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如何文学性地重读巴金？

　　历时近百年的淘洗与锤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愈发呈现出一种对接外部现实的范型，以巴金《随想录》为例，无论正反评说，都共享了同一的文学评价机制：撮其利于强化己见的事实或观点进行价值判断，由此显影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逻辑”。本文作者正是基于当前的学术语境，试图通过“文学性阅读”，还原和揭示文学文本潜藏的丰富性与缠绕其中的复杂性，尤其是叙述主体内心隐秘的问题性。从巴金研究而言，新史料还会继续被挖掘出来，除却“事实”本身的考证，关键在于，“对于给“事实”以“意义”的文学性阅读和自己的阅读态度以及如此态度的构筑和锻铸提高自觉心”。本文节选自坂井洋史教授《寻找巴金》一书，每日一书同时推送《寻找巴金》，感谢作者授权保马发布此文！

　　围绕巴金的重新评价

　　——何谓“文学性阅读”？1

　　文|坂井洋史

　　像今天这样的盛会上，坐在这个位子上，到底要讲些什么内容、什么样的话题才适合于如此场面，我依然有些捉摸不定；后来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把“何谓文学研究？何谓文学性？”这个宏观的问题和研究巴金及其文学的时候如何切入这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结合起来，谈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转机和挑战、需要一个很大的转变和自我调整的今天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巴金和他的文学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本质性问题。很遗憾，因为今天有时间限制，所以一律省略具体的论证和材料的提示，只好做一次比较粗略的报告。这一点，我想先声明一下。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否还在讲“鲁郭茅巴老曹”，但是过去确实有过这样的叫法。这是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六位“文豪”并列起来加以表扬的“排行榜”。说到“文豪”这个称号，在日本的话，似乎可以说夏目漱石、森鸥外或芥川龙之介这些作家受之无愧：无人不知其名、大家都熟悉形象、学校的课本也采用其作品、甚至其肖像会被用于钱币或邮票，但是其作品不一定拥有大量的认真读者……“文豪”大概是这样一个“伟人”吧。不用说，一个文学家的评价应该取决于他的作品，而文学家自己也应该抱有如此观念，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人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也没人仔细读过他的作品，但是知名度颇高……对于文学家来说，这无疑是悲剧性的事体。

　　在“鲁郭茅巴老曹”这些“文豪”中，暂且不说“鲁郭茅老曹”五位如何，至少巴金实际上没有逃脱掉如此“悲剧”。至少在中国本土，肯定巴金的人无条件地歌颂巴金；对巴金持有否定态度的人似乎认为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享受的崇高声望和社会地位和待遇是不正当的，进而被某种破坏偶像的热情驱使，对他加以彻底的攻击。但是巴金的“作品”呢？与毁誉褒贬不一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似乎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就是说，由我来看，这两种立场都不见得细致周到地对待巴金的文学和作品。这样的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在巴金逝世后越来越明显了。

　　举具体的例子。巴金晚年的纪念碑性业绩《随想录》，我觉得如此引起争论、毁誉参半的文本在巴金的大量作品中找不到第二部。但是统观这些评论就不难看出，不管其立场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共享一个文学观念和评价的态度：他们把文学作品看作现实的直线性反映，从作品中肆意取出可视性的、有利于强化己见的信息，对此加以评价。

　　虽然《随想录》被限于时代和社会的开放度以及作者所占社会地位，不得不采用韬晦的语言策略，但是比较全面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状况，可称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百科全书；《随想录》依据自己切身的创伤性记忆和深刻的体验而控诉“文革”的非人性，是一部真挚的反思之书；《随想录》标志着一个忠实于自我良心而经历过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完成其人格的纪念碑……肯定《随想录》的论调大致如此。

　　与此构成明显的反差，否定《随想录》的论调大概如下：究竟到底，《随想录》只不过是个人伤感的“随便感想”的大杂烩而已，未能触及“文革”那样史无前例的人寰惨剧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讲真话”这样口号太单纯太幼稚，谁都可以讲出，《随想录》里面找不到知识分子本该具备的思想深度；《随想录》缺乏理论性抽象度，文笔太拙劣；认为一个人一忏悔就能免罪，根据这样想法，无法防止“文革”噩梦的再现，作者应该提示指向更好未来的展望和方略……。

　　我认为，这些评价，不管它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地触及《随想录》的本质，至少不算彻底的误读。但是，如此理解巴金和《随想录》的阅读态度，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文学作品置于现实的支配下、让它隶属于现实的阅读态度，我认为这实在是非文学性态度，如此态度会使文学本来含有的可能性和魅力变为贫瘠的。使用稍微严厉的口气说，如此不允许文学保留不可视性领域、把一切精神活动还原为可视性要素而把如此已经可视化的要素作为肯定或否定的对象的态度，令人想起《随想录》所批评的“文革”时期集中表现出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它甚至会跟“文革”当中呈现出来的野蛮、非人性、暴力等同列在一线脉络上，暗地里缔结某种同谋关系。

　　文学研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有机部分之一=学术研究，为要在现代社会中占到一席之地，努力尽量使自己方法论精密化。这种“精密的研究”，恰如所谓新批评new criticism那样，往往无视作者的意图，抹杀作者的存在，或者把读者的情感性反应诸如感动、认同、拒绝和嫌弃等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甚至如形式主义批评那样，居然把意义从文本剥离开来，统统舍去文本中的不可视性神秘要素，也就是说，在以“可视化”为前提的极为有限的方法论上实现了“研究的精密化”。如此“精密的研究”，在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相当的程度上与“事实资料的发掘和丰富化”亦即“实证研究”同义。

　　但是，这种以事实的发掘和再现为宗旨的所谓“精密的文学研究”,在运用更为巧妙且精密的方法论的学术研究如历史学等面前，实在“小巫见大巫”，其“精密”大为逊色。我认为，发掘过去的事实，以此为据而再现作家的人生道路，或者从文学作品中随便拾取可以说明过去事实的“材料”，以再现社会或历史，也就是说，把不可视的、被隐蔽的事实可视化这种工作，最好还是让历史学或社会学去担当好了。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同时承认历史叙述的故事性（文学性）与故事、文学的历史性，就可以取消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非对等关系、两者会被统一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如此观点还是有点可疑的。

　　要求这种“对等关系的承认”的研究态度，乍看之下，似乎重视客观性并更进一步忠实于“真实”的追求，而且确实产生了不少新鲜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不能不觉得这种态度却把文学研究中可视性和事实的现实感之优越性固定化，使文学隶属于文学外部的庞杂现实，企图把文学作品本来包含着的丰富性全部还原为可视性要素。在这种研究态度和切入来说，文学作品仅仅是可以提供有用于论者自己之观点的信息来源，也就是说，侵占和掠取的对象而已。

　　话说得过于抽象了。其实，我只是说很简单朴素的道理——“文学应该把它作为文学而加以研究”——而已。那么，“文学应该把它作为文学而加以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承受前面讲的内容而言，那就是说，对于所有可视化和“事实的掠取”完毕后依然存留下来的终于不能可视化的因素进行对象化，而对这些不可视的因素加以考察，这样态度。

　　原来，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依靠应该称作“文学性”的固有性质。我认为，这个“文学性”与不可视的、也不能可视化的以下三方面因素密不可分：第一，文本的语言结构及其编码；第二，叙述主体与文本缔结的关系；第三，读者的阅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谁都会承认这些要素确实属于文学作品，但是也得承认这些都未被语言化、缺乏明确的界说。

　　好不容易才触及今天我想讲述的话题上了。总之，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思考刚才所提文学性的源泉之第二要素的时候，我认为巴金这个作家会成为恰好的研究对象。

　　还是以《随想录》为例思考这个问题吧。恰如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周立民先生早已指出过那样，《随想录》中有关“噩梦”的反复描述，虽然采用平淡而且隐晦的笔致，但是意外地传达强有力的主张，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用说，这些噩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文革”中作者身受的残酷迫害的体验及其记忆。

　　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叙述噩梦这种行为，从叙述的主体与最终作为文本被物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复杂的行为，耐人深思。所谓复杂的行为之具体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作者在执笔以前的构思阶段开始回顾过去，从中选择应该/可以叙述的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然后对于已经被语言化的、用语言文字叙写出来的记忆反复进行文字上的推敲，以至定稿；这些文字被印出来以后，就开始校正工作，对照稿子和校样，从头开始仔细检查，必要的时候还要调整修正；最后把这篇文章收进单行本的时候，再次进行校正、调整、修正、删节……。

　　每次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巴金得直面“噩梦”、得反刍“噩梦”。一想象就可以理解，这是非常痛苦的“苦刑”。巴金最初构思的阶段应该早就知道，既然要叙写噩梦，那么这种反复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翻开如此充满苦痛的《随想录》的读者如何阅读呢？因为往返于过去和现在、把过去的苦痛和现在的苦痛混合在一起而一并承受在身的作者之存在，也就是说，隐身在文本背后而顽强抵抗忘却的作者之存在究竟是不可视的，所以读者不容易觉察到它。无视这样隐蔽微妙的叙述主体的存在，仅仅掠取可视性事实的企图，我认为，至少对于《随想录》的丰满阅读没有益处，也无意义。

　　再说，在文本和读者阅读的关系方面，《随想录》颇有特色。恰如周立民先生所指出那样，《随想录》具有特异的“现实感”的两重结构：一为“被语言化的文字传达的现实感”，一为“话者即叙述主体的姿态本身以及他的叙述传达的现实感”。阅读聚焦点的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读后印象：如果读者把自己的眼光射向前者“被语言化的文字传达的现实感”上面，那么他会强化、再生产并“感受”各自有关“文革”的个人化记忆；如果读者注目于后者“话者即叙述主体的姿态本身以及他的叙述传达的现实感”，那么他会被迫“理解”跳越时空的间隔而随时重现在眼前的噩梦=“文革”。

　　对于一定年龄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文革”是极为沉重的话题。借用周立民先生的话来讲，不能对象化也不能抽象化的、个别的、多样化的话题。正因为如此，不仅仅是《随想录》，阅读以“文革”为主题的作品的读者之期待的水平由于“文革经验”之多样而多样，会扩散开来。虽然如此，阅读本身总体上共享一个向度，即各自记忆的再确认和各自感受到的“重量”之自我肯定。但是，恰如刚才所讲那样，因为《随想录》文本本来具有两重结构，所以虽然读者依据各自的期待而翻开文本，但是他的阅读一开始就会被文本的两重性播弄起来，而其阅读的聚焦点也动摇起来。我一直认为《随想录》是一部让读者和作者缔结某种紧张关系的相当特殊的“场域”，但是过去的《随想录》研究和批评中，如此解读和分析很少，几乎都找不到。

　　为什么出现如此偏向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过去《随想录》的阅读过于看重文本中事实的再现度如何、过于看重“被语言化的文字传达的现实感”如何，结果被这种观念牢牢约束着的缘故。

　　譬如“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这个已经成为“古典”的主题，我认为，从“文学性阅读”这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余地还不少。今天的报告时间有限，没有充足的时间展开这个话题，所以简略地说及一下。

　　巴金这个现实的存在如何接受并信奉无政府主义这个思想，如何参与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原理的实际社会运动，这些“事实”的研究方面确实还留着有不少空白点要继续考察并填补。但是，如果这个研究的最后目标仅仅止于事实的再现的话，那么恰如前面已经谈到那样，这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因为文学研究要想象并思考在所有“事实”完全被可视化的终极状态中依然存留着的“问题”。

　　原来无政府主义是不可捉摸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语言化、使用语言的对象化极其困难。而且，即使有一个人说是信奉无政府主义，但是“信仰”这个东西就存于人的内心中，是无法从外面窥见到的不可视要素。那么，即使尽量博搜现实中存在着的可视性材料，把这些“资料”、“证据”拼凑起来，也终于无法到达人的内心之深奥处。

　　爱读巴金作品的热心读者一定知道，巴金从年轻时代起就非常反感别人从外部界定他。因为他认为内心的真实是不可视的、自己的真实是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

　　譬如《爱情三部曲》那样的作品往往引导读者去“猜谜”：作中人物的模特儿是谁？作品中的故事反映何时何处发生的何种事件？巴金的思想到底假托在哪一个人物的身上？……其实，如果想接触到被内密性遮蔽的巴金内心的“真实”，这种猜谜式的阅读方法还是有局限，达不到目的。与此不同，我却认为，宁可以情节或故事等构成文本的要素或虚构的机制等属于叙述主体的“真实”为线索，假定认为“叙述的真实”扎根于作者内心的深奥处、通向作者“内心的真实”，从此切入而进行考察才算有效。我相信，只有如此，巴金及其文学的包括研究也在内所谓“文学性阅读”才可能。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各种文献被数码化，以数据库的形式在互联网上公开于世，不仅是专家学者，一般读者也很容易可以看到过去比较珍贵的版本。这个变化确实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实际上，这个变化迫使以往的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大幅度变更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以及基本框架，甚至会导致过去研究的全盘否定，确是一场颠覆性的变化。像我这样一直鸟瞰属于不同的年代、地域和群体的复数的作家和文本，企图从中看出某种“意义”的国外研究者面临如此巨大的变化，感慨颇深；让我从新获得有关文学史的大量信息、从新构筑文学史框架，是非常艰难的，说日暮途穷、几乎绝望也不为过。

　　话虽说如此，但是能够了解以前无法明了的情况，总是令人兴奋的事。关于巴金，也通过这样的渠道，根据以前不容易阅览的文字资料，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最近我在一家数码文献资料的数据库上找到了一本书，是张煌《种子》（桂林文学编译社，1942年10月初版。1944年重印时改名为《狱中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作者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拘留，该书描述他被捕的经过以及后来的狱中生活。其中作者居然引用巴金翻译的亚历山大·柏克曼《狱中记》2，以说明自己的处境。我看到这一段后重新确认巴金原来拥有这样一个读者、受到巴金启发和影响的青年到底不在少数，觉得很新鲜。

　　在此介绍如此插话，并没有深意。快要结束报告之际，我只想把这段小小的插话和今天谈到的一些问题——巴金作品的文学性阅读和重新评价——联结起来，以确认一个原则。

　　就是说，今后有关巴金的种种“新事实”会继续被发掘出来，但是文学研究应该思考这些“事实”全部被发掘出来的状态下究竟给我们启示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问题。“事实”到底能否拥有“意义”，还是取决于阅读、如何阅读文本或者如何理解“人”这些读者的态度。像我刚才介绍那样的小小例子，今后也会不断被发掘出来。其实，所谓“事实”，在它全部被发掘出来之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会永远出现下去。那么，我们与其探讨“事实”的内容本身，倒不如对于给“事实”以“意义”的文学性阅读和自己的阅读态度以及如此态度的构筑和锻铸提高自觉心。我想从前面小小的例子汲取了如此教训。我认为，新的“事实”的出现应该是鼓励这种自觉的契机，更应该是令人觉察到对于制度化的学术研究不感到任何疑义、把“像样子”和“成果”的追求成为唯一的目标是精神上的一种颓废的“警告”。

　　近年来，据我管见，巴金小说中现代主义的影响、性别问题、疾病的隐喻等等，从过去未曾有过的新鲜切入开始探讨巴金的文本，正面面向作品的文学性阅读和分析逐渐增加起来了。说什么“文豪”，似乎是过去的陈旧遗物，或许给人以已经过时的印象，其实不然。我认为，在巴金的文学中确实潜藏着以往的研究还未充分汲取出来的多样魅力和丰富的问题。

　　对于巴金和他的作品感到特别的感情，而多年以来断断续续做过一些“研究”的我，衷心希望今天这样聚会能够成为产生新的阅读之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