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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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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8-19 17:25作者:​陶应芬来源:西南文学网


  陶应芬,笔名:麦西,生于1987年5月,贵州省关岭县人,现就职于清镇市公安局办公室。作品在《人民日报》《散文诗》《贵州民族报》《贵州作家》《黔风》《南明河》《湖城文苑》等报刊杂志发表,多写散文、散文诗,公安小说。贵阳市作协会员、贵州省散文协会会员,西南文学网签约作家。


【作品选登】


包谷饭(散文)


80年代,在我们村,吃包谷饭代表贫穷,而我们家,还吃不饱包谷饭。

我的家乡,在贵州关岭岗乌镇,村庄坐落在盆地里,周围是高山,水田较少,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大家几乎以包谷饭为主。我出生后,家里经济负担增大,庄稼收成并不好,母亲每隔两三个月都得向外婆家去借几斗包谷,为了能吃饱饭,父亲秋天每天早上天还未亮就起床开始磨刀,到原来庄稼地的边上,砍掉丛林,除掉杂草,然后一锄一锄地将板结的泥土翻松,开荒种地。

农业税取消后,村里种地的人家积极性更高了。当布谷鸟“包谷、包谷、快栽包谷”的声音在后山响起,山头到处是犁地、撒种的人群。要完成一块地的顺利耕种,至少得需要三个人,一般都是父亲吆牛犁地,母亲身穿有三个口袋的围腰布,左手端着粪肥,右手放包谷种、黄豆种、大豆种。而我,则跟在母亲身后,她放完种子和粪肥,我就得立即在有种子的地方挖泥土盖上。

种下去的包谷出芽有一尺多高时,就要开始薅“一道地”,等有一米多高的时候,就得接着薅“二道地”了。夏天,村庄被茂密的包谷林包围。一到放暑假,我就要跟着父母亲去地里给包谷苗除草、施肥。一片片舒展的包谷叶像镰刀,单薄幼小的我,跟在母亲身后,费尽气力铲着那些趾高气扬疯长的野草,毒辣辣的太阳下,手臂、脸颊到处都是包谷叶划过的伤痕,那时,我恨透了包谷。

弟弟妹妹出生后,夏天我们家粮食总是青黄不接,母亲会到邻居大妈家,借石磨把所剩无几的包谷粒磨成包谷面,用包谷面混着“高粱面疙瘩”做饭给我们吃。生好火后,母亲将玉米面舀在饭箩里,一只手用瓢端水洒水,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木制饭勺负责搅拌,把面润湿,待“头道蒸”蒸到热汽腾腾的时候,用饭勺把面压细散开,洒水,闷上十来分钟,将“高粱面疙瘩”与包谷面拌匀,再盛入甑子蒸十来分钟,“高粱面疙瘩”包谷饭就蒸好了!每天看着母亲这繁而不乱的程序,以及要等人坐齐了才能吃饭的家规,让我觉得就算是吃包谷饭也特别地有仪式感,尽管每天桌子上是恒古不变的酸菜洋芋、辣椒水。

秋天,包谷成熟了。我们背上布袋背篓上山,把包谷掰下装满背篓箩筐,然后又翻山越岭地背到家里堂屋堆着。背磨破了皮,肩压出了血泡,那调皮的小黑狗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吃了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堂屋的包谷堆里,开始挑选大个的均匀的包谷背上炕烘干,头顶是柔弱的灯光,我和弟弟、妹妹在一旁做作业,小黑狗蜷缩在柱子下呼呼睡大觉。父母亲挑选着包谷,遇到嫩的包谷就放到炕包谷的火盆里烤,不久就能闻到一阵清香,逗得小黑狗在睡梦里也留下一溜口水。到来年开春后,父母亲从炕上将烘干的包谷放到堂屋里,用“梁棍”(地方方言,用来锤包谷棒的,类似双节棍的构造)将包谷粒从玉米棒上赶下来,再用风簸去掉灰尘后将包谷粒倒进屯箩里。一到下雨天,我们家的瓦房经常漏雨,为了保护一家五口的口粮,母亲显得有点手忙脚乱,家里仅有的篷布都给了屯箩,我和弟弟妹妹快速地将空的盆盆罐罐放在漏雨的地方接水,雨水滴落到盆里叮叮咚咚的声音就这样从天黑响到天明,那时觉得能住上平房就好了,母亲不会为了屯箩里的包谷彻夜难眠。

我到镇上的岗乌中学读初一时,因为离家太远,来不及回家吃午饭,母亲总是在我上学的头一天晚上,去摸摸鸡圈里的母鸡,把要下蛋的母鸡用背篓反罩着,第二天天还未亮,母亲就已经从鸡圈里把鸡蛋拿来,给我炒“鸡蛋包谷饭”,用一个罐头瓶子装好放在她给我缝制的书包里,这就是我的午餐。书包里除了背着书本,还背着能吃到“鸡蛋包谷饭”的幸福。

杂交水稻在全国普及后,母亲将部分包谷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了谷种到仅有的一亩田里试种,稻米能产得更多了,逢年过节我们家吃上了“两掺饭”(包谷饭掺大米饭)。有一次,妹妹生病了,母亲单独盛了一碗“净米饭”放在蒸包谷饭的甑子里蒸,我和弟弟看见后,每天都期盼着要是能生病就好了,那样就能吃上没有包谷饭掺着的白净净的“蚂蚁蛋蛋”了。后来,我们家有了马,包谷都是用马车拉的,父母亲在地里种起了烤烟。再后来,村里通了电,修通了公路,家家户户架通了自来水,我们家在路边建起的两层水泥楼,我和弟弟妹妹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家里安装了热水器、冰箱,厨房用上了电饭煲、电磁炉。搬家的那天,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明亮的灯光,闻着房间里家具独有的气味,以及阳光晒过的崭新床单被套散发出的香味,兴奋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今年“栽秧檬”成熟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家里的土地都租给村里种果树了,母亲闲着就在院子里喂了一群鸡和鹅。圈里的鹅一听到路边的车喇叭声,就扯着嗓子嘎嘎嘎大叫,母亲用瓢舀了谷粒撒在圈里,鹅顾着吃食忘记了叫唤。厨房里,电饭煲的出气口呼呼冒着热气,菜炒好了,就等父亲下班回来吃饭。临走时,我给母亲说,想带点“包谷面”回来做包谷饭,母亲笑着说“吃了那么多年,还没吃怕呀?”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母亲去邻居四奶奶家买了点包谷粒,拿回来在磨豆浆机的机子里一倒,开了电闸,“嗡嗡嗡”不到五分钟,干干净净的金黄玉米面就出来了。

很多年过去了,包谷饭已不再是我们家饭桌上的主要食物,关于包谷的酸苦也已经渐渐模糊,能吃饱包谷饭的日子,那份香甜成了我童年生活里沉甸甸的回忆。


父亲的马跺子


我家老房子的一个空房间里,还放着30年前父亲用的一副老旧、破烂的马垛子。马垛子是外公用竹林里最好的青竹篾编的,父亲一直舍不得扔掉,垛里曾装着我们一家的生计和回忆。

1988年,我出生在岗乌镇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照明还是父亲用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生火做饭全部靠煤。我出生后,家里经济负担一下子增大,石漠化严重的土地上,我们家的庄稼收成并不好,母亲每隔两三个月都得向外婆家去借几斗包谷。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卖掉了爷爷留下的屋基,买了一匹瘦弱的老马,外公给父亲精心编制了一副马垛子后,父亲就开到长冲、谷目、龙家院等地驮煤卖。

天还未亮的时候,父亲已早早起床,给马喂水和青草,绾好垛绳挂在马垛子上,母亲和父亲一人抬着一边,将马垛子架在马背的马鞍上,递给父亲一个用尼龙麻袋捆好的钵装“油炒饭”,准备出发。“整好没有,整好就走了”,父亲对着隔壁大伯家院坝说,“好了,记得拿电筒……”,然后就听见路上一串吵杂的马蹄声和讲话声。

沿着毛坡小路,父亲和大伯们到达长冲、谷目、龙家院这些地方,将近要走3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先用尼龙口袋在卖家将煤装好重量相同的两袋,再在同伴的帮助下,将煤分别放在马垛子的两边,然后又一同沿着小路将煤驮回村子里,卖给没有劳力去驮煤的人家,可以赚些差价。将煤卸下后回到家里,父亲便与母亲小心翼翼的卸下马垛子,待马背的汗水晾干后,用毛刷刷好老马的毛,抬着马垛子便到小河沟里刷洗煤染黑的地方,母亲总是说父亲洗马垛子洗得比自己的衣服还要细心和干净,父亲笑着回答,多爱护时间能用的长一些,红梅(我的小名)的学费还要靠它呢。

晾干马垛子后,父亲要牵马去草长得特别鲜嫩的地方吃草,我总是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后头,捡着路边的石子到处乱扔。马吃饱后,父亲将割好的草放在马垛子上,我走不动了,坐在旁边不吭声。父亲嘟囔着“叫你别来你要来,来了自己又走不动……”边说边将草整理在一边马垛上,抱着我放进另一边马跺,自己走在马边上,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了。

1995年,妹妹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村里通电了,好多人家做饭已经用的电饭锅、钨丝炉,卖媒已经没有市场了。这年里,村民们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开始大量种起了烤烟,在机耕道还没进驻的田间地角,马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又整理好他的马垛子,再一次出发,烤烟叶的人家总是愿意将成色很好的烟叶给父亲驮运,总说他的马垛子装得多又不容易损坏,能卖个好价钱。在马垛子的驮运下,父亲的辛苦劳作换来我们家越来越宽裕的生活,母亲再也不愁我上学的费用,就连弟弟、妹妹每天都可以吃大米饭了,包谷基本上为了喂猪才种。

1998年,那一匹老马因病离开了我们,父亲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垛子积上了厚厚的灰尘,也不愿去整理。为了让我们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父母亲开始着手建我们家的新平房,看着别人家将马垛子改装成了马板车,父亲几次有重新买匹好马的冲动。

2008,村里组组通的路都打成了水泥地,就连机耕道都通到了田间,马和马垛子已经快看不见了。父亲寻思着,买了一辆三轮车,彻底断了父亲买匹好马的冲动。国家教育局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父母亲再也不愁我和弟弟妹妹的上学费用,三轮车也只是父母亲赶集的时候才用得上。突然有一天,父亲走到那装着马垛子的老屋,拿出马垛子仔仔细细洗干净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生活好了,也用不上你了,但你还是好的,怎么舍得扔掉你……”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扔掉那些马垛子带来的改变和回忆。

如今,我参加工作6年,听到母亲那些虽艰难而又温馨的岁月以及我们家生活现状的巨大变化,我深刻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我爱我的父亲,更爱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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