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过年非常的有趣，家乡的人们从入冬以来就数着日子盼过年。真正的准备过年当从腊月二十几算起，大人们开始准备过年物资，那时的物资可没有现在的齐全，也没有现在准备的充足。大人们忙碌着打扫房间，清洗窗帘，拆洗被罩。没有洗衣机，都是手洗，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冰凉的水里浸泡着妈妈通红的双手，但妈妈的脸上却满是喜悦的笑容，因为要过年了，妈妈高兴。

民以食为天，记忆中的年味自然也离不开美食。购买年货，首要的任务就是去买猪肉，家庭条件好的、富裕的就杀猪了。买猪肉不挑肥瘦，家家户户都是多多益善。

猪肉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菜。因为猪肉的利用已经达到了零浪费。瘦肉不能少，做丸子，配炒菜，花样百出；肥肉也不能少，要熬成猪油，是家里一年的主要食用油。年关煮肉时，黑色的大沙锅盖上乌黑的大锅盖后，在火苗的舔舐下，锅盖的缝隙之间渐渐散发出蒸汽。佐料就只放些姜、花椒、八角，水开肉滚之时，飘逸出来的肉香别说绕梁三日，就是至今回味起来，也是记忆犹新，勾人馋虫。

童年的快乐时光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每每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总是觉得很温馨，很甜蜜。尽管现在的生活条件要比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好上很多，但依然觉得平淡无味，像小时候那样目睹父母忙碌过年的情景，很早就盼望着新年到来的心切，如今再也没有了。那样红红火火的年的味道，也只有封存在记忆里，如今想起，历历在目，却只能令我久久回味了。

小时候我特别能吃，早上如果陪妈妈连着串三户人家的门，可以眼不带眨的吃三顿饭。如今，就算面对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我是还没动筷子，就已经觉得饱了。

好的生活养坏了家乡人的胃，他们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早已失去了对“味”的冲动，再也不会对过年有憧憬和向往，更不会对年夜饭垂涎三尺了。或许，这也是人们觉得“年味”变淡的原因。

过年本应让人期待，更令人憧憬和向往,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感觉了。

爷爷常说，在过去的那个年代，人们刚刚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生活环境里走出来，对穷怕了、饿怕了的人们，平时不要说能吃上一顿好的，就连吃饱都成问题，多数时间吃的都是野菜，所以成天念在嘴里的都是“过节、过年”。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国家才按计划发放一家几斤米、几斤肉。

山坡上、道路旁、水井边，火塘旁，只要人们一歇下来，一有空，就说：“某天某天要过什么什么节啦！”，“没有多长时间要过年啦！”那些年，人们总是那么期盼过节过年，从黑暗的旧中国走过来，他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建国后，虽然结束了偷抢的黑暗社会，但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还较落后，人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故家乡人一天期盼、憧憬和向往的是过节过年，因为过节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饱饭，才能有点米饭，肉吃。

现今的家乡人，男女老少再也没有听到过节过年这样的词汇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每天吃的都有肉、鸡、鱼等，平时吃的都是和过年过节吃的差不多，所以觉得过节过年不稀奇了，也不再有人提了，更不再有人期盼、憧憬和向往了。

当然，中国人对年总是有一种盛情，这份盛情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春节，永远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作家冯骥才说：“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盛。也就是说世界在进步，社会在进步，“年味”自然也应该与时俱进。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对“年”的感情，而是“年”的新方式与新载体。

如何过个好年，凝聚了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有美好祝愿。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当生活和理想混合在一起时，就有了年的意味。

所以，“年味”始终都在，只是悄悄的改变了旧模样。人们总说年味淡了，其实淡的不是“年味”而是“人心”。

作者简介：杨兴明，男，苗族，贵州六枝人，现供职于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人民政府。先后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关于苗族文化的论文以及文学类作品散文、诗歌等百余篇。作品散见于《中国凉都》《六盘水日报》《贵州民族报》《三苗网》《西南文学网》《云上六枝》《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苗学专业委员会2018年学术年会论文集》《贵州省苗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