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母语文学创作留住人类共同的记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必须以特定的文字符号来表述。据说世界上原本有6000多种语言，随着时光的推移，语言的种类正在逐渐减少，这是令人堪忧的现实。有时候，在世界的某一角落，随着一个老人的逝去，一种语言就会消失，时光就是这样残酷。另外，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匹配的文字，所以，对操有自己语言的一些民族，用母语书写便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历史鸿沟。他们只能用第二种语言来写作，而非母语。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即便是语言和文字都有了， 还得有以这种语言文字为内容的系统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精于这种语言特殊语法和词汇的人才，执笔写作的作家方会出现。而这一切的实现，则是以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的保障为先决条件的，否则难以企及。

　　一个民族，在一条河的两岸，可能就会使用两种语言。裕固族就是这样的民族，这个民族的语言，在河西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河东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千百年来便这么传承下来。可是今天，当现代化的步伐急速走到这里，对于这种语言的延续真的带来了尖锐的挑战。裕固族作家基本都在用汉语写作，而分为两个语族的母语，历史上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产生过《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这样的叙事长诗和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但是今天，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广播电视、互联网、云计算的覆盖，民间文学想象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对于裕固族母语来说，通常的口语会话还会延续下去，但是以这种语言为支撑的新的文学艺术创作则难以见到。这就是一些母语所面临的客观现实。

　　纳西族创造了“东巴文”和“哥巴文”两种古文字，而且至今还使用着这两种古文字，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确是个奇迹。可以说，“东巴文”和“哥巴文”是货真价实的语言文字文化标识，恪守着一方天地，它们虽然传承下来了，但在今天仅限于少数专家学者研究使用，与纳西族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存在隔膜。这不由得让人担心，这样的母语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语言文字的活化石。因为，除了历史上记载的“东巴经”，由这两种文字创作的当代文学作品极为鲜见，纳西族作家几乎都在运用汉语创作。这是有文字的母语的另一种真实处境。

　　同一个民族因生活在不同地域或者不同国度，虽然语言相同，但文字不同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蒙古语，在内蒙古用的是旧蒙文（当然，在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还推行过源自藏文的八思巴文），在新疆的蒙古族使用的是托忒蒙文（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评奖时，将托忒蒙文作为一种文字授奖），而在蒙古国，使用的是基里尔字母。而现行蒙古文，要到很晚才形成和流行于民间。1648年，咱雅班第达在畏兀儿式蒙古文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的托忒文，差不多与此同时，通行于其他地区的畏兀儿式蒙古文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近代蒙古文。

　　这种现象在哈萨克语中也存在，我国的哈萨克族使用的是由阿拉伯文转换过来的老文字（上世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推行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在上世纪30年代，哈萨克族曾一度改用过拉丁字母，到了40年代，又重新推行基里尔（斯拉夫）字母。现今的哈萨克斯坦使用的便是基里尔字母，而在土耳其的哈萨克人使用的则是拉丁字母。同一种母语，由于文字的不同或更替，在不同文本之间便有了隔阂，需要转写成另一种文字才能沟通。这也是一个奇特的母语现实。

　　而在我国南方，彝族文字在不同地区曾有不同的表述。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种差异已经基本消除。我国的傣族文字，与泰国的傣文是相同的，所以我国傣文文学作品走出边界也很受欢迎。而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等民族，都有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并有以这种文字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活动，出版有图书期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也有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有壮语电视节目、期刊、出版物。但是，这些民族的创作主体，大多使用汉语创作。

　　当然，用第二种语言写作，出现了许多成功的范例。在拉丁美洲，已经造就出一大批世界级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作家，其中，最为我们熟悉的便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印度等国产生了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在非洲等地也有用法语写作的作家……这是跨文化、跨国界的例子，在一国之内，使用第二种语言写作的作家也很多。在我国，一大批活跃于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在用汉语写作。由于第二种语言的受众广泛，人口众多，作家作品的影响空间自然要开阔得多。据统计，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10种语言是：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北印度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德语和日语。有19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总数约占全球人口的75％。就使用人数来说，汉语居首位；从分布面积而言，通用英语的国家达34个。另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语言没有文字。目前，有20余种语言已经不能对话，濒临消亡。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语言曾经面临很大的困境，但最后又复兴起来了，比如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公元前70年，罗马人攻毁犹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自此犹太人被逐出家园流落世界各地，他们有时不得不使用寄居国的语言，以致希伯来口语慢慢衰弱。所幸书面语言保留在《圣经》、死海古卷和大量犹太教法典及文献之中。这便是文字记载母语的另一种力量。

　　直至约2000年后，在19世纪下半叶，出生在立陶宛的一位犹太青年埃里泽·本·耶胡达决心复兴希伯来语。1879年，他发表论文《事关大局的问题》，提出在现代世俗世界同化压力下，犹太民族面临作为一个民族如何生存下去的重大问题，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家园，才是犹太民族存在的必要条件。1884年，他开始发行一份周报，并着手编纂一部希伯来语字典，并不断充实词汇量。1890年12月，他组建了一个希伯来语委员会——即希伯来语研究院前身——以推动犹太人重新学会说希伯来语。此后，耶胡达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者。他不仅要求他们使用希伯来语，还坚持要求让他们的子女把希伯来语作为母语来学。有志者事竟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勒斯坦地区全部使用希伯来语的幼儿园、中小学和专业学校已达64所。后来，希伯来语在以色列国建立前后也经受过多次挑战，但是希伯来语作为存活语言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今天的希伯来语，与2000多年前的希伯来语竟然相通，这还要感谢对于一种母语的原初文字记载。

　　《蒙古秘史》的传承则是另外一个奇迹。《蒙古秘史》是一部关于蒙古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文化著作，翔实记载了成吉思汗家族、蒙古民族的崛起，以及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甚至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以及有关北方草原民族的大量史料、传说、故事、风俗、习惯、词汇、谚语、歌谣等，也是一部大量采用散文体和韵文体（诗体）语言叙述的古典文学名著。

　　《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在《元史》中由蒙古语音译名为《脱卜赤颜》（或《脱必赤颜》《蒙古脱不赤颜》），汉译名为《国史》。沿传于今的《蒙古秘史》，最初由畏兀儿文书写而成，但在元朝时期只许皇室御览，密藏于金柜，没有传布民间。后经编纂《永乐大典》的明朝史家筛选，题名为《元朝秘史》，作为蒙古语汉语对照本，收进大典。这是一本由明朝四夷馆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的奇书，逐词傍注汉译，音译择字自成一体，由此保存了这部重要典籍。后人由汉字标音记载，将之恢复为蒙古语，并转译成多种语言。后来，西方学者为学术研究方便起见，在原有分卷分段基础上，对《元朝秘史》做了“学术分节”，共282节，按节编序的做法沿用至今。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文本。史实证明，无论用哪种文字记载，只要是文本存在，就可以还原一种母语范本，《蒙古秘史》便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古兰经》是一部优美的阿拉伯语韵文巨著。《古兰经》共分114章，其中麦加章为86章，麦地那章为28章，共6666句。到了近代，《古兰经》有了更多不同语种的译文，但是，吟诵时则必须以阿拉伯语发声。全世界大概有16亿人信奉伊斯兰教，这又是另一道奇特的母语风景线。

　　现在通行的朝鲜文，创制于1444年。在此之前的朝鲜语，长期使用汉文记载，存在言文不一的现象。后又取汉字音义记录朝鲜语，史称“吏读文”，但依然无法精确记录朝鲜语。李氏朝鲜建立后，至世宗朝（1418-1450），为巩固政权，加强文治，创制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创制当初是由左向右、自上而下纵写。而现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我国朝鲜族通行自左到右横写。韩国两种均可，当以自左至右横排为主。朝鲜于1948年取消夹用汉字，用纯朝鲜文。韩国迄今仍允许夹用一定数量的汉字。

　　人类充满了梦想，世界语的创制与使用便是一个实证。1887年波兰犹太裔医生柴门霍夫博士在印欧语系基础上创立世界语，意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便于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都能在人类大家庭中亲如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在现实世界中，世界语已经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辅助语，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世界语组织和兼用世界语者。

　　有趣的是，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人类所有的语言文字，统一由一个“1”和一个“0”编入程序。而在云计算时代，人类的所有言行都将纳入虚拟空间，这才是最为壮观的母语现象。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同语言和文字的消亡，在我国就有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成为了一种历史现象。目前，除了极个别专家能够破解译读，已无人群使用。其实，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损失。我们应该鼓励那些最小的族群用自己的母语书写美丽的诗行，以留下人类社会共同的记忆。