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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 端午习俗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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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6-04 21:51作者:符  号来源:西南文学网网址:http://www.xnwenxue.com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曾经被古人认为是一个极为不吉利的日子。纵观古今端午习俗,与原始人的生存关系极为紧密,大体分为禳灾避祸、避邪驱恶和纪念忠直的古代人物两类。两类习俗的融合均同出一种信仰观念。这种信仰观念,就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因此,人们在五月五日要举行一系列活动,用吉祥物禳灾避邪去恶,祭祀和纪念不幸死亡者,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端午节习俗。                                                                                       ——题记


农历五月也称“午月”,五月初五为“午月”开端的第一个五日,称之为“端午”,也叫“端五”、“重五”,因“五”是阳数,又称“端阳”。现在的黔西北地区,端午节流行的习俗是插菖蒲和艾草、饮雄黄酒、吃粽子、游百病等。这既是一个祛病魔、去邪恶、讲卫生的节日,又是一个有吃、有玩,热热闹闹祈求幸福的节日。

有关端午节习俗的来源,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典籍,知道在古代,端午节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日子。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个恶日。《吕氏春秋·仲夏记》中,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传说战国齐国贤公子孟尝君,就是出生于五月五日,险些被其父杀死。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汉末的胡广其人,也因出生于五月五日,被其父母放在葫芦中投于河水,后被人救起,因托身于葫芦,故姓“胡”。至迟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视五月为毒月、五月五日则为恶月中的毒日、恶日、死亡日。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东汉王充《论衡·四纬》也有类似的记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

《宋书·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疎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 。”宋周密在《祭辛杂志》说:“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宋徽宗生于五月五日,为了避恶,将日期改为十月十日,还定该日为“天宁节”,希望上天保佑其安宁。可见,五月五日的阴影不仅笼罩着黎民百姓,也困扰着皇家宫廷。按古人的观点,五月五日出生的人,即使能逢凶化吉,以至功成名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禄位不高,或者寿命不长。元代鲜于枢在《困学斋杂录》说:“金转运田特秀,字彦实,易县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儿,二十五应乡府省殿四试,俱第五,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日卒。”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居里,乳名、功名、卒年均与五有关。此人虽然连中四级科举考试,但却只活了五十五岁。这些记载反映出五月五日为恶日的观念影响之深。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

自周代以来,就有朱索桃印饰门、艾叶悬户、系五彩丝缕、挂赤灵符等禳灾避邪的习俗,世代流传。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名长命缕。”后人也称“续命缕”。据此,即此俗直承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草以驱鬼,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现代,贵州西部等地区就有插菖蒲、艾草以驱鬼,喝雄黄酒以避毒虫,游百病等习俗;安徽淮北一带,还有用黄布做兜肚、鞋子,并绣上虎头、蛇蝎、蜈蚣、壁虎、马蜂等,给儿童穿戴以避邪符习俗。这些禳灾避邪的习俗与原始人的生存关系最大,所以应该是端午节最主要的来源之一。说到端午节挂菖蒲,小时候,还听父亲讲过这么一个来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曾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称帝,号大顺。据说张献忠在即位之前,因犯法,被迫流落乡间。一次,张献忠骑马路过成都,坐骑在街上屙了一脬马尿,众人逼着他用嘴一口一口地将马尿含出城去。张献忠含毕马尿,街上一位卖汤圆的妇女送给他一碗煮汤圆的水漱口。张献忠在称帝的当年冬天,为报当众含马尿的仇,在成都大开杀戒。在进行烧杀破坏的前夕,告知送煮汤圆的水给他漱口的妇女,让她于五月初五的早晨,在房屋的门上挂上青菖蒲。同时告诉手下的士兵,不要杀害房屋门上挂有青菖蒲的人家。五月初五那天,除了挂有青菖蒲的人家外,其他人家全部被杀光。后来,人们为了避开灾难,在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在房屋门上挂上菖蒲,祈求平安。当然,这个只能算是一个传说,其实,端午节老百姓在大门上挂菖蒲、艾的习俗,早在先秦时就有了。


至于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据闻一多先生考证,本来是古代吴越地区百越族举行龙图腾崇拜祭祀活动的节目,后来加进了一些纪念的内容。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并命舟楫拯之。”以后便从此演变出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在古人观念中,恶月恶日直接带给人的厄运是死亡,所以五月五日被视为死亡日,不少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都被说成是死于五月五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又说:“春秋时贤臣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所杀,时间也是在五月五日,抛尸于江,化为涛神,故“五月五日,时迎伍君。”东晋虞预《会稽典录》说端午是为了纪念曹娥,“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于是,浙江一带有五月五日纪念曹娥的习俗。

可见,端午习俗的由来,有抱石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忠贞之士伍胥,到东汉之女曹娥,都在民间流传着。所有纪念内容,都体现了中国民众对那些忠直的人们的深切怀念之情,不过因为屈原所象征的爱国主义精神最伟大、最感人,最具有全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感染力,所以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更为久远、更为深广。加之,屈原不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还是我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他忠于楚国却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忧国忧民中写下的《离骚》《涉江《哀郢》《怀沙》等诗篇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据此,端午节又有“诗人节”的说法。因此,国人大多坚持纪念屈原这一颇得民意的说法,这位爱国诗人的影响实在是太深远、太广大了,简直是家喻户晓,万人皆知,万世崇仰。文秀的《端午》一诗的内容写的就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诗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至于吃粽子这一习俗,据说在东汉已经十分盛行。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尝之。”黍米,去皮后叫黄米,南方人一般用来做酒,吃饭则有上好的大米、糯米。所以粽子本叫“角黍”,用菰叶包好时有角,待流传到江南时江南人换成了“糯米粽”。“菰叶”是茭白的叶子,后来换成了芦苇的叶子。应劭时代比吴均早,也在屈原投江之后,但为什么对纪念屈原之事只字未提呢?可见东汉时用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可能只限于湖南汨罗地区,而到了南北朝时才传遍了大江南北。

纵观古今端午风俗,可将其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避邪驱恶为内涵的风俗,这类风俗产生了一系列驱邪吉祥物,如菖蒲、艾草、雄黄酒等。另一类是以纪念忠直的古代人物,主要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用于这类风俗的吉祥物主要是起祭祀作用的龙舟、粽子等。两大类风俗之所以能融合为同一节日的风俗,是因为同出一种信仰观念。这种信仰观念,就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死亡日,所以人们要在五月五日举行一系列活动,用吉祥物禳灾避邪去恶,祭祀和纪念不幸死亡者,从而形成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端午节习俗。

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恶日,在民间这个信仰一直传承下来,才有种种求平安、禳灾避祸的习俗。其实,农历五月,从气候上看,仲夏五月,渐入热夏,湿热弥漫,蚊蝇繁殖,百病滋生,是灾疫流行之时。这对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极易染病死亡的时节。加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这个“恶月恶日”令人深恶痛绝,担心恐惧。对此,民间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直到现在,还可以从端午节许多习俗中,找出驱邪避毒的痕迹。该日的避邪驱恶的吉祥物也最为繁多,围绕菖蒲、艾草、雄黄这些吉祥物,形成了一系列端午习俗。


民谚曰: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荆楚岁时记》中就有“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的记载。贵州西部地区把挂菖蒲、艾作为端午节的重要习俗之一端午节这天,贵州西部地区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的门楣和门框的两侧插上菖蒲、艾草看似迷信,但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端午实在可算是传统的医药卫生节,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可能是五月正当初夏,雨多潮湿,细菌繁殖快,借助菖蒲、艾的药味,可驱赶蚊虫,净化空气的缘故。

菖蒲、艾都是多年生的草本药用植物,菖蒲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具有提神通窍、杀菌的功用;艾入药,性温、味苦,祛寒温,止下痢,干的艾蒿绳点燃可驱蚊蝇,艾绒是针灸不可缺少的药材。“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菖蒲,就像贴上一道灵符,可以趋利避害。水城过端午,一般会将艾草绑成一束,然后插在门楣上,或是在门楣两端分别插上一根艾草。由此,端午节人们在大门上挂菖蒲、艾蒿相沿成习,也就很自然的了。

在我老家南开乡凉山村有一个小地名叫菖蒲麻窝,记得父亲说,据世代老人流传,原来是这个麻窝长满菖蒲而得名,但从父亲记事时,这个麻窝已是耕地,没有看到长菖蒲。倒是离家约两公里远的水井边有一个大水塘,是当地人们洗衣服的场所。大水塘的四周长满了葱葱郁郁的菖蒲。儿时老家过端午节,一早父母给我们安排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到洗衣服的大水塘处采割菖蒲,回来挂在房屋的所有门窗上。只可惜,因水井边植被遭到破坏,昔日长满菖蒲的大水塘,被四周山上雨水冲刷下来的泥沙填平,当地人们为了继续在大水塘处洗衣服,二十年前,组织人员将大水塘挖土一米,将泥沙及水塘本土清除,之后大水塘就没有再生长菖蒲了。现在老家的人们端午挂的菖蒲,大多是在端午节前从乡的集市上买来的。

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李时珍认为:“菖蒲主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透九窍,明耳目,出音声。”可见,菖蒲是一味很有用的中草药,具有提神、通窍、杀菌等功能。同时,菖蒲“方士隐为水剑,因叶形也。”悬之于门,如利剑出鞘,足以避邪驱鬼。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端午日,用菖蒲插于门旁,以禳不祥。”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五》:“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门户,皆以却鬼。”这当然是迷信,但可以为空气消毒、杀菌却一点也不假。菖蒲还可以使人变得聪明。《孝经援神契》说:“菖蒲,益聪。”菖蒲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内涵,被视为避邪之吉祥物,人们用它来驱除五月五日的邪气,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端午节以菖蒲避邪,有着深远的信仰基础,古人把菖蒲奉为天降之吉星所化。

艾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古代中国针炙学里,就是以艾草的老叶子制成艾绒,用以炙疾除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炙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古人利用艾易燃特点来发挥艾的药效,发明了“艾炙”治病的方法。《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为古人的草药,所以用作避邪吉祥物。《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端午节插艾挂艾,其意也在驱邪逐疫。

在贵州贵阳、遵义、六盘水、毕节、安顺、黔西南的大部分地区,端午节除有悬挂菖蒲的习俗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游百病”。端午节当天,早晨家家户户采割挂好菖蒲,吃过中午饭后,全家男女老少总动员,一起外出“游百病”小孩子对于这一天的期待,犹如期待过年的到来,因为这一天,不用上学,不用再帮大人们干农活,可以带上一帮小朋友上山采摘萢饵鸡刺檬牛角檬、沙糖果等;青年人则上山对唱山歌、谈情说爱;老年人则采挖草药。端午节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山上找到自己的乐趣,一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我家乡及周边乡镇、村寨的农民朋友,端午节当天“游百病”主要集聚在六盘水市水城县和毕节市纳雍县交界处的卡房。卡房地势开阔宽敞,山头坡度平缓。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每到端午节这天,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们,经一两个小时游走,全都聚于卡房十几个山头的山脚、山腰和山顶,人头攒动,摩肩擦踵,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会唱山歌的就聚集在每个山头的山顶和山腰对山歌,每个对山歌的场子一般都是男女双方各三五人,双方均要根据所唱山歌的内容,一唱一合,现编现唱,难舍难分,一直唱到太阳落坡才收场。不会唱山歌的就聚集在公路旁的山脚下,或炖羊汤锅卖,或摇骰子赌钱,或摆放烟酒卖小百货,热闹非凡。既不唱山歌,也不赌钱的,就到山上的树林里、草坡上,一边游百病,一边采草药。

通过上山游玩,在游走的过程中,可以让心情放松下来,锻炼身体,还可以采到夏枯草、天麻等各种。端午节“游百病”,既让疲惫的心灵在绿意盎然、春暖花开的大山之中得到释然,又寄托了劳动人民一种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也许是从小就习惯了家乡山头上的气韵,端午“游百病”过程中凝结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所以每到端午时节,总会想起“游百病”的种种经历。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籺,俗称“粽子”,古称“角黍”、“裹蒸”、“包米”、“筒粽”等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粽籺是一种用箬叶、芦叶、柊叶、露兜叶或槲叶等包裹糯米或黏黍,经过蒸煮而成的食品,为中国及汉文化圈国家传统节庆食物之一。粽,本作“糉”,新中国以“粽”为规范字。《说文新附》“糉,芦叶裹米也。”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 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之形,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故曰粽子,曰角黍。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吃粽之风,并非起源屈原死后,荆楚岁时记》说:“夏至日食粽。”据专家考证,早期的粽子——角黍,可能与古人“尝黍与祭祖”以庆丰年的民俗活有关。但食粽祭屈原,毕竟寄托了人民对屈原的哀思,便约定俗成地演化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世说新语“周时,楚屈原以忠被谗,见疏于怀王,遂投汨罗以死。后人吊之,因以五色丝角条(粽子)于节日投江以祭之”。不管怎么说,每到端午节期间,大江南北,举国上下的大小超市都在卖粽子,广大农村都在制作粽子;端午节当天,全国人民都在吃粽子

包粽子、吃粽子是过端午节的一件大事,端午节前两三天准备好粽叶,以清水浸泡、洗涮,然后一片一片晾干再用清水浸泡洁白的糯米,浸泡后沥干水分;还要准备粽子的所需馅料万事俱备便开始动手包粽子儿时,过端午节,我们常围在母亲身边看她包粽。她先用三至四片粽叶依次错边叠压竖排,然后从中间折成三角凹形,粽叶卷成角形,用勺把湿漉漉的糯米灌入,包的时候米一定要摁结实,把枣子、肉沫、花生、豆沙、火腿馅料放到中间压紧,再把叶片翻覆过来,用力把米包裹好然后用细毛线密密匝匝的把三角形的粽子缠好,最后放到锅里煮。

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迫不及待的围着母亲探询煮熟的时间,母亲会一遍遍告诉我们耐心等着,等开锅后二十分钟就熟了。听了母亲的话,我们便围坐在煤火炉边,一边眼巴巴瞅着冒着热气、发出簌簌声的锑锅,一边嗅着锅里散发出来缕缕粽子的香气那神态不亚于虔诚的圣教徒,那垂涎三尺的样子现在想想真是好笑。而今无论多么美味的粽子也吃不出当年的滋味和感觉了。吃着蒸熟的粽子,真正是齿留香,大朵快颐。现在,母亲近七十岁了,但每到端午节,仍要坚持亲手包粽子。母亲自己包的粽子在超市或街上小商铺里买来的既放心又好吃。但不知是现今物质丰富,还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儿时的那份浓浓端午情悠悠粽子也只能深藏心底以供回味了

端午节除吃粽子外,还要喝雄黄酒。流行于贵州西部水城地区的民间小调《放羊歌》云:“五月放羊是端阳,菖蒲美酒兑雄黄。劝郎要喝雄黄酒,免得蚊子咬小郎。”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五》:“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又说:雄黄“主治百虫毒、蛇虺毒”。可见,端午节不但要喝雄黄酒,而且还要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涂抹。

每到端午节,父亲除了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涂洒雄黄酒外,还要端着雄黄酒围着房屋四周围及屋内墙壁角落走一圈,边走边洒上雄黄酒,以防止蜈蚣、蚂蚁、蛇等毒虫靠近房屋或进入屋内。朝诗人殷尧藩朝诗人李静山在其诗中也写到有关菖蒲、雄黄酒与端午节习俗的诗。殷尧藩的《七律·端午》诗曰: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李静山的《节令门·端阳》诗曰: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

戏曲《白蛇传》中,许仙让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使其现出了蛇形,自己也被吓死,于是才有了盗仙草、水漫金山寺、断桥团聚的情节,《白蛇传》也就成了一出百看不厌的爱情经典名剧。不过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喝雄黄酒对人体是极有害的,如果为了应端午节令,一定要用雄黄酒,将其喷一点在墙角,驱驱夏日里的毒虫,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雄黄酒,因其药用价值成为端午避邪之物。



作者简介:符号,上世纪70年代生于贵州省水城县南开乡。民进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乡中学当过教师,任过小报记者、编辑。作品散见《香港散文诗》《贵州教育报》《贵州政协报》《新都市文学》《六盘水文学》等刊物。有作品入选《新世纪贵州散文诗选》《髙邈的空间与幻想——水城十人散文诗选》。出版书信体散文集《那些年的爱情》。现供职于水城县文联。


(编辑:邓瑞仙  审核: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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