，誓与反动派血战到底，山川震骇、天地同仇，农民战争的澎湃伟力裹风挟电、气贯长虹。

　　罗焕荣阅读《水浒传》等经典文学作品，练武功，学梁山英雄，探索、追求反对压迫剥削的道理。一个家破人亡的农民的儿子，在黑暗旧社会浮沉俯仰、探索求学；在民族式微、国步唯艰时辨识抉择，幼学壮行，走上革命道路；在风雷激荡中笃行坚守共产主义信仰，艰远跋涉、百锻千炼；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血腥镇压，发动组织了震惊全国的广东平山农民武装起义，点燃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和创建苏维埃的熊熊烈火。

　　罗焕荣是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战斗不息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智勇缜思，善于擘画军事、农运，具有传统文化修为的农民运动领袖，他的英名，镌刻在历史的大碣丰碑上，永存天地，长发其祥。

　　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历史周期率”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以陈胜、吴广开始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带进中国政治和历史，以反抗残酷压迫的伟大战争，开启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革命方式，为黑暗的封建政治和腐朽社会敲响了警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会蹶然而起，汇成一股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狂飙，扫除天下、重塑历史。

　　陈胜、吴广以后，项羽、刘邦，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战争。

　　国之命运在于人心，掌握中原政权的历代统治者，恃强恃力，每每忽视、低估这种反压迫、争生存的历史记忆和“天下问政”的浓烈文化传统及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兴勃亡忽”的王朝继踵而至，不绝于史。

　　蒋介石中道变节，与官僚资本通同一气，篡夺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把为民国奠基的三民主义纲领变成了一个缺少理论的严肃性和内涵规定性的空头口号，因而无法阐释与传统文化、民主主义、中国革命以及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大革命的初衷和进程被改写。大节一亏，百事涂地，民国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走到了工农大众的对立面，掉进了改朝换代的窠臼，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历史的动荡期。

　　国民党缔造了国民革命的时代，同时也被这个时代所摧毁。早期的国民党开国建政，执行“三大政策”，北伐军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直晥奉等北洋军阀望风披靡，其意气之盛，可谓武威雄壮。而当镇压工农、头会箕敛与挥霍享乐并发，一场农民革命的巨大风暴轰然而至，履危践亡的孱弱气数遂酝酿发酵，功业不修、成败异势，终至一朝卷甲。从1927年算起，仅仅过了廿二年，催场钟声又一次响起，历史大幕缓缓落下。“天不予我，非战之罪”，这是项羽自刎前的悲叹，用来形容国民党，言说的却是一个百年的始繁终寡、兴衰悲怆故事，历史的逻辑看似迷宫般错综，其实就是如此地简单明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这种循环往复的政权迭代和崩毁倾覆的历史，许多中外政治家都有过精彩的论述，杜牧针对秦始皇强盛却短祚的王朝，深刻指出：秦人无睱衰之，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复衰后人也。欧阳修提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著名论断，黑格尔的批评更是一语中的，他尖锐地指出：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的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案，中国的农民战争的前途、格局和气象为之一变。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打赢了世界历史上仅见的、被称为奠基之战、救亡之战、开国之战、立国之战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个个改变和定义“中国和世界”关系格局的大战，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前途，使世界上一切受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反帝反霸斗争风起云涌，“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立柱埋杆，社会主义中国赢得了国际上所有朋友，包括对手的尊重钦佩喝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举创造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奇迹，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动荡，跳出了两千年来农民起义战争总是失败的陷井泥淖，塑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宏大气象，给中华民族开辟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前景。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六位参议员[51]，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等接见和热烈欢迎。

　　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信心满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2]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因此，全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警惕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思想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的攻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用李自成为例，向全党发出警告，称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进京赶考”，指出存在着考试不及格的风险。新中国成立后，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认真研究思考政权历史周期率以及哲学上的重大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年过古稀的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可能陷入“兴勃亡忽”的泥淖，又拼上了他一生的所有辉煌荣耀，擎天砥柱，做出他生命最后的、最重大的、也是最艰难的战略抉择。毛泽东有一段自我的告白，读来催人泪下：“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53]

　　马克思主义宏大历史观、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激励毛泽东勇于摆脱历史的羁绊和狭隘政治的格局，既敢于摧毁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体系和规则，也勇于把那些鄙视群众、蜕化变质、官僚集团、修正主义的“楼堂馆所”全部推倒重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在毛泽东身上再一次体现出来，强烈地表达了共产主义必胜，中国人民必将团结和获得幸福的坚定信念。

　　基辛格评价道：“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敢于走自己路的坚强意志。”[54]对不循常例的毛泽东，基辛格说：他一生“就是要冲出包围圈。”[54]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地主的包围圈、国民党五次军事围剿的包围圈、日本侵略者的包围圈、朝鲜战场联合国军的包围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冲出历史周期率的包围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相信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困难。”[55]，就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和战略设计，尽管走了弯路，有很多的惨痛教训[56]，但作为他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研究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长期执政的问题，具有无可替代和积极的作用。这一笔重要而丰富的思想体系，深邃而难懂，也许人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消化和历史实践的反复检验，不过正因为如此，才赋予历史及其毛泽东研究的巨大魅力。

　　司马迁写《史记》时曾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天道无私、至仁无己，大党、大国的战略必有其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无关乎个人好恶，以一时损益得失和口舌之争，褒贬臧否未免不得要领真谛，将政治泛道德化、庸俗化，无益廓开恢宏而深刻的历史全貌。

　　怎样看待前人之失和个人境遇，还是张伯驹[57]说的透彻：国家大，人多，个人委曲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册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五四运动后的百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从口号概念思想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国家形式的过程。今天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借鉴吸收了当今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中国，以最大的牺牲和痛苦、最大的规模和速度，创建了最为进步、开放的社会文明，积累了巨大的国家财富，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强国。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悠久的文明，才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才能涌现成千上万个抛头撒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亿万工农的伟大前途，才有了百年奋斗而来的辉煌成就，以及从曲折痛苦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教训。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研究、信仰和学习来自五千年文明和人民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借鉴、传承历史，才能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不能置疑，中国的今后未来所有一切，当与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筋脉贯穿、血肉相连！

　　罗焕荣墓前，萧萧飒飒，无歌哭之声已近百年。当我们穿行于历史的时空，重回博罗七寮山下，读着墓碑上的斑驳陈迹，字字如火、句句含泪。那些被风干了的时间往事，似复活了的生命傲骨。站在这位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面前，凭吊奠祭、抚今追昔、慷慨寂寥、心潮涌动。

　　毛泽东指出：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都是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们无路可走。”[58]罗焕荣和他们那一代人正是被黑暗的时代和巨大的苦难“逼上梁山”，正是以这些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重光中华于垂险危境，以炙热的青春生命，终成中国农民运动一柱擎天的槃槃大才。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59]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一举打破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周期率，把一个曾神州陆沉、成百年丘墟的古老民族奋力推向历史和世界的巅峰。中华崛起、国家再兴，昌盛文明、人民永赖，何等的雄伟壮丽，其谁之功!

　　百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陵绝嶛嶕、激流险滩，每一步都走得艰顿竭蹶，但愈挫愈勇、聿越巉崄，可以告慰烈士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找到了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的办法，这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牢记工农大众赋予的使命，为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注释：

　　[1]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2]《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2页。

　　[3]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1923年兵败，退守东江。陈炯明曾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内务总长等职。

　　[4]阮啸仙，广东河源人，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等职。

　　[5]刘尔崧，广东紫金人，五四运动时，参加领导广州爱国学生运动，历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6]谭平山，“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1年1月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广州党组织主要创建者。

　　[7]赵一曼，中国共产党员、抗日民族英雄，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8]谢晋元，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著名抗日英雄。

　　[9]廖仲恺，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工人部、农民部部长。

　　[10]恽代英，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

　　[11]肖楚女，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优秀理论家，《中国青年》主编、《政治周报》编辑、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官。

　　[12]高语罕，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国共产党员。

　　[13]张秋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周报》编辑、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4]于树德，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一大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5]熊锐，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主义旅德支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先后在巴黎大学、弗来堡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工作。

　　[16]《徐向前传》编写组：《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7]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广东省民政厅合编：《南粤英烈传》第三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6－32页。

　　[18]《徐向前传》编写组：《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第24页。

　　[19]在“中山舰事件”中，罗焕荣涉嫌被捕，蒋介石许以出狱和营长职位拉拢，被严拒。

　　[20]《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6月22日记载。

　　[21]《黄埔军校管理部副主任陈适回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

　　[22]“孙中山著作丛书”《论军事及对军人演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9、377页。

　　[23]邓文仪：《从军报国记－邓文仪先生从军回忆录》，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第25－26页。

　　[24]梁关福：《孙中山北伐在韶关》，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25]《孙中山1924年秋在韶关》，《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东征北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

　　[2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27]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2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8-159页。

　　[29]彭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海陆丰总农会会长、惠阳农民联合会会长、广东总农会执行委员长，广州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

　　[30]赵自选，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大队教练、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训练总队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31]黄征泮，黄埔军校第二期炮兵科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连长，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训练教官、兼第一训练队队长。

　　[32]陈登贵、林锦文主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3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页。

　　[33]陈登贵、林锦文主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第6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34]陈登贵、林锦文主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35]《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页。

　　[3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人民出版，1993年，第166页。

　　[3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人民出版，1993年，第167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621页。

　　[39]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4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41]《罗焕荣传略》，河源党史办公室编纂资料，第37页。

　　[42] 《孙中山1924年秋在韶关》，《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东征北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

　　[4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44]郑足，山西应县人，任平山区农民自卫军军事训练教官，率农军参加惠阳县平山第一次武装起义。

　　[45]王祯祥，湖南醴陵人，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广州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肄业。

　　[46]何友逖，广东惠阳县平山乡人，组织领导平山两次农民武装起义。

　　[47]朱观喜，惠东县人，平山区农会会长，是平山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被誉为“平山农运领袖”。

　　[48]林喜，惠东县青龙潭村人，1925年参加平山区农民自卫军，任中队长，是罗焕荣的得力助手。

　　[49]吕金，惠东县青龙潭村人，1925年参加平山区农民自卫军，任副中队长，是两次平山起义中的一员猛将。

　　[50]曾水源，惠东县青龙潭村人，1925年参加平山区农民自卫军，是两次平山起义中的英勇斗士。

　　[51]六位参议员指褚辅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

　　[52]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1945年。

　　[5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54]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6页，第138页。

　　[55]《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63页。

　　[56]在党的历史决议中已有详细论述。

　　[57]张伯驹，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58]于俊道、李捷：《毛泽东交往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3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609页。

　　（作者系中共党史学会党的革命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编辑：吴　洛　审核：吉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