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王祥林散文《回家路上》赏析

一张花手帕，浓浓慈母情

                                       ——王祥林散文《回家路上》赏析

母亲节刚刚过去，我有幸在微信平台读到贵州六盘水市作协副主席王祥林老师2020年5月11日发表在《贵州作家·微刊》上的散文《回家路上》，被文中那张画着荷花的手帕所吸引，被那浓浓的慈母情深深感动。

散文发表于母亲节过后的第一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作者用通俗的语言、朴素的词句、简洁的对话、白描的手法攫取了自己在准备出院的夜晚，母亲用画着荷花的手帕牢牢地把“我”住院后剩余不多的钱包好，在出院回家的路上又“翻出手帕”排队买票买馒头、“拿出花手帕”买中餐——早茶奶饼、“翻出花手帕”找出零钱买车票、“拿出花手帕”捂手背等四幅场景进行惟妙惟肖的描绘，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母亲对儿子无私的关爱，洋溢着作者对母亲诚挚的敬意。其意义，不亚于给母亲捧上一束中国的母亲之花——萱草花，希望母亲乐而忘忧；不亚于献上一枝红色康乃馨，祝福母亲健康长寿；也不亚于送上一盒精致的水晶，颂扬母亲纯净无私的爱。

文章采用白描的手法，回忆了在1992年“我”读初一时的寒假，母亲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足足7年，才积攒够的入院费用后，带着“我”再次来到七年前为“我”动过手术的一家省城医院接受右脚康复手术治疗。“我”恢复20多天出院后，母亲花手帕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加之大年三十来临，母子俩返回县城后，不得不挨饿受冻，不顾长途劳顿，在换乘班车回乡下家中的路途中几经周折，几番艰辛后，方才踏上了回家的路。文章字字句句动人心魄，催人泪目，母亲的爱也在“花手帕”的一次次出现中，得到不断升华，一个平平凡凡的母亲为儿子无私奉献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手帕在九十年代是人们用来洗脸擦汗的主要物件，更是农村妇女用来包钱放钱的主要工具。作者把母亲的手帕写得细致入微，把母亲使用手帕的神情、动作、心态更是刻画得生动逼真。

“荷花手帕”第一次出现是在母亲办好出院手续的当天晚上。文章开篇写到，“我出院的前一晚，母亲整夜没睡。”她在忙些什么呢？在即将回家的晚上，母亲细心地“把那些为数不多的衣物理了又理，叠了又叠，放入帆布背包，把入院以来的票据数了又数，和几张零钱一起码得整整齐齐，放入一块画着荷花的手帕里，再把手帕一层一层包好，放在背包外层。”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花手帕”，那是一块“画着荷花的手帕”，母亲小心翼翼地用它存放“我”入院以来的票据和开销后所剩的几张零钱。

母亲是那样的细心，“一会，感觉有什么不对，又打开背包，拿出包里的全部东西，把手帕放在最里层，再放入衣物。随后，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她又是不放心，“不多时，她又打开背包，一件一件翻出来看，看完又放回去，还把病床前后上下都扫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后，才坐回椅子上”。她还是那样的不放心，“坐了一会，她又不放心地打开背包。”直到“夜深了，护士推开门，把病房里的灯关了，她才算‘安分’地坐回椅子上。”

“荷花手帕”第二次出现是在回家的早上买票时。那天，天刚麻麻亮，母亲从椅子上起来，轻手轻脚地出去打了半盆水回来给“我”洗脸后，弯下身背着差不多100斤已14岁的“我”，她用了很大的力才慢慢站起，杵着拐杖，天已经大亮了才背着我挪到矿上的车站排队买票。至车站时，“她把我放在路边的石梯上坐好，从背包里翻出手帕，紧紧地捏着去购票处排队买票。”买好票，应该是经过精打细算后，考虑到“我”还没有吃早餐，“又到路边的早餐店买了个馒头递给我”还推说她不饿，“把馒头掰成了两半，把大的一半给我，自己吃小的一半”。读到这里，母亲羸弱的身材已映入眼前。

“荷花手帕”的第三次出现是在回家途中的临近中午。当母子俩返回到县城汽车站时，发往乡村的班车已经停运，举目无亲、囊中羞涩的母子俩，此时显得无依无靠，母亲表情沮丧地“扶着我慢慢走到站外的路边。放下背包，又一次从背包里拿出花手帕，把背包放地上，把我扶坐在背包上后说，我去买东西给你吃。”等了好久后，因路旁所有的馆子关门闭户，母亲什么也没有买回来，手里除了紧紧攥着的那块花手帕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鸡肠咕咕、有气无力的“我”，母亲又冒着西风，踏着不断被寒风卷起的落叶，买回了一盒早茶奶饼。“我”和母亲每人干吃了三四块饼干，没有得到一滴水喝，也算将就解决了一天的午餐。当“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因为太干，吃得又急，差点被噎着”时，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背，还嘱咐我慢慢吃，要给我找水喝。在母亲的心中时时不惦记着儿子的吃喝。

“荷花手帕”的第四次出现是在回家途中的中巴车上。当发耳中巴车吆喝着过来，“母亲赶忙转过身来，扶着我上了中巴车。找个空位置坐好”，一番还价过后，仍不能得到没好气的司机对车费的减免，“母亲无奈地从背包里翻出花手帕。把零钱找出来数了又数”，“荷花手帕”里全部的钱只有31块，连40块的车费都还差9块，“师傅求你了，我们今天回不了家，这点钱也不够住旅社，我们也要赶回家过年呢”，在求得司机的勉强同意后，“母亲把手里的钱又数了一遍……”“好，好。母亲把钱递给过去，司机收了钱，才又启动了汽车”“汽车在司机的骂咧声和很多乘客的呕吐声中来到了俄脚街上，遇上另一辆停在路边等人的中巴车。”

“荷花手帕”的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俄脚街上停在路边等人的这一部中巴车上。当原车上的乘客都挤转到另一辆车上后，“我有些晕车，头昏昏沉沉的，听到司机撵我，赶紧拄起拐杖，慢慢向门边挪去，拉着扶手下了车挪向另一辆汽车”，母亲扶我在引擎盖一侧母亲的背包上坐下后，司机又要我们买票或喊原司机给票钱，否则就下车，“母亲突然打开车窗，一把拉住原车后视镜。师傅，停车……你不给，我就把你这个镜子掰下来。母亲突然发起怒来”“你敢！原车司机恶狠狠地说”“我有哪样不敢。母亲说着就开始用力扯那块后视镜”，眼看母亲丝毫不背示弱，“原车司机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数了几张零钱给新车司机”。

“母亲把手从原车后视镜上放下来，缩回车里，用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拿出花手帕，捂住刚缩回的那只手背。我看到，有血从母亲手帕上渗出，手帕上的荷花，显得更加红艳”，至此，一个温和、善良而不失刚劲、倔强的母亲形象已栩栩如生。

文章记叙母子俩从省城返家的路上所经历的艰辛和无奈时，选取母亲的“荷花手帕”为重点，通过“荷花手帕”在五个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中的出现，作者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细节，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农村一个温和善良、省吃俭用、忍嘴育儿而又敢于伸张正义、刚劲倔强的平凡母亲形象，抒发了作者对母亲诚挚的敬意和深深的爱戴之情。

文中，两个中巴车司机的自私贪婪和乘客的拥挤冷漠，客观再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的客运现实，更加烘托出了母亲的平凡而伟大。

【作者简介】

张志雄，1966年生，贵州水城县人，中学高级教师。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水城县作家协会理事。

附：《回家路上》原文

回家路上

　　　　　　　　　　　　                       ◎王祥林

我出院的前一晚，母亲整夜没睡。

她把那些为数不多的衣物理了又理，叠了又叠，放入帆布背包，把入院以来的票据数了又数，和几张零钱一起码得整整齐齐，放入一块画着荷花的手帕里，再把手帕一层一层包好，放在背包外层。一会，感觉有什么不对，又打开背包，拿出包里的全部东西，把手帕放在最里层，再放入衣物。随后，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不多时，她又打开背包，一件一件翻出来看，看完又放回去，还把病床前后上下都扫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后，才坐回椅子上。坐了一会，她又不放心地打开背包。

夜深了，护士推开门，把病房里的灯关了，她才算“安分”地坐回椅子上。

下午，医生刚刚为我的右脚打上石膏绷带，嘱咐母亲三个月后带我回来拆石膏、取钢钉，钢钉是一个月前手术时从我右脚踝关节打进去的。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家医院做手术，上一次手术是7年前，我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多，上了三次手术台，一双脚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创口，花光了家里好几年省吃俭用、卖猪卖牛的积蓄。谁曾想出院时，医生无奈地对我父母说：“我们已经尽力了，等他长大点再做一次，可能会有所好转。”

一家人继续省吃俭用7年，积攒够我再次入院的钱时，我已经到乡镇的中学读初一。这年寒假，父亲留在家里，母亲带着我再次来到医院。

7年，医院早已物是人非，医生们拿着我双脚的X光照片看了又看，会诊分析，最后决定从矫正效果好、手术难度小的右脚下手。

我的这次手术做得较顺利，下手术台后，创口也没有出现母亲最担心的发炎和感染。恢复了20多天后，护士告诉母亲，我有望在年前出院。

果然，在大年三十前一天，护士把出院通知书和结算单送来了。

拿到通知，母亲立即办好了出院手续，就等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县城，换乘班车回家。

夜里，我睡得并不好。脚上的石膏绷带正在慢慢变冷变硬，尽管盖着被子，我仍感觉到整只右脚冰冷冰冷的，小腿被勒得胀痛。

迷糊中，我仍能感觉到母亲整晚都坐在那张椅子上，没有合眼。

天刚麻麻亮，母亲就从椅子上起来。可能是怕吵醒别人，她轻手轻脚地出去打了半盆水回来给我洗脸。等我洗完，母亲到水房倒水，自己也洗了脸，把毛巾拧了又拧装进背包，把背包背在胸前，走到床沿准备背我下床。

这时我已14岁，体重差不多有100斤了。所以，尽管母亲和我都很小心，但当我爬上母亲的背，母亲却没能一下子站起身来，反倒弄出了响声，惊醒了病房里的其他人。在邻床病号亲属的帮助下，母亲用了很大的力才站起来，她接过那人递过来的拐杖，慢慢适应后，才开始一步步地往外挪。

母亲背着我来到矿上的车站时，天已经大亮了。她把我放在路边的石梯上坐好，从背包里翻出手帕，紧紧地捏着去购票处排队买票。买好票，母亲又到路边的早餐店买了个馒头递给我。我正要伸手接过，发现馒头只有一个，便问：那你呢？母亲说，我不饿，你吃。我说，我也不饿，吃不完一个。母亲犹豫了一下，把馒头掰成了两半，把大的一半给我，自己吃小的一半。

临近中午，我们来到县城汽车站，发往乡村的班车已经停运。

你们在外面路边等着，点子好的话，可能还有私人中巴车。汽车站工作人员对我们说。

本来计划好赶回家过年的，现在却被困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县城里，母亲非常失望，她表情沮丧，扶着我慢慢走到站外的路边。放下背包，又一次从背包里拿出花手帕，把背包放地上，把我扶坐在背包上后说，我去买东西给你吃。

我坐在路边等了好久，母亲终于回来。我看见她手里除了紧紧攥着的那块花手帕之外，什么也没有。

过年了，馆子都关门了，没买到吃的。母亲说。

没事，我不饿。我说。可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坐了一个上午的车，那半个馒头早就被消化完了。

我再往那边去找。母亲说着，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那是1992年的大年三十，县城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影，往来的车辆也少得可怜，路旁所有的馆子关门闭户，我一个人坐在汽车站外的人行道边，看着几株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发呆，又冷又饿。而此时，我的母亲正在四处给我找吃的。

那个中午特别漫长，我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咕地叫个不停。时间一秒一秒，西风不断卷起地上的落叶。我感觉自己就像那片树叶，随时可能有被风吹走的危险。

终于母亲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盒早茶奶饼。

只有这个了，吃点吧。母亲撕开盒子，拿出几块饼干递给我，自己也拿了一块，慢慢地咀嚼着。

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因为太干，吃得又急，差点被噎着。

慢点慢点，等我去找点水来。母亲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

不用不用，妈，我可以的，我不想喝水，怕一会不好上厕所。我说。

好，那先将就一下，一会儿回家随便吃，你爸已经做好了年饭。

我和母亲每人吃了三四块饼干，就听见“发耳发耳，杨梅发耳”的吆喝声。一辆中巴车驶过来，停靠在路边，司机隔着车窗问：走不走？

母亲赶忙跑过去喊，师傅，等一下，等一下。

几个人？司机问。

两个，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等我扶他过来。母亲指了指我。

好，快点，位置多得很。司机说。

母亲赶忙转过身来，扶着我上了中巴车。找个空位置坐好。

我刚刚坐稳，汽车就起步了。司机边开车边说，先把票买了。

多少钱？母亲问。

20块一人，两人40块。司机说。

怎么这么贵啊？不是10块吗？母亲说。

今天大过年的，涨价了，上午还有人收30块钱一个人呢。司机没好气地说。

太贵了。母亲低声嘟囔了一下。

坐不坐？不坐下车。司机突然变脸，靠边停车。

坐，坐。这娃娃不买票了嘛，我们只坐一个位置，好不好？

他？他都是大人了。要买。

他还是个学生，我们刚刚从医院出来，钱都用完了。

这个我不管，反正你们坐车就要买票。

好，好！母亲无奈地从背包里翻出花手帕。把零钱找出来数了又数。

师傅，能不能少一点？母亲懦懦地说。

不行，不坐的话你们下车，别耽误我做生意。

师傅你就通融一下，我全部钱都在这里了，只有31块。

没钱坐啥车呀，大过年的真晦气，快下去。

母亲没说话，也没动。

下车！司机说。

师傅求你了，我们今天回不了家，这点钱也不够住旅社，我们也要赶回家过年呢。

那我可不管，我只认你是不是买票了。

可我真的只有这么多了。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就收你们31块吧。但如果一会人上来多了，你们就要把位置让出来。

好。

母亲把手里的钱又数了一遍，慢慢地走到前面，当她准备把钱递给司机时，拿钱的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

赶紧，别耽误时间，不坐就下车。司机催促道。

好，好。母亲把钱递给过去，司机收了钱，才又启动了汽车。

但他并没有立即出城，而是走走停停地转了好几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仍才收到六七个人。

我又饿又渴又冷，但没有水，饼干又太干。只好强忍着。

又转了一圈，车上的位置还是没坐满。一些乘客已经不耐烦，一个劲地催促司机赶快走，大家要赶回家吃年夜饭。

催什么催？催什么催？只有你们会吃年夜饭啊，送你们去，我还要赶回城里来。我都不急你们急什么，只拉这几个人，亏得很。司机说。

今天车票收费双倍，你哪里亏了？有人说。

等等再捡几个人嘛，大过年的，大家理解哈。司机说。

又转了一圈，一些乘客不高兴了。再不走就退票了。有人说。

行行，走了。司机说着，极不情愿地把车开往出城的方向。

大过年的，只拉这几个人，有哪样搞头，还不如在家里做年饭吃。司机一路念叨着出了城。

出城后，司机立即提高了车速，弯道上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只有看到路边站有人时，才一个急刹，隔着车窗问：走不走？

才过玉舍，很多人开始晕车，忍不住打开车窗呕吐起来。

不要把我的车吐脏了，大过年没地方洗！司机说。

没人理他，该吐的还是照样吐。

汽车在司机的骂咧声和很多乘客的呕吐声中来到了俄脚街上，遇上另一辆停在路边等人的中巴车。司机停车跳了下去，和另外一个车的司机说了几句话，回来说，大家去那个车上，和他们拼一下车，我要回城了。

什么？我们可是买了票的。没有座位怎么办？大家说。

不影响，他们把你们送到发耳。到那个车上，人人都有座位。快下快下，先到先得好位置。

车上人们的听到这话，纷纷挤出车门，向另外一辆车跑去。

母亲提起背包，对我说：你坐车上，我去找好位置回来接你。

大家都下了车，司机扭头一看，我还在车上，一脸不耐烦地说：赶快下去啊，我要调头回城了。

我有些晕车，头昏昏沉沉的，听到司机撵我，赶紧拄起拐杖，慢慢向门边挪去，拉着扶手下了车挪向另一辆汽车。

我才下车挪了几步，母亲已放好背包，返回身来接我。

叫你别下车你偏要下。母亲一边说一边跑过来扶我。

走上另一辆车，我发现车上的座位已经座满，还有两人坐在车引擎盖上，另一侧是母亲的背包。

母亲扶我坐在背包上，自己也找个空处坐了下来。

刚上来的两个，买票。新车司机就说。

买了的，我们是从那个车过来的。母亲回答

他又没买你们的票，11个人，只给了我9个人的车票钱。新车司机说。

不对啊，我们就是从那个车上下来的。大家都看到了的。母亲又说了一遍。

我不管，反正你们是最后上的，你自己喊他把车票钱给我，要不你们就下去。新车司机说。

这时，我们原来坐的那辆汽车正好从前方调头回来，从新车的旁边开过。

母亲突然打开车窗，一把拉住原车后视镜。师傅，停车。

想死啊？什么事？原车的司机吼叫着。

这个师傅说，你没给他我们的车票钱，不让我们坐车。母亲说。

我给了。原车司机大声吼道。

哪里给了，你给我说9个人，却上来11个人，要不你自己过来数一下。新车司机说。

9个？这两个刚才也没给足钱，我为哪样给他们贴？原车司机说。

没给足，那是和你讲好的啊。我们开了你31块了，还要好多？母亲仍然拉住原车的后视镜不放。

你把那9块钱补了，我就把票钱转给他。原车司机说。

你不给，我就把你这个镜子掰下来。母亲突然发起怒来。

你敢！原车司机恶狠狠地说。

我有哪样不敢。母亲说着就开始用力扯那块后视镜。

好，你放手，算我倒霉。我给还不行么？原车司机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数了几张零钱给新车司机。

母亲把手从原车后视镜上放下来，缩回车里，用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拿出花手帕，捂住刚缩回的那只手背。

我看到，有血从母亲手帕上渗出，手帕上的荷花，显得更加红艳。

新车发动，慢慢行驶在弯弯的山间公路上。

车窗外，大山里，时不时传来一两阵鞭炮声。

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

    （王祥林：1979年生于贵州水城，“文蔚水城”沙龙主要发起人之一。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有短篇小说集《绽放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